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山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當前民主社會所面對的威脅，早已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軍事衝突，資訊科技、人工智慧與社群平台的高度普及，使國家安全的前線逐漸從邊境轉移到日常生活之中。近年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揭露的「PaperWall（紙牆行動）」即是一項重要警訊。該研究指出，一個由超過一百二十個網站組成的跨國網絡，偽裝成日本、韓國、法國、義大利等三十個國家的地方新聞媒體，持續散播符合北京利益的政治敘事與假訊息，這些網站表面上提供地方新聞、餐飲資訊與娛樂內容，實際上卻夾帶親中宣傳與針對特定人士的人身攻擊，並透過搜尋引擎與生成式人工智慧（AI）的學習機制，逐步滲透民主社會的資訊環境。若僅將此現象視為單純的網路假新聞問題，恐怕低估了其真正危險性。從建制分析的角度來看，PaperWall最值得關注之處，不在於單篇文章是否造成影響，而在於其如何透過日常生活中的資訊流動，逐步改變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建制分析強調，權力並非只存在於政府命令或法律條文之中，而是隱藏在看似中立的文本、表格、媒介與知識體系之內，並透過日常實踐不斷被複製與強化。質言之，真正的問題不只是誰發布假訊息，而是誰有能力定義什麼是真實，以及哪些資訊能夠被社會視為可信任的。    PaperWall所代表的，正是一種數位化的「千沙式滲透」，過去人們理解的統戰或認知作戰，多半著重於官方媒體、外交宣傳或大型網軍帳號。然而，公民實驗室的研究顯示，新的操作模式已轉向建立大量看似無害、地方化且低能見度的資訊節點，這些網站平時可能只報導地方新聞、商業資訊或娛樂內容，但在特定時刻便能迅速轉換為政治宣傳工具。該研究亦發現，PaperWall網站經常轉載中國官媒CGTN與《環球時報》內容，並大量發布符合北京利益的政治敘事。這種策略與中國傳統兵法中「聚沙成塔」的概念極為相似，每一個網站、每一篇文章、每一個看似普通的帳號都只是微不足道的「沙粒」，但當數以萬計的沙粒被系統性組織起來，便足以重塑民主社會的資訊生態，尤其在生成式AI快速發展的今日，這些內容甚至不需要立即產生影響，其真正價值可能在於成為未來人工智慧模型的學習素材。日本研究虛假訊息的學者鈴木亮平即指出，海外已有AI系統從虛假網站文章中學習，進而向使用者提供帶有偏誤的答案，因此PaperWall持續發布內容，很可能是在為未來的AI資訊環境預先埋設認知地雷。    如果說PaperWall揭示的是資訊戰的新形態，那麼台灣高齡社會的發展則揭示了另一個尚未受到足夠重視的場域—長照體系。截至2026年，台灣已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大量高齡長者透過Line群組、YouTube頻道、健康資訊網站與長照服務平台接收生活資訊。然而，從建制的觀點而言，長照體系中的資訊傳播網絡其實是一種極具影響力的社會治理結構。舉凡居家服務員、照顧管理專員、社區據點工作者、藥師與護理師等長照服務人員，每天都在傳遞健康知識、生活資訊與政策訊息，這些資訊看似只是衛教內容，實際上卻形塑著高齡者理解社會與政治世界的方式，其關鍵問題在於，當數位平台逐漸成為長照服務的重要媒介時，高齡者也成為最容易受到演算法操控的群體之一，許多長者缺乏媒體識讀能力，自難以辨別資訊來源真偽。假設未來類似PaperWall的網站大量生產與長照、健康或退休生活相關內容，並被搜尋引擎與AI系統優先推薦，長者所接收到的資訊環境將逐漸被污染。值得警惕的是，此種污染並非一次性的錯誤訊息，而可能是知識基礎本身的扭曲，當大量錯誤資訊進入生成式AI訓練資料庫後，未來不論是智慧照護系統、健康諮詢機器人或長照決策平台，都可能建立在受到污染的知識基礎之上，這不僅是資訊安全問題，更是非傳統安全理論所關注的「社會韌性安全」問題。非傳統安全理論指出，現代國家安全已不再侷限於軍事防衛，而包括公共衛生、社會信任、資訊安全與人口結構等面向，若社會信任被系統性破壞，即使沒有任何軍事攻擊，國家治理能力仍可能受到嚴重削弱。是以，PaperWall最大的威脅並不是讓民眾相信某篇假新聞，而是逐步侵蝕民主社會賴以運作的信任基礎。    日本近年已逐漸意識到這項風險，從經濟安全保障法、特定重要技術保護制度，到國家情報體系改革，足見日本正試圖建立跨部會的資訊防衛架構。然而，若觀察高齡照護領域，日本與台灣其實面臨高度相似的挑戰：高齡人口快速增加、地方社區網絡老化，以及數位轉型速度超越民眾識讀能力。