范振家

投書面對中國「新質生產力」 台灣產業應如何因應

面對大陸「新質生產力」 台灣產業應如何因應       在2023年中國「兩會」上，「新質生產力」這一概念引起了廣泛關注，不僅標誌著其在中國經濟政策中的重要地位，更預示著它將在未來中國發展規劃中扮演核心角色。該概念的提出，也為習近平「三新」經濟理論的一環，「三新」就是「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目的在於推動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從依賴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產業，轉向追求綠色、智慧化產業，並加強中高端工業建設與科技自主權，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內循環經濟體系。      大陸將傾舉國之力建設綠色低碳、智慧高效、獨立自主的高端產業體系，而由上述產業所產生的產值即為「新質生產值」。這一轉型策略對台灣產業造成了不小的壓力與挑戰。首先，大陸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強烈重視及其在全球供應鏈中地位的提升，直接威脅到台灣電子和資訊科技等核心產業的競爭優勢。長期以來，台灣在這些領域尤其是在成熟製程上取得了一定的領先地位，但隨著大陸技術水平的迅速提高，台灣產業將不得不面對價格和技術創新的雙重競爭壓力。       大陸推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對綠色低碳和自主創新的強調，也會同時要求在大陸的台灣產業必須在環境保護和技術研發方面進行更大的投入。這不僅增加了台灣企業的經營成本，同時也面臨著國際環保標準日益嚴格和技術封鎖風險的挑戰。再加上大陸加強內循環經濟體系的建設，可能降低對外部市場和供應鏈的依賴，這對於高度依賴大陸市場的台灣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大衝擊。    從大陸對ECFA關稅減讓列表的調整來看，似乎顯示出對某些傳統產業關注度的下降，這可能預示著大陸對於這些產業的重視程度正在降低，對台灣傳統產業未來的發展造成了不確定性。此情形下，台灣政府和產業界若繼續高估「兩岸情勢可控」，而忽略了未來兩岸經貿變局下的機遇和風險，則可能對台灣經濟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      台灣面對中國「新質生產力」戰略的推進，迫切需要進行產業轉型升級，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並積極尋找新的市場機遇。同時，加強與大陸在新興領域的合作，雖是化解衝突、創造互利共贏局面的策略，但更應警覺於依賴性過強所帶來的風險。台灣必須在強化自身在綠色能源、智慧科技、生物科技等前沿領域的競爭力的同時，台灣還應提高對外經貿政策的靈活性和前瞻性，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以便更好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並為本地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提供更多的機會和支持。通過這些措施，台灣不僅能有效應對中國「新質生產力」戰略帶來的挑戰，還能在新一輪全球經濟和技術變革中扮演更加積極和主動的角色。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投書洗刷「詐騙之島」惡名 從建構全民數位安全素養做起

洗刷「詐騙之島」惡名 從建構全民數位安全素養做起    近來爭議不斷的數位發展部，更被自家民進黨立委批評花錢出國，藍營立委也踢爆「辦公室花四億、一年出國329天！」在台灣，隨著數位轉型的浪潮迅速席捲而來，政府成立數位發展部，意在駕馭這股浪潮，確保國家安全與社會福祉能在數位化進程中得到加強。然而，近期圍繞數位發展部的一系列爭議，尤其是在資源使用、國際交流、辦公室裝潢，乃至於對抗詐騙的成效上，不僅引起了社會大眾的廣泛討論，更引來了立法機關內不同政黨的質疑。這一切反映出的不僅是對一個政府部門運作的監督，更凸顯了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在數位時代下，政府在提升公民數位安全素養與打擊電信詐騙戰略上的成效，顯然還遠遠不夠。     從根本上來看，政府在抗擊詐騙的戰略中面臨的挑戰，與公民普遍欠缺的數位安全素養有著直接的關聯。當數位安全意識不足時，即使政府加大了打擊詐騙的力度，也難以從根源上遏止詐騙活動的發生。而數位發展部作為政府在數位轉型與數位安全方面的主要推手，其在提升全民數位安全素養方面的表現，卻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觀察當前數位發展部的做法，我們可以看到，該部門在提升公民數位安全素養方面，主要依靠短期宣導活動和提供線上資源。這樣的策略雖然對於提高公眾對特定風險的即時認識有一定的幫助，但對於深層次的數位安全意識與長效的自我保護能力的培養卻相對薄弱。這一策略的局限性，在當前詐騙手法日新月異的背景下尤為明顯。公民面對的不僅是傳統的詐騙方式，更有著日益高科技和隱蔽的網路詐騙手段，這要求公民不僅要有基本的防範知識，更需要具備辨識新型詐騙手法的能力。     數位發展部在推動數位安全教育的過程中，與教育部門的合作似乎並不緊密，導致數位安全教育在學校教育體系中的推廣不夠全面。資通安全教育應從小開始，並貫穿於人們的終身學習過程中，這需要教育系統的全面配合與支持。缺乏系統性的教育規劃與實施，無疑會影響到全民數位安全素養的提升效果。     更為關鍵的是，面對特定的高風險群體，如老年人、非技術背景成人或學生等，數位發展部未能提供針對性強、易於理解和實施的教育方案。這些群體在數位生活中相對脆弱，卻未能獲得足夠的關注和支持。     因此，要真正提高政府打擊詐騙的戰略成效，關鍵在於從根本上提升公民的數位安全素養。這需要數位發展部改變目前的做法，通過與教育部門的深度合作，建立一套全面且持久的數位安全教育體系，並針對不同群體提供定制化的教育方案。只有當全民具備足夠的數位安全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時，政府的打詐戰略才能真正發揮效用，台灣才能真正洗刷「詐騙之島」惡名!。文: 范振家 / 管理學博士