因此，未來台日合作不應只停留在半導體、國防或觀光交流層面，而應進一步擴展至「長照安全」與「數位韌性」領域。台日兩國或可共同建立高齡者虛假訊息監測機制，發展專門針對長者設計的媒體識讀教育模式，並透過人工智慧技術建立跨國演算法污染預警系統。此外，台日學術界亦可共同研究高齡社會中的認知作戰模式，建立共享資料庫與風險評估模型。更重要的是，應將長照體系納入國家安全框架之中，當前許多國家仍將長照視為社會福利政策，但在數位時代，高齡者聚集的資訊網絡亦是認知戰的重要節點，未來的國安防線，或許不只是軍港與雷達站，也應包括社區關懷據點、日照中心與居家照護系統。    PaperWall事件提醒我們，認知作戰已從社群媒體上的激烈對抗，轉向潛伏於日常生活的無聲滲透，其真正目的或許並非立即改變民主選舉結果，而是在長期累積之下，逐步改變社會對現實的理解方式，對台灣與日本而言，面對這種新型態威脅，單靠事後查核與平台下架顯已遠遠不足。未來的民主防衛，必須從基層社會開始建構，當長照工作者具備媒體識讀能力、高齡者能夠辨識演算法操控，以及台日共同建立數位韌性聯盟時，民主社會才有可能在資訊洪流中維持自主判斷能力。畢竟，真正的國家安全不只是守住領土而已，更是捍衛人民理解世界的能力，而這場戰爭的前線，或許就在於我們每天閱讀的新聞、分享的訊息，以及照顧長者的日常之中。

    近年來，東亞地區所面對的安全威脅，早已不再只是傳統軍事衝突或領土（域）爭端。從網路攻擊、認知作戰到跨境毒品犯罪，非傳統安全議題正逐步改變各國對國家安全的理解。其中，俗稱「喪屍菸」的依托咪酯（Etomidate）快速擴散，即是一個值得高度警惕的案例。依托咪酯看似只是新興毒品問題，實際上卻牽涉跨國供應鏈、地下經濟、市場轉運、人員流動以及社會治理能力等多重層面，已經逾越單純刑事犯罪的範疇。    2026年，日本社會因前廣島東洋鯉魚隊球員羽月隆太郎涉入依托咪酯案件而再度掀起輿論震撼。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不僅因為涉案者具有職業運動員身分，更因為其標誌著依托咪酯已經從夜店、地下娛樂場所逐漸滲透至主流社會。當原本被視為邊緣問題的毒品開始進入職業運動圈、校園周邊與一般社區，其危害層次已不再只是治安問題，而是對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的全面挑戰。日本政府其實早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由於接連發生毒駕、交通事故及精神異常案件，日本於2025年正式將依托咪酯列為指定藥物全面禁止。然而，法律列管並未立即遏止其擴散速度。羽月隆太郎的案件顯示，部分使用者即使知道其違法性，仍在同儕文化與群體壓力下持續接觸與吸食，此反映出毒品問題並非單純法律問題，而是社會文化與制度治理的交織性議題。若從建制分析的角度觀察，依托咪酯的擴散並非偶然，而是多重制度缺口交互作用的結果。傳統上，國家治理體系習慣將毒品視為警察與司法機關的工作範圍。然而，新興毒品的出現，業已跨越衛生、教育、交通、海關、外交與國家安全等不同領域，當治理機構仍採取部門分割方式運作時，犯罪組織卻已透過全球化供應鏈形成跨境網絡，兩者之間的角力便出現了明顯落差。    是以，依托咪酯的擴散路徑本身已呈現高度國際化特徵，近年許多研究與執法機關發現，依托咪酯最初大量流行於中國地下市場，中國政府雖於2023年完成列管，但相關犯罪集團並未因此消失，而是迅速向境外轉移，部分化學原料、半成品及成品開始透過香港、東南亞以及其他轉運節點流通，形成新的地下供應鏈。依此脈絡下，日本沖繩成為重要觀察窗口，由於地理位置鄰近台灣與中國沿海地區，沖繩長期是東亞海上物流的重要節點，同時也是跨境犯罪集團容易利用的轉運地帶。當依托咪酯開始在沖繩出現時，其實已經釋放出一個重要警訊：跨境毒品供應鏈正沿著既有的物流與交通網絡擴散。這種現象也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毒品問題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聯性。    傳統安全理論強調國家主權、軍事力量與領土（域）防衛。然而冷戰結束後，非傳統安全理論逐漸指出，公共衛生、跨境犯罪、能源危機與社會穩定同樣可能威脅國家安全，而依托咪酯問題即符合這種新型態安全威脅的表徵。首先，它削弱社會生產力，大量青少年與年輕族群若陷入毒品依賴，不僅影響勞動市場，也將增加醫療與社會福利負擔；其次，它侵蝕公共安全，近年台灣與日本皆頻繁出現毒駕事件，部分案件甚至造成無辜民眾傷亡，這種風險並非集中於特定場所，而是可能隨時出現在街道、校園與住宅區；再者，它強化了地下經濟，毒品交易所得往往與洗錢、詐欺集團、人口販運及跨境犯罪網絡相互連結，使國家治理成本持續上升。尤有甚者，依托咪酯的快速流動也反映出全球地下供應鏈的重組趨勢。近年美國持續加強對芬太尼及相關化學前驅物的查緝，中美之間亦持續進行毒品治理合作與外交交涉。在此背景脈絡下，部分犯罪集團可能將市場重心轉向亞洲地區，尋找新的消費市場與物流節點。從台灣近期查獲高達934公斤、市值超過5億元的依托咪酯案件，便凸顯這項風險並非空穴來風。當查獲量快速增加時，往往意味著供應鏈已經形成規模，而非零星個案，若政府僅將其視為單純刑事案件，而忽略背後跨境物流與地下經濟結構，未來恐怕將付出更高的社會成本。    由日本的經驗來看，最值得台灣警惕的並非毒品本身，而是其擴散速度遠遠超過社會預期。日本社會原本認為依托咪酯主要存在於特定娛樂場所，但短短數年間便擴散至職業運動圈與一般社會，這種現象表明，新興毒品的傳播往往具有高度隱蔽性與滲透性。因此，依個人管見，台灣的因應策略似不應僅侷限於加重刑責，或可採取以下舉措：一、建立跨部會整合機制：法務部、內政部、教育部、衛福部與海巡署應共享情資，建立即時通報系統，避免資訊碎片化；二、強化邊境風險管理：面對跨境犯罪集團利用國際物流進行走私，海關與執法機關需要導入人工智慧分析與風險預警機制，提高查緝效率；三、深化校園防毒教育：許多年輕人誤以為電子煙形式的新興毒品危害較低，實際上卻可能造成嚴重神經系統與心理健康問題，防毒教育應從被動宣導轉向風險識讀與情境教育；四、建立社區韌性網絡：地方政府、學校、藥局、社區組織與民間團體應形成共同防護體系，使早期發現與即時介入成為可能；五、推動台日合作：由於兩國皆面臨相似的新興毒品挑戰，未來可透過警政合作、司法互助與情資交換，共同打擊跨境供應鏈。    揭櫫重大社會危機最初往往都被視為局部問題，無論是金融犯罪、網路詐騙或跨國洗錢等，其發展軌跡皆係如此，而依托咪酯問題亦如是，當它仍隱晦於檯面下陰暗層面時，社會容易低估其風險，然而當它進入職業運動、校園與家庭生活時，其影響已經遠超過治安層面。日本今日所面對的挑戰，很可能就是台灣明日必須面對的現實，從沖繩到東京，從夜店到職棒球場，日本社會已經看到依托咪酯如何突破原有治理邊界。對台灣而言，真正的課題不只是該如何查獲更多毒品，而係如何在毒品尚未全面擴散之前，建立一套兼顧查緝、防治、教育與社會韌性的治理體系。在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複雜的今日，國家安全不再只是軍隊守衛邊界的問題，更包涵能否保護下一代免於被毒品侵蝕。當依托咪酯跨越國界流動時，對抗它的方式亦不能停留在單一機關與單一政策，惟有透過制度整合、跨國合作與社會共同參與，台灣才能避免成為下一個「喪屍菸」重災區，並在新型態安全挑戰下維持社會的穩定與韌性。

     2026年5月27日，日本參議院以187票贊成、58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國家情報會議設置法案》，確定將於7月成立「國家情報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此視為「情報改革第一步」，強調其目標在於提升情報蒐集、分析與決策能力，保護國民安全與國家利益。新機構除整合原本分散於內閣情報調查室、公安調查廳、警察廳及其他部會的情報資源外，更將大量延攬AI、網路安全及外語專業人才，以強化假訊息防制與新型態威脅應處能力。表面上，這是一項日本國內的行政改革，但若從東亞權力結構與國際安全秩序來看，其所反映的卻是一場正在成形的戰略轉向。北京之所以高度關注，甚至迅速以「軍國主義復辟」、「情報軍事化」等歷史性修辭加以批判，並非因為日本成立情報機構本身，而是因為中國已敏銳察覺：日本正在從戰後被動防衛體制，逐步轉向具有主動情報能力與灰色地帶應變能力的新國安架構。    從傳統安全理論角度觀察，國家情報體系向來是國家權力的重要支柱。冷戰時期，美國CIA、英國MI6以及以色列摩薩德等機構，不僅是蒐集情報的工具，更是維持國家安全與戰略威懾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長期受制於戰後體制，情報機關分散於各省廳，形成「政策協調強、情報統整弱」的制度缺陷。當面對中國軍事擴張、北韓飛彈威脅以及跨國網路攻擊時，既有制度已逐漸無法滿足國家安全需求。日本政府因此選擇重構情報體系，建立統一指揮中樞，以強化跨部會協調與快速決策能力。然而，若僅從軍事安全理解這次改革，仍不足以掌握其真正意涵。近年國際安全環境最大的變化，在於威脅形式已從傳統軍事衝突逐漸轉向「非傳統安全」與「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資訊操控、認知作戰、經濟脅迫、供應鏈滲透、科技竊密與人工智慧假訊息，正逐步取代坦克與飛彈，成為影響國家穩定的新型武器。事實上，日本政府此次特別強調延攬AI與網路專業人才，正是因為其已意識到未來情報戰的核心戰場不在前線，而在演算法、社群平台與輿論空間。    