投書認真面對精神健康與社會安全網的危機

認真面對精神健康與社會安全網的危機    前幾天，基隆八堵的事件像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引發社會震撼。一名34歲的男性，在精神狀態失控下，造成了兩人死亡，最終自己也在火車輪下結束了生命。這場悲劇不僅再次揭露了精神健康問題對社會安全的嚴重威脅，更讓我們不得不深思，當前社會安全網的諸多缺陷。    這不是第一次，也絕不會是最後一次，精神健康問題引發的悲劇讓我們心碎。每次事件發生，我們都會經歷一段時間的悲憤和關注，但隨之而來的，往往是無力和忽視。這種反覆的模式，讓人感到無奈和憂慮。為何我們的社會，似乎總是在等待下一場悲劇的發生，才會短暫地停下腳步，稍作反思？    在面對精神健康問題時，我們的社會似乎陷入了一種矛盾的困境。一方面，我們對於強制住院和治療的門檻設置得過於嚴格，出於對個人自由和人權的保護。然而，這種過度的謹慎，卻可能讓那些迫切需要幫助的人失去及時救治的機會。當患者因門檻過高而被迫提早回到社區，而社區又缺乏足夠的支持和管理，他們的康復之路無疑變得更加艱難，甚至可能對社區的安全造成威脅。    社區護理和支援系統的不足也是一個長期而深刻的問題。過去的案例已經多次顯示了社區支持對於精神健康患者康復的重要性。然而，實際落實到位的例子卻少之又少。我們迫切需要一個能夠提供持續關照和監督的社區系統，確保每一位患者都不會被忽視，每一位需要幫助的人都能及時得到支持。    司法和醫療系統之間的溝通和協作缺失，已成為阻礙我們有效解決問題的一大障礙。這次事件再次暴露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但令人遺憾的是，即使在經歷了如此悲劇後，我們仍未見到任何具體的改進措施或制度調整。這讓我們不禁反問：要發生多少次悲劇，我們才能見到真正的改變？    這場悲劇不應僅僅成為一次血的教訓，而應該是推動我們社會進步的動力。如果在此之後，我們仍未見到政府和社會各界在制度上做出足夠的反思和改善，那麼這場警鐘敲響的意義又在哪裡？我們迫切需要行動和改變，而不僅僅是關注和哀悼。    我們需要加強對精神健康問題的早期識別和介入能力，降低強制住院和治療的門檻，同時加強社區護理和支持系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每一位精神病患者的福祉，同時減少社會安全的風險，避免類似悲劇的再次發生。此外，改善司法與醫療系統之間的協調也至關重要，這不僅能夠提高治療的效率，更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保障患者的權益。文: 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投書兩岸穩定和平當務之急 避免敵意螺旋不斷擴大