近年來，日本遭遇的資訊威脅持續增加，從中國背景駭客組織對政府機關與企業的攻擊，到針對日本選舉及社會議題的假訊息操作，均顯示東亞地區已成為全球認知作戰的重要前沿，尤其2026年初日本眾議院選舉期間，生成式AI偽造影片、深偽技術（Deepfake）以及機器人帳號的大量出現，已使日本社會開始重新思考資訊安全與民主制度之間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日本國家情報局的反應，本身就反映出一種典型的認知作戰模式。中國官方與部分官媒迅速將日本情報改革描述為「軍國主義復辟」，並試圖將其與二戰歷史記憶連結，這種論述表面上是在討論歷史，實際上卻是在利用歷史創傷作為認知武器，藉此削弱日本國內改革正當性，並向周邊國家輸出對日本的不信任感。從建制分析角度觀之，這是一種制度性敘事競爭。    北京所擔憂的並非日本是否軍事化，而是日本是否具備更完整的情報整合能力。一旦日本能夠有效掌握科技滲透、經濟間諜、認知作戰及地下統戰網絡的運作模式，中共過去在灰色地帶運作的成本將大幅提升。近年多起涉及中國背景的科技外洩案件，已使日本政府逐漸警覺，例如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研究員涉嫌長期向中國輸送敏感技術，以及多家日本高科技企業遭受網路滲透事件，都顯示國家安全威脅已從傳統軍事領域擴展至科研與產業體系。因此，日本國家情報局的成立，其實是國家治理模式的一種升級，其象徵日本開始認知到：二十一世紀的安全競爭，本質上是資訊整合能力與制度韌性的競爭。    對台灣而言，這項發展具有更深層意義。根據相關研究與國安單位評估，中共近年對台認知作戰的目標已從單純宣傳親中立場，轉向加劇社會分裂、削弱抗敵意志、降低國際支持以及製造制度失靈，尤挹2026年地方選舉即將到來，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技術的快速進步，已讓資訊操控進入全新階段，中國影響力行動正逐漸由傳統內容農場轉向更細緻、更難追蹤的精準敘事操作。透過AI生成內容、虛假社群帳號以及演算法推播，可針對不同族群量身打造訊息，並利用既有社會矛盾進行放大，這種模式與傳統宣傳最大的不同，在於其並非試圖說服所有人，而是選擇強化社會裂痕。當社會開始圍繞能源、居住正義、世代對立、兩岸政策或地方建設等議題相互敵視時，外部勢力其實已經達成目標，因為民主社會最大的弱點，不是缺乏自由，而是自由可能被利用來削弱自身，這也是台灣與日本共同面臨的新課題。    未來的台日的合作，不應僅侷限於觀光、經貿或半導體供應鏈，而應進一步發展成「民主韌性聯盟」，例如雙方情報單位、資安機構及智庫，可建立常態性合作平台，針對虛擬貨幣金流、AI深偽影音、境外資訊操作與選舉干預模式進行情資交換。日本國家情報局強調的AI與網路人才培育方向，亦可與台灣數位發展部、國防安全研究院及相關民間社群形成合作網絡，共同建立東亞民主國家的數位防線。更重要的是，台日合作必須從「傳統安全」跨越至「民主安全」，實乃今日東亞最大的威脅，未必是戰爭本身，而是在戰爭發生之前，民主社會已經被資訊污染、信任瓦解與制度侵蝕所削弱。    日本成立國家情報局，不只是組織改革，更標誌其開始正視灰色地帶衝突已成為國家安全核心課題。對北京而言，這意味著其長期依賴的滲透、統戰與認知作戰將遭遇更高強度的制度性反制；對台灣而言，則是一項重要啟示，即面對人工智慧時代的複合威脅，國家安全已不只是軍人的責任，而是整個民主社會的共同構建工程。當情報戰、資訊戰與認知戰逐漸成為東亞地緣政治的新常態，真正決定未來勝負的，或許不是誰擁有最多飛彈，而是誰能夠維持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並建立足以抵禦滲透的制度韌性。日本的國家情報局，正是在這場新型態安全競賽中的一次制度回應，而台灣是否能夠把握此一政治利基（Niche），偕日本共同構築民主韌性的聯防體系，將成為未來台海安全與東亞秩序發展的關鍵。

    2026年，日本在年度《外交藍皮書》中，將中國從「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降為「重要鄰國」，這一看似語意細微的調整，實則是東亞權力結構轉移的重要訊號。外交辭令從來不是隨意書寫，而是高度制度化與政治權衡的結果。因此，這樣的降級並非語言修辭，而是日本對中國風險評估重新校準的制度性展現。從建制分析的觀點而言，這不啻是國家政策的轉變，而是從官僚文件、外交語言到政策執行網絡，整體制度如何重新組織其「對中認知」的過程。日本政府在措辭上刻意淡化對中關係的戰略重要性，同時仍保留「對話開放」的模糊空間，這種「降級但不斷裂」的策略，反映出日本在安全與經濟之間的制度張力：一方面，中國的軍事壓力與資訊戰已被納入國安考量；另一方面，經濟依存仍使全面對抗難以實現。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制度內部的矛盾究係如何透過文件語言被「合理化」，並進一步影響政策實踐。    然而，真正引爆這一轉向的關鍵，不在經濟或歷史，而在台灣議題。當日本政治人物提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時，中國迅速以「背信棄義」回應，並將責任歸咎於日方破壞政治基礎，其顯示台海問題已從區域議題，升級為中日關係的核心變數。因此，「台灣」在此已不再只是地理空間的概念，而是一個被不同制度賦予意義的關鍵符號：對日本而言，是安全邊界的延伸；相較於中國而言，則是主權敘事的核心。    中國的回應也並非單一層次，而是展現出典型的「混合戰」模式。外交抗議、經濟施壓、軍事挑釁與輿論攻勢同步展開，形成一套跨領域的壓力機制。例如在高市早苗首相發言後，中國並未立即全面反擊，而是經歷「觀察—訊號—全面啟動」三階段認知戰部署，並透過數十萬則社群貼文放大對日批評。這種延遲反應顯然是制度化操作的展現：透過資料分析、輿情測試，再進行大規模敘事動員。從個別事件（如政治發言）如何被納入一套跨部門、跨平台的制度運作中，轉化為集體行動，足見認知戰不是隨機的網路操作，而是由國家機構（如宣傳系統、外交部門、網路部隊）協同運作的結果，其目的並非單純改變輿論，而是重塑「何者為事實」的認知環境。    當中日關係進入這種「系統性對抗」階段，台灣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直接深受影響。首先，在安全層面，日本的戰略轉向意味著「美日台」安全架構的重新強化，但同時也提高了台海衝突的可見度與風險；其次，在政治層面，中國勢必將這種對抗延伸至台灣內部，特別是在選舉期間透過輿論操作與經濟槓桿來影響民意。事實上，從既有案例可證，中國對外壓力往往與內部滲透同步進行，在台灣過去選舉期間已多次出現假訊息、網軍操作與議題分化；而在日本，近期也觀察到利用人工智慧生成內容進行輿論操控的現象，這些操作的共同特徵，在於利用民主社會的開放性，將「反對政府」的聲音與「符合北京利益」的敘事相互連結，形成一種難以辨識的內部代理人結構。是以，此類滲透並非單點事件，而是嵌入日常生活的制度網絡之中，從社群媒體演算法、新聞編輯流程，到政治人物的發言策略，皆可能成為影響力操作的節點，當這些節點被外部力量滲透或操控時，民主制度本身就可能成為影響力擴散的媒介。因此，對台灣而言，當前的挑戰不只是軍事威脅，而是整體制度韌性的考驗，特別是在地方選舉逼近之際，外部勢力可能透過議題設定、假訊息擴散與經濟壓力，影響選民判斷。例如，透過放大特定民生議題（如能源、治安或兩岸經貿等），製造社會焦慮，進而引導政治立場，這種策略不需要直接干預選舉結果，只需改變討論框架，即可達到長期影響。    台灣也必須重新思考其國際定位。在中日關係轉向的背景下，台灣既是風險承受者，也是戰略資產。若能強化與日本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合作，不僅可提升安全保障，也能在經濟與科技領域建立更穩固的聯盟。例如，在半導體供應鏈與關鍵技術領域，台日合作已逐漸從「互補」轉向「共生」，這將成為抵禦外部壓力的重要基礎。然而，這樣的合作必須建立在制度透明與社會共識之上，若內部仍存在對外部威脅的認知分歧，抑或對資訊來源缺乏信任，那麼再強大的國際聯盟，也難以轉化為實質防衛能力。因此，國家安全不只是軍事或外交問題，而是整體社會如何理解、回應與再生產這些威脅的過程。日本外交語言的降級，標誌著東亞進入一個新的安全時代，在這個時代中，衝突不再局限於戰場，而是滲透至資訊、經濟與社會層面，形成一種無形但持續的壓力結構。對台灣而言，這既是危機，也是契機，惟有在制度上強化韌性、在社會上提升認知，以及在國際上深化合作，才能在這場結構性轉變中，維持自身的民主與安全。

    現今東亞的安全圖像，威脅早已不再以戰火轟鳴的形式出現，而係以細碎、低強度卻持續累積的方式滲入日常生活。這種被稱為「千沙式」的灰色地帶作戰，透過無數微小、看似合法的行動，逐步侵蝕制度信任與社會韌性。從建制的觀點切入，我們關注的不只是國家層級的政策或戰略，而係這些滲透如何進入人們的日常實作（everyday practices），以及如何透過制度文本、行政流程與社會關係，被轉譯並內化為「看似正常」的運作。這亦是當前台灣與日本共同面對的核心挑戰。    滲透範式的轉移，乃為理解問題的關鍵。傳統安全威脅係以「強烈破壞」為導向，例如軍事衝突或重大資安攻擊；然而當前的操作模式，則轉為「無聲積累」，舉凡在學術交流、產業投資、文化活動甚至地方宗教網絡中，大量看似合法的合作關係被建立，這些看來並不違法，甚至符合全球化交流的正當性，但在長期運作累積後，卻可能形成對特定政權有利的影響網絡。