兩岸穩定和平當務之急  避免敵意螺旋不斷擴大    在深入剖析2024年2月14日金門海域發生的漁船越界翻覆事件及其對兩岸關係影響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系列複雜的因素如何交織出一幅令人憂慮的畫面。這場事件不僅暴露了海巡執法行動中的失誤，而且深入觸及到了兩岸高度敏感且互信薄弱的核心問題，進一步受到政治力操作的影響，這無疑對司法正義的實現和兩岸間所堅持主權尊嚴面臨了嚴峻的考驗。     大陸方面對事件的處理顯示出了強硬但有控制的態度，試圖不讓事件升級，然而其聲明中充斥的政治機鋒反映了對台灣處理方式的不滿。相對地，台灣方面的反應則揭示了既有制度性的漏洞和政治干預司法辦案的明顯跡象，這不僅在台灣內部引發了各界廣泛的討論，也對瀕臨凍點的兩岸關係造成了更嚴峻的挑戰。    此次事件的處理和發展引發了後續兩個顯著的效應。首先，對岸聲稱「金廈禁止限制水域不存在」，挑戰了自民國81年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劃設的互相尊重與管控區域的原則。其次，陸方在事件發生數天後強制臨檢我方觀光船，而我方的回應則是海委會主委管碧玲建議:「可依照標準程序不停留或是轉彎避開，並第一時間通報海巡人員馳援。」，力道上則似乎顯得力不從心，這些都是雙方在缺乏善意溝通與相關政策配套下的後果。    未來賴政府正式上台後，若類似的擦槍走火事件再次發生，是否會引發更進一步的兩岸海上軍事對峙或事端，這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問題。海委會主委管碧玲對「善意」的重申，雖然主要目的在降低兩岸緊張氛圍，但在兩岸進入所謂「敵意螺旋」的當下，任何未來的擦槍走火事件都有可能上升至軍事衝突。    在領土與領海議題上，「領土聲索」或「領土劃界」議題往往是引發衝突或戰爭的潛在火種。因此，在處理類似議題時，雙方必須確保資訊的公開透明和事實證據的有效掌握，並透過有效正確的溝通管道，降低兩岸人民因資訊落差所造成的誤解與敵意。    這次事件及其後續發展凸顯了兩岸在處理敏感事件時所面臨的挑戰，以及避免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的迫切需要。兩岸關係的穩定與發展，特別是在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及中美角力的背景下，需要雙方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共同努力，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只有通過增進溝通、加強合作，兩岸才能有效地應對挑戰，建立起相互尊重和信任的關係基礎，推動關係向前發展，共同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

投書國安與治安挑戰 印勞能解決失聯移工問題？

從勞動短缺到國安挑戰：引進印勞前先解決失聯移工問題    臺灣開放引進外籍移工迄今 30 多年，在臺移工人數逐年攀升，已成為國內常態的補充性勞動力。據移民署統計，截至2023年底失聯移工累計已達8萬6523人、增加近6000人、平均每天約17名移工失聯，並以製造業失聯達4萬9318人最多，勞動部調查也顯示，過去6年約有半數的製造業及營建業雇主反映聘僱的移工失聯，顯示目前移工失聯問題嚴重。    在此背景下，政府提出開放引進印度勞工的政策，雖然表面上看似是解決勞動力短缺的策略，但卻可能忽視了失聯移工問題背後的深層社會和經濟結構性因素。如果只是藉開放引進印度勞工政策的短視和忽略，不僅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加劇失聯移工問題對現有的社會治安衝擊與挑戰。這不僅反映了勞動市場的結構性問題，更對社會治安造成了直接的衝擊與影響。失聯移工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它不僅關係到勞動政策和人權議題，還直接觸及到社會整體治安和公共秩序的維護    更重要的是，失聯移工的存在增加了社會治安的不穩定因素。由於他們缺乏合法的身份和社會保障，一些移工可能被迫或誤入犯罪組織，涉足非法活動，如偷竊、詐騙、販毒甚至有集團性犯罪及幫派化趨勢，失聯移工較整體移工犯罪率更高，進而影響社區的安全和居民的生活品質。此外，失聯移工由於害怕被發現和遣返，往往避免與官方機構接觸，這種情況使得他們在遇到健康、安全或剝削問題時難以尋求幫助，不僅加劇了個人的困境，也可能對公共衛生體系造成負擔。這已經不是經濟或內政問題，已經變成國安問題，政府應該要積極處理。    解決失聯移工問題，需要的不僅是快速補充勞動力的短期策略，而是一個長遠且全面的改革方案。這包括提升勞動條件、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動法規的執行和監督，以及建立一個更加公平、透明和人性化的外籍勞工引進和管理機制。同時，政府應加強社會整合政策，提供失聯移工合法化的途徑，以及加大對非法雇傭和勞動剝削行為的打擊力度，從而真正解決失聯移工問題，也只有透過全面的改革和妥善的管理。    政府在推進引進印度勞工政策之前，應加強對現有失聯移工問題的根本原因進行深入分析和檢討。這包括加大對違法雇主和不良仲介的打擊力度、改善外籍勞工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提供更多合法的求助和申訴渠道、以及促進外籍勞工的社會融入，更重要的是別讓失聯移工成為台灣治安隱憂進而成為國安問題。（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投書玩過火的直播亂象 小雞也GG了!