制度並非抽象存在，而是透過文件、規範與實作被不斷地再生產。一份學術合作備忘錄、一場地方交流活動，或是一筆看似正常的投資，都可能成為「文本中立、實作偏向」的滲透媒介。當這些行動分散於不同部門、不同層級時，既難以被單一法規所約束，也不易在早期被識別為風險，這種「不觸法但改變結構」的特性，即是「千沙式」作戰的本質。    日本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制度轉折例證。近年震撼政壇與學界的產綜研（AIST）技術外洩事件，揭露了「合法身分掩護」的長期滲透風險。一名研究員在體制內潛伏長達二十年，利用制度信任逐步取得敏感技術，最終造成重大國安損失。此案的關鍵不在於單一違法行為，而在於制度過度依賴「文件管理」，卻忽視了「人」本身的風險。有鑑於此，日本在2026年正式推動「安全查核制度」，將國安防護從「管理文件」轉向「審查接觸者」。這種「對人管制」的制度設計，本質上即揭示了：風險並非僅在於制度漏洞，而是存在於制度與人的互動關係之中。是以，當個體的跨國連結、資金來源與行動軌跡被納入評估，制度才有可能在源頭攔截滲透，而非事後補救。    相較之下，台灣面臨的挑戰更為複雜。台灣的社會結構高度開放，地方政治、宗教網絡與民間組織之間存在密切連結，使得滲透更容易進入基層。諸多滲透並非透過「非法入侵」，而是透過「日常關係」進行開展，例如地方交流團、文化活動補助、甚至宗教進香與跨境參訪，都可能成為影響認同與政治態度的媒介，這也使得「國安風險犯罪化」面臨根本困境。倘若司法體系僅能在明確違法後介入，則大多數處於灰色地帶的行為將難以處理。然而，這些行為一旦累積到一定程度，所造成的可能影響則不亞於傳統安全威脅。因此，台灣亟需建立行政與司法雙軌制度，意即在行為尚未構成犯罪前，應透過行政手段進行風險管理，例如資訊揭露、資金來源透明化與接觸申報制度。這種「前階段犯罪治理」並非係對自由的壓縮，而是對制度韌性的必要補強。制度的力量來自於其日常可操作性，若防滲透措施無法嵌入日常行政流程，而僅停留在法律條文，則將難以發揮實質效果。    再者，選舉已成為「千沙式」作戰的關鍵場域。2026年，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成熟，假訊息與認知干預呈現自動化與規模化趨勢。日本近期選舉中出現的AI偽造影片、機器人帳號與敘事操控，即是一種「測試場」現象，這些操作未必直接改變選舉結果，但其目的在於測試滲透路徑、評估社會反應，並優化未來操作模式。選舉不只是投票行為，而是一整套制度化實作，包括媒體報導、社群互動、政黨動員與公民討論。當假訊息滲入這些日常實作，便會逐步改變人們對政治的理解方式，例如將特定議題情緒化、將候選人符號化，或透過大量重複訊息製造「多數幻覺」，均可能影響選民的判斷。台灣即將面臨的九合一選舉，正處於這樣的風險前沿，可以預見假帳號的集中出現、地方議題的情緒放大，以及AI生成內容的快速擴散，將成為常態。因此，台日應共同推動「數位透明化」機制，例如強化平台責任、建立跨部會資訊整合系統，以及發展即時事實查核網絡。    此外，日本近年討論中的「國家情報整合機制」，亦值得台灣借鑒。面對分散式、跨領域的滲透行動，單一部門勢將難以全面掌握情勢。因此，唯有透過制度化的資訊共享與分析，才能有效應對輿論飽和攻擊與結構性滲透。最重要的是，台日合作必須從「個別防禦」走向「共同防衛」。「千沙式」作戰的特性，使其跨越國界並得以在不同社會中複製，日本的制度漏洞，可能成為台灣未來的風險；而台灣的滲透經驗，亦能為日本提供預警，透過制度對話、資訊共享與政策協調，兩國或可建立一種「互為前線」的安全架構。    總結而言，「沙粒成塔」係一種正在發生的制度現實。當滲透以日常形式出現，風險隱藏於合法行為之中，傳統的安全思維勢將難以因應，唯有理解制度如何在日常中被實踐與再生產，才能看見那些看不見的威脅。對台灣與日本而言，真正的挑戰應在於是否能及早辨識這些「尚未成為問題的問題」，唯有如此，才能重建制度的防線，守住民主社會最根本的信任基礎。

    在當代東亞的政治現場中，體育早已逸脫其「純粹競技」的想像。當我們開始關注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制度、文本與權力關係所組織，便會發現體育賽事其實是一個高度制度化的社會場域：它既承載國家形象，也編織群眾情緒，更在跨國關係緊張之際，成為政治敘事的延長線。從近期中日關係的互動與相關新聞案例來看，體育不僅反映政治，更正在被政治重新形塑。    首先，體育場上的民族情緒外溢，並非單一事件的偶發，而是長期制度運作的結果。在中國的媒體報導與網路輿論，對日賽事往往被放置於更長的歷史敘事之中。這些敘事並非自然生成，而是透過教育體制、媒體語言與國族記憶不斷再製，使得「對日競技」容易被理解為歷史延續的象徵性對抗。當運動員被賦予國家代表性，其一舉一動便不再只是個人表現，而是被轉譯為國家榮辱的具體展現。這種轉譯過程，即是「文本如何進入日常」，並組織人們的理解與行動。於是，在比賽現場的歡呼與噓聲之間，我們看到的不只是體育情緒，而是被制度化的民族感情在特定情境中的集體釋放。    其次，政治緊張如何具體滲入體育活動，亦可透過近期案例清楚觀察。例如日本桌球新星張本美和原訂於中國舉辦的粉絲見面會被臨時取消，此一事件表面上看似單一活動的調整，實則反映出跨國政治氛圍已經滲透至體育與文化交流的層次。當國家關係因安全議題而趨於緊張，原本屬於民間互動的體育活動也不得不受到影響。從建制的觀點而言，這樣的變化並不是抽象的「國際關係惡化」，而是透過一連串具體的行政決策、風險評估與組織行動，使個別運動員、經紀團隊與主辦單位在日常運作中被重新規範。易言之，政治並不是外在於體育，而是透過制度滲透，使體育實踐本身成為政治的一部分。    再者，競技勝負被賦予國家敘事的現象，也揭示了媒體與數位平台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在部分報導與社群討論中，日本選手擊敗中國選手的結果，往往被放大為「國家實力」的象徵，甚至延伸為制度優劣或民族意志的較量。這種敘事並非單純的情緒反應，而是透過標題設計、關鍵詞選擇與影像剪輯等方式被有意識地強化。例如，將比賽描述為「復仇」、「雪恥」或「捍衛榮耀」，實際上是在語言層次上重新框構事件，使其脫離體育本身，而進入政治象徵的領域。這些文本並非中立，而是具有組織功能：它們引導觀眾如何理解事件，並在無形中塑造群體情緒與立場。當這類敘事不斷被複製與擴散，體育賽事便逐漸轉化為民族情緒對抗的舞台，進一步加深中日之間的社會心理距離。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並不僅限於中國。日本社會雖然在整體政治文化上較為克制，但在特定情境下，體育同樣可能被納入國家敘事之中。特別是在安全政策轉向及防衛議題升溫的脈絡背景下，對外競技的象徵意義亦可能被重新解讀。差異在於，日本的媒體與政治體系通常傾向避免過度情緒化的表述，使得體育政治化的程度相對隱性。然而，隱性並不代表不存在，而是以較為制度化、間接的方式運作。是以，權力往往不是以明顯的壓迫形式出現，而是透過日常實踐與制度安排，悄然影響人們的認知與行動。    另從台灣的視角來看，體育與政治的交織更具有複雜性。一方面，台灣在國際體育賽事中長期面臨名稱與身分的政治限制，使體育本身就帶有高度政治性；另一方面，區域局勢的變動也使台灣的體育交流容易被放置於更大的地緣政治框架之中。近年來，無論是台灣官員赴日觀賽引發的外交抗議，或是台灣選手在國際賽事中的表現被賦予「國家認同」的象徵意義，皆顯示體育已成為區域政治的一部分。這些現象提醒我們，體育並非一個可以完全脫離政治的領域，而是與國家認同、外交關係與國際秩序緊密相連。更進一步而言，當體育成為外交延長線，其影響並不僅止於國與國之間，也會回過頭來重塑國內社會的認同結構。我們應關注的不只是宏觀的國際關係，而是這些關係如何透過具體制度進入日常生活。例如，媒體如何報導一場比賽、學校如何講述體育英雄、社群平台如何放大某些聲音，這些看似分散的實踐，實際上共同構成了一套再生產國族認同的機制。當體育被納入這套機制之中，它便不再只是娛樂或競技，而是成為國家治理與社會整合的一環。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體育是否應該「去政治化」，而在於我們如何理解體育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體育從來就不是一個中立場域，而是被各種制度與權力關係所形塑。當中日對立升溫，體育自然會成為這種對立的延伸空間；而當媒體與數位平台加入其中，這種延伸更會被加速與放大。對台灣而言，理解這一點尤為重要。唯有看見體育背後的制度運作與敘事建構，我們才能在面對區域政治張力時，不被單一情緒所牽引，而是保有更為清晰的判斷。    總結而言，當體育變成外交的延長線，其所反映的並不只是國際關係的變化而已，更是制度如何滲透日常、形塑認同的過程。在東亞這個歷史記憶深厚、地緣政治敏感的區域，體育場上的每一次對決，都可能承載超越競技本身的意涵，如何理解這些意義的生成機制，正是我們在當前局勢中不可或缺的分析起點。