在這個按個讚就能讓人紅遍半邊天的數位時代裡，網紅文化正如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成為了當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隨著「晚安小雞」在柬埔寨的假綁架直播戲碼荒謬上演，這場看似光鮮亮麗的網紅狂歡背後，暗藏的問題與爭議也逐漸浮出水面，引發對於網紅文化及其負面影響的深刻反思。       網紅為了追求更高的關注度和收益，不惜一切代價「搏眼球」，甚至不顧法律底線和道德良知，製造爭議性話題或進行危險、違法的行為。這種極端化和商業化的行為模式，不僅危害了他們自身的安全和形象，更為嚴重的是，對於青少年這一心智和價值觀處於形成階段的群體，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這些青少年，容易受到這些不當行為的影響，模仿這些網紅的行為，進而忽視了學習和個人全面發展的重要性。        對於這種網紅行為的監管明顯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國際上已有將網路行為納入法律管理的先例，但在台灣，相關法規和監管措施仍顯匱乏，無法有效應對網紅文化帶來的衝擊與挑戰。現有的法律法規，如廣電法等，對於網絡媒體的監管仍顯不足，使得網紅行為難以受到有效制約，讓社會大眾對於如何應對網紅帶來的負面影響感到無助和擔憂。        更為關鍵的是，網紅文化的盛行也反映了當代社會對於名利觀的扭曲和對成功的追求過度簡化。網紅通過短期內快速崛起，獲得名利的故事，給人一種錯覺，認為通過網絡成名是一條快速獲得成功和認可的捷徑。這種觀念不僅忽視了背後的努力和創意，更導致了一些青少年盲目追求成為網紅的夢想，忽略了個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責任感。        面對網紅亂象，我們迫切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措施來進行治理。政府和相關機構必須加強立法和監管，更新和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以適應數位媒體時代的特點和需求。網紅和自媒體平台也應承擔起社會責任，自覺規範自身行為，提高內容質量，避免傳播有害信息。同時，公眾特別是家長和教育工作者，也需要提高對於網絡信息的辨識能力，引導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成功觀，避免盲目追求網紅夢，重視個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責任感。       「晚安小雞」的事件應成為我們的一面鏡子，讓我們清醒地看到網紅文化背後的問題和挑戰，不要讓我們社會淪為「瘋子演戲、傻子看戲」社會弱智化之窘境。

投書打詐只求戰術不重戰略， 恐怕只會愈打愈詐!

民進黨立委陳亭妃日前指出，即便立法院通過了「打詐五法」修法，並且行政院推出「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1.5版，詐騙案件仍呈現猖獗趨勢。台灣近期面臨詐欺案件激增的困境，顯示出現行政府打詐政策的效果並不理想。民眾深受詐騙所苦，而政府的反應似乎未能達到有效遏止詐騙犯罪的目標。    儘管政府成立了跨部會的打詐國家隊，並由行政院成立專門的打詐辦公室，但這些措施在實際運作中似乎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2023年詐欺案件報案總件數高達3萬7984件，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三成。這不僅顯示出詐騙手段的多元化和複雜化，更反映出打詐政策的不足。    這凸顯出當前打詐策略需要進一步強化和改變戰略。台灣面臨的詐騙問題愈發嚴峻，尤其在數位時代背景下，詐欺手段變得越來越多樣和複雜。為了有效應對這一挑戰，教育部門必須在現行課綱中增加國民教育的元素，特別是將數位安全素養和防詐意識教育納入其中，這是對抗網絡詐騙的一個關鍵策略。    教育系統應該涵蓋如何識別和應對網絡詐騙的內容。這包括對網絡安全的基本知識教育，讓學生了解如何保護自己的個人信息，識別常見的網絡詐騙手法，以及在遇到疑似詐騙時應採取的行動。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至關重要。學生應該學會質疑並辨別潛在的網絡詐騙威脅，這不僅包括識別詐騙信息的能力，還包括對信息來源的評估能力。透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質疑精神，可以幫助他們在面對複雜的網絡環境時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數位安全素養教育不僅是學校的責任，也應該成為社會和文化的一部分。學習認識可能的數位風險、隱私的觀念、保護自己、資安與數位禮儀等負責任地使用習慣，家庭、社區和媒體都應扮演積極角色，提高公眾對於數位安全素養的認識。此外，我們也需要對台灣社會的數位安全素養進行反思，建立一種更加警覺和負責任的態度來應對新科技網絡詐騙(AI、Deepfake)。這種全面性的教育培養防詐意識認知策略，能內化成為個人認知數位安全及辨別詐騙的能力，除保護自己不受詐騙的侵害，更能防止誤入犯罪組織致觸法網。    從犯罪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詐騙犯罪的存在和持續是由市場的供需關係所驅動的。詐騙產業，作為供給方，只有在其服務（即詐騙行為）找到需求（即潛在的受害者）時詐欺犯罪產業才能旺盛。就打詐戰略層面而言，從被害需求面向來強化作為，詐欺產業鏈自然無利可圖不打自滅。

投書當大律師變成詐團主嫌，天使與魔鬼之變！

日前國內前大三ACE王牌交易所驚爆出虛擬貨幣詐騙，據媒體報載主嫌林某收押後，發現ACE實際負責人竟是知名建業法律事務所所長，該律師不僅擔任詐團軍師，還幫忙操縱價格漲跌，當律師成為詐欺犯罪共犯結構的一部分，對國家在防制詐欺犯罪方面帶來的主要衝擊是多方面的。這種現象不僅從根本上挑戰了法律制度的完整性，還對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任造成了嚴重損害。    律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如果用於協助犯罪活動，不僅使得詐騙手段更為隱蔽和複雜，也增加了偵破這些犯罪的難度。當律師利用其對法律程序的深刻理解來操縱或延誤司法程序時，這不僅妨礙了正義的及時伸張，也削弱了法律制裁的威懾力。    律師參與詐欺犯罪活動嚴重損害了公眾對法律專業的信任。法律專業的公信力建立於公眾對律師道德和專業性的信賴之上。當律師常被發現參與非法活動時，這種信任會受到重創，進而影響人們對整個司法系統的看法。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從加強監管、提高透明度和加強教育等多方面入手。首先，加強對律師行業的監管是關鍵。這包括嚴格執行職業道德規範，對違反行業標準的行為進行嚴厲懲處。同時，應建立一套有效的機制，以監控和審查律師的職業行為，防止他們參與非法活動。    另外，提高法律行業的透明度也非常重要。透過公開律師的職業記錄，包括任何不當行為的記錄，可以讓公眾更好地了解其律師的背景和職業道德。這不僅有助於提升行業整體的透明度，還有助於重建公眾對法律專業的信任。   同時，加強對律師的專業教育和道德教育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通過在法學教育中強調職業道德和法律責任，以及提供持續的職業培訓，可以幫助律師更好地理解其在社會中的角色和責任。    台灣詐欺犯罪模式的集團化、專業化和科技化是當前打詐工作面臨的嚴峻挑戰。從以上新聞揭露的詐騙案件中可以看出，詐騙集團不僅組織結構完整，分工細膩，而且還運用到法律、金融和通訊等專業領域的知識和技能。律師帶頭參與詐欺犯罪活動對國家防制詐欺犯罪的努力帶來了嚴峻挑戰。面對由專業人士，特別是律師參與的詐欺犯罪活動，因此，政府必須從戰略層次出發，加強和改變其打詐思維策略，從加強民眾的數位安全意識和素養教育來著手。

投書還給少年安全無虞的生活空間、杜絕學生霸凌事件再起

還給青少年安全無虞的生活空間、杜絕學生霸凌事件再起    近日媒體公布一則令人痛心且震撼人心的青少年霸凌事件，一名少女在河堤公園遭到殘酷的群體暴力對待，這一事件在網路上迅速傳播，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和譴責。該事件不僅是對受害者的嚴重傷害，更是對我們整個社會的深刻警鐘。它暴露了當前台灣教育體系在青少年道德教育方面的嚴重不足，以及對於法律觀念培養的重大缺失。    我們必須正視台灣青少年在道德教育方面的薄弱。這起霸凌事件不僅是簡單的暴力行為，更反映了加害者缺乏基本的道德判斷和同理心。這種缺乏不是偶然的，而是長期以來忽視道德教育和人文關懷的結果。台灣的教育體系過於重視學術成績和技能培訓，而忽略了對青少年進行全面人格教育的重要性。在學校課程中，道德和倫理的教育往往被邊緣化，缺乏系統性和實踐性。學生雖然學習了許多書本知識，但在面對現實生活中的道德抉擇時，卻常常顯得無所適從。    青少年對於法律觀念的淡薄，是這一事件中不容忽視的問題。在這起霸凌事件中，加害者不僅在行為上令人痛心與憤怒，而且在法律意識上顯得極為薄弱。他們似乎不明白自己的行為將會承擔怎樣的法律後果。這種現象反映出台灣社會在青少年法律教育方面的不足。青少年時期是形成法律觀念和社會責任感的關鍵時期，但目前的教育體系未能有效培養學生的法律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網路社群平台的興起也對青少年的行為產生了重大影響。在這起事件中，加害者通過網路社群平台的“公審”行動來突顯自己行為的正當性。這種行為不僅顯示了他們對法律的無知，也反映了當前社會對於網絡與現實界限模糊的問題。當青少年將網絡空間視為一個可以逃避現實法律責任的地方時，他們的行為就容易越過道德和法律的底線。    台灣社會和教育體系需要對這一事件進行深刻的反思。我們應當加強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培養他們的同理心和社會責任感。此外，法律教育也應該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部分，讓青少年明白自己的行為將會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同時，家庭、學校和社會應該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健康的網絡環境，引導青少年正確使用網路社群平台。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效預防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為台灣的青少年創造一個更加健康、更加安全的成長環境。

投書青春不留白、車手別靠來！

台中最近發生的一起假冒警察的黑吃黑案件，揭露了詐騙集團內部的複雜和危險性。報案人和嫌犯都是詐騙集團未成年車手成員，此案例顯示即使是在犯罪集團內部，成員間也存在著欺詐和暴力的風險。這種情況反映了台灣青少年詐欺犯罪的日益嚴重，並且凸顯了需要針對此問題採取更有效措施的迫切性。    青少年為何會被誘導加入詐騙集團？根據司法院的統計根據司法院的統計，自2017年以來，涉入詐騙案件的青少年人數逐年增加，這不僅對社會治安構成嚴重威脅，更反映出台灣青少年處於困境的深層次原因。本文旨在探討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並提出有效的策略以預防和減少青少年涉入詐騙犯罪。    首先，必須認識到導致青少年涉入詐騙犯罪的多重因素。一方面，經濟誘因在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許多詐騙集團以高薪和看似豐厚的福利誘惑青少年，特別是那些處於經濟困境或對未來抱有不確定感的年輕人。另一方面，教育體系中的不足亦不容忽視。當學生無法適應傳統教育體系或感到學習缺乏意義時，他們可能尋求其他途徑以證明自己的價值，而詐騙集團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機會」。吾人面對這一問題，有以下幾個關鍵策略可以實施：    一、 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和培訓至關重要。學校應提供更多關於社會責任、法律知識和道德教育的課程，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同時，教育部門應增加對職業教育的投入，為那些可能不適應傳統學術教育的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途徑。    二、政府應該加大對跨國詐騙網絡的打擊力度。這包括加強國際合作，對詐騙集團進行有效的追蹤和打擊，並加大對受害者的保護和支持。通過這些措施，政府不僅可以幫助那些已經被詐騙集團利用的青少年，也能對其他可能被誘惑的青少年產生威懾效果。    三、社會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在預防青少年犯罪方面也應發揮作用。這些機構可以提供輔導服務，幫助有犯罪傾向的青少年重新融入社會。他們也可以開展宣傳活動，提高公眾對詐騙犯罪的認識，特別是針對年輕族群的宣傳活動，讓他們了解加入詐騙集團的風險。    四、家庭在預防青少年涉入詐騙犯罪方面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家長應加強與孩子的溝通，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求，並在必要時提供指導和支持。家庭的穩定和溫暖環境對於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至關重要，可以有效防止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    預防青少年涉入詐騙犯罪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通過教育、法律打擊、社會支持和家庭教育的綜合措施，我們可以有效地減少青少年受到詐騙集團誘惑的風險，並為他們提供一個更加健康和安全的成長環境。

投書《少年事件處理法》是否已成黑幫打手保護傘?

新北市國中生遭遇的慘痛事件，不僅震驚了台灣社會，更暴露了一連串深層次的問題。這起事件不僅是對受害者和其家庭的巨大悲劇，也凸顯了社會安全網的重大漏洞、青少年犯罪的複雜性，以及幫派滲透校園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這一事件揭示了我們法律和社會結構中的根本漏洞，即如何保護我們的青少年免受這些有害影響，將探討這些問題及其背後的深層原因。    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幫派勢力已經深入校園。這不僅是教育系統的失敗，更是整個社會治安體系的敗筆。這些幫派利用社群媒體和短影音平台來誘惑和操縱青少年，利用他們年輕、易受影響的特性來擴大其犯罪活動，數位時代，這些平台成為了青少年的主要信息來源，但同時也是黑幫文化傳播的工具。這些平台上充斥著對暴力和不良行為的美化，對年輕人的心智和行為產生了負面影響。    近日各界對於《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批評不容忽視。雖然這項立法原本的目的是保護青少年，給予犯錯的年輕人改過自新的機會，但現實卻是它成了幫派利用少年犯罪的遮羞布。這種過度的保護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改革效果，反而被不法分子利用，將青少年當作可任意操控的工具。這種現象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無法容忍的。    幫派利用少年犯作為「會咬人的免洗筷」的做法，不僅是對這些青少年的利用和剝削，更是對社會正義的嚴重挑戰。他們通過施加誘惑和利益，使得這些青少年產生錯誤的優越感和英雄崇拜，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犯罪行為。這種現象反映了我們社會在道德教育和價值觀引導方面的缺失。我們也必須關注這些少年犯背後的社會環境。許多被幫派吸納的青少年來自於弱勢家庭或缺乏適當的社會支持。他們往往被誤導，認為加入幫派能獲得地位、尊重和經濟利益。這種錯誤的認知不僅摧毀了他們的未來，也對社會造成了重大的傷害。    對於檢警而言，少年犯罪問題早已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長期以來，少年犯罪問題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發生重大事件才引起社會關注。這種反應式的治理策略，顯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少年事件處理法》是否已成黑幫打手保護傘?新北市這起事件是一個嚴峻的警鐘，提醒我們必須從法制、社會、教育、家庭等多方面向著手，才能有效解決青少年犯罪問題。

投書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踩踏悲劇不再發生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踩踏悲劇不再發生    高雄跨年晚會發生的踩踏事件，雖然未造成嚴重後果，卻凸顯了在大型公共活動中管理人群安全的重要性。這起事件是由於誤會引發的恐慌所導致，幸好很快被釐清。然而，它提醒我們類似於2022年韓國梨泰院萬聖節和2014年上海外灘跨年夜的踩踏慘劇的風險依然存在。    踩踏事件通常在人群密集且緊張的情況下發生，這些情況可能包括火災、恐慌或其他引發群眾恐慌的突發事件。這些事件往往導致嚴重的傷亡，因此預防措施至關重要。    為了防範這些風險，主辦單位應採取積極的預防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對人群密集地區或具有特定地形特點（如斜坡）的地方特別關注。主辦單位維安人員或地區警力應規劃整合人力在大型活動中，如跨年煙火秀，組建專門的防踩踏小組，並採取一系列措施來管理人群。    這些措施包括設定人群密度限制（如每平方公尺不超過5人）來識別潛在的高風險區域，並在必要時啟動應急機制。現場指揮和溝通系統的建立也是關鍵，包括配備廣播器材、反光背心、指揮棒等，以及制定緊急疏散計劃。    在一些大型活動中，如某些著名的跨年煙火秀，警方會將活動區域分成數個小區域，以方便管理和快速響應。例如，一旦發現有人跌倒，警員會立即上前攙扶，並採取措施防止進一步的推擠或踐踏。    現場的空間規劃也很重要，如採用「王」字型布局來確保中間有疏散通道，並在散場時規劃路線，使用喊話器和反光指示器引導民眾疏散。這樣的措施有助於避免在路口的停留和推擠。    除了官方的防範措施，公眾教育也同樣重要。公眾需要知道如何在緊急情況下保持冷靜，遵循官方指示進行疏散，以及如何避免引起恐慌。因此，政府機構和活動組織者應當在大型活動前向公眾普及這些知識。    防範踩踏事件需要綜合性的策略，包括人群控制、緊急疏散計劃、現場指揮和溝通系統的建立，以及公眾教育。透過這些努力，我們可以減少在大型活動中發生踩踏事故的風險，從而保護所有參與者的安全。

投書別讓悲劇再次發生 補破網刻不容緩

新北市國三學生遭暴力事件的悲劇，不僅凸顯了校園安全的嚴重隱憂，也使社會安全網的漏洞和制度性缺失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此事件反映了台灣教育體系和社會安全機制在保護學生安全方面的挑戰。本文將從社會安全網的角度和校園安全制度出發，分析事件背後的制度性缺漏和執行面的障礙問題。       這起事件凸顯了教育部和衛生福利部之間職責的模糊與溝通協調的不足。社會安全網的主要責任單位竟非教育部，而是衛福部，這反映出在校園安全問題上，相關部門間的合作機制與責任劃分不夠明確，導致在處理校園暴力等問題時出現職責推諉或資源配置不當的情況。       台灣的教育體系在應對校園暴力方面存在結構性問題。行政院於2021年通過的「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劃，雖然預算高達407億元，但在具體執行方面似乎存在缺陷。該計劃預計在五年內投入9821名專業人力，但平均每所學校僅能獲得約兩名專業人員的支援，這對於解決校園安全問題顯然不足夠。這種「望梅止渴」的措施，無法有效解決校園霸凌和暴力的根本問題。       台灣教育體系中的教師角色與權力受限，亦是一大問題。當前的教育環境過分強調學生的自主權和受教權，導致教師在面對問題學生時束手無策。在「學生至上」的文化背景下，他們在實際教學中更多的是充當知識傳授者，而非學生心靈和行為的引導者。教師的權威被削弱，無法有效進行管教與指導，這不僅影響了教育質量，也削弱了校園的整體安全環境。       教育部門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值得深究。教育部門傾向於關注教學內容的改革和學生多元化的學習機會，而在校園安全和學生心理健康方面的投入相對較少。這種偏重教育內容而忽視學生整體福祉的政策取向，可能導致校園中的脆弱群體缺乏必要的支援和保護。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以下幾個建議值得主管機關檢討與策進：1.加強跨部門合作、打破機關本位主義藩籬：建立一個更為有效的協調機制，以促進教育部和衛福部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確保校園安全問題能得到及時且適當的處理。2. 增加校安專業人力配置：必須重新評估「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劃的人力配置，確保每所學校都能獲得足夠的專業人員支持，以有效預防和處理校園暴力問題。3. 強化教師的權威與培訓，賦予教師更多權力和支持：應重新審視和調整教師在校園中的角色，賦予他們更多管理和指導學生行為的權力和支持。恢復並強化教師在校園中的權威，並為他們提供更多關於心理健康、衝突解決和學生指導的培訓，使他們能更有效地管理學生，並及時識別及處理潛在的安全問題。4. 建立全面的預防機制，多方面的合作和溝通：促進教育部門、學校、家庭以及社會各界的合作與溝通，形成一個全面的支持網絡，以更好地解決校園安全問題：開發全面的校園暴力預防計劃，包括定期的學生心理評估、反霸凌教育，以及為學生和教師提供諮詢和支援服務。        新北市這起校園暴力事件不僅是一起悲劇，更是對台灣教育體系和社會安全網的一次嚴峻考驗。亡羊補牢猶未晚矣!補破網刻不容緩，透過全面檢視和強化相關政策和措施，才能有效預防類似悲劇的再次發生，並為台灣的學生創造一個更安全、更健康的學習環境。

投書除了文言文，我們更要數位安全素養防詐意識教育

近日台灣社會被一連串關於詐騙的事件震動，特別是台人在喬治亞遭遇的詐騙案件。這些事件不僅引起國際關注，更突顯了當代台灣社會對於數位安全素養和防詐意識教育的急迫需求。另外北一女老師痛批教育部108課綱在國文課程中大量刪減文言文，也暴露了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我們的教育體系在培養公民應對數位時代風險方面似乎顯得力不從心。當我們審視目前的教育體系，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教育是否真正準備好了學生面對全新數位時代的挑戰？    警政署的統計數據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詐騙案件的數量和受害者人數正在不斷增加，近10年財務損失高達50億到100億新台幣。這些數字反映出詐騙犯罪不僅盈利豐厚，而且對於犯罪者來說風險低、報酬率高。此外，教育部108課綱在國文課程中大量刪減文言文，增加了與當代生活更緊密相連的白話文內容。雖然這種改變使課程與當代生活更加貼近，但卻忽略了教育在培養學生面對數位風險和詐騙犯罪挑戰方面的角色。    面對這一挑戰，教育部對現行課綱必須增加國民教育元素，將數位安全素養和防詐意識教育納入其中。首先，教育應涵蓋如何識別和應對網絡詐騙，包括對網絡安全基本知識的教育，例如，在語文課程中，可以通過分析詐騙案例來提高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在社會科學課程中，則可以探討數位詐騙對社會的影響。其次，我們需要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使他們能夠質疑並辨別潛在網絡詐騙的威脅。此外，相關師資培訓也至關重要。教師應接受專門的培訓，以便更好地傳授數位安全知識。    數位安全素養教育不僅是學校的責任，也應該成為社會和文化的一部分。學習認識可能的數位風險、隱私的觀念、保護自己、資安與數位禮儀等負責任地使用習慣，家庭、社區和媒體都應扮演積極角色，提高公眾對於數位安全素養的認識。此外，我們也需要對台灣社會的數位安全素養進行反思，建立一種更加警覺和負責任的態度來應對新科技網絡詐騙(AI、Deepfake)。這種全面性的教育培養防詐意識認知策略，能內化成為個人認知數位安全及辨別詐騙的能力，除保護自己不受詐騙的侵害，更能防止誤入犯罪組織致觸法網。    從犯罪經濟學理論中，詐欺犯罪產業是供給面，被害人則是需求面，就打詐戰略層面而言，從被害需求面向來強化作為，詐欺產業鏈自然無利可圖不打自滅，正是「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數位安全素養和防詐意識納入教育課綱是必要措施，不僅是為了保護學生，同時也是為了培養他們成為能夠在數位時代中安全、負責任和有效地行動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