    2026年2月24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將禁止向包括三菱重工業、IHI在內的20家日本實體出口軍民兩用貨品，並把另20家企業列入關注名單，日本政府隨即提出強烈抗議，要求中方撤回相關措施。這項措施表面上以「國家安全」為名，實際上卻釋放出明確的政治訊號：當經濟互賴逐漸被安全邏輯取代，供應鏈已不再只是市場配置問題，而是國家權力與戰略競逐的延伸。若從建制的觀點而言，這起事件的關鍵並不在於「制裁本身影響多大」，而在於制度如何透過日常決策、企業回應與政策語言，重組整個區域的行動邏輯。質言之，我們需要探問的不是「日本是否脫中」，而是「日本如何在制度運作中逐步離開中國」。    首先，出口管制成為結構性轉折點。中國將日本企業納入管制名單，並指控其涉及「再軍事化」與潛在核能力，這種論述本身即是一種制度性分類，將原本屬於商業與技術合作的行為重新編碼為安全威脅。這種再分類會向下滲透至企業決策層，使企業在評估投資與供應鏈時，不再僅考慮成本與效率，而必須納入政治風險與制度不確定性。部分學者也指出，該措施對企業短期衝擊有限，但長期將促使日本重新思考供應來源與產業布局。這正是建制分析強調的「文本－行動關係」：一紙政策文件，不只是規範，更會重塑跨國企業的日常運作。當出口審查、最終用途證明等制度要求變得更加嚴格，企業便被迫重新安排供應鏈，進而推動整體經濟結構的轉向。其次，產業重整並非衰退，而是結構性轉型。近年來，包括佳能關閉中國工廠、三菱汽車退出中國市場等案例，常被解讀為「日企潰敗」。然而，若從制度運作的角度觀察，這更像是一種策略性撤退。低附加價值、易受政策干預的產能被逐步移出中國，轉向東南亞或回流日本本土，而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領域則持續加碼投資。這種「K型分化」並非偶然，而是制度環境改變的結果。中國市場的吸引力仍在，但反間諜法擴張、技術外洩風險以及補貼導致的價格競爭，使得企業不得不重新評估風險與報酬。企業的每一項撤資或轉移決策，都是對制度環境的回應，也是供應鏈重組的微觀基礎。再者，「脫中」本質上是一種風險管理，而非意識形態對抗。日本政府曾在2023年G7峰會中提出「去風險化」（de-risking），即已預示這一轉向。因此，政策語言本身即具有行動指導功能。「去風險」這一概念，使企業與官僚體系得以在不完全脫鉤的情況下，逐步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這種策略具有高度彈性：既避免與中國全面對立，又能強化與美國及歐洲的合作關係。更重要的是，其讓「安全」成為經濟決策的正當性來源，致使供應鏈重組不再只是企業選擇，而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然而，真正值得台灣關注的，是這一過程如何重新定位台灣在東亞供應鏈中的角色。    當日本逐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並尋求價值觀相近的合作夥伴時，台灣自然成為關鍵節點。尤其在半導體領域，台積電與日本在材料、設備與製程上的互補關係，使雙方從「經貿合作」升級為「戰略共生」。這種轉變並非單純的產業合作，而是制度性重組的結果。當供應鏈被重新定義為「安全基礎設施」，台灣的地位也隨之提升：不再只是全球分工中的一環，而是區域安全架構中的核心節點。易言之，台灣的優勢不僅來自技術能力，更來自其在制度網絡中的位置。當日本企業為了降低風險而轉向台灣，這不只是經濟選擇，更是對一套制度秩序的認同與依附。然而，這樣的機會同時伴隨著風險，制度重組往往是不均衡的。當供應鏈集中於特定節點，其也將承受更高的地緣政治壓力。台灣在受益於供應鏈重組的同時，也將更加暴露於大國競爭之中。因此，台灣面臨的課題，不只是「如何承接日企轉移」，而是「如何在制度重組中維持自主性」。這包括強化本土產業升級、建立多元市場連結，以及在國際制度中爭取更大的話語權。    總體而言，日本「脫中」並非一場單向撤離，而是一場深層的制度轉型。從出口管制到企業決策，從政策語言到供應鏈布局，整個過程展現出一種由安全邏輯主導的經濟重組，而在這場重組之中，台灣並非旁觀者，而是關鍵參與者。當東亞的經濟地圖被重新繪製，台灣不僅站在供應鏈的中心，也站在制度競爭的前線。這正是當前新東亞格局的本質：經濟不再只是經濟，安全也不再只是軍事，而兩者的交織，正在重新定義區域秩序的邊界。

    當生成式人工智慧從技術工具轉化為政治操作的媒介時，民主選舉的運作邏輯正悄然改寫。近期根據OpenAI發布的安全報告與日本經濟新聞的調查揭示，一批疑似具有中國背景的帳號，曾嘗試利用ChatGPT生成內容以攻擊日本政治人物高市早苗。這一事件並非單一個案，而是顯示東亞已逐步成為AI資訊戰的前線試驗場。若從建制的視角觀察，我們關注的不只是「假訊息是否存在」，而是這些訊息如何被生產、如何進入制度運作、又如何重塑人們的日常認知與政治判斷。    首先，高市早苗在此事件中已不僅是具體的政治人物，而是被轉化為一種「可操作的政治符號」。我們可從日常文本與語言實踐出發，追溯其背後的制度性協調關係。在相關假訊息中，可以觀察到幾個關鍵特徵：其一，標籤化語言的反覆使用，例如將高市與特定意識形態或極端立場連結；其二，語意上的微妙異常，例如不符合日本本土語境的用詞與句型；其三，媒體與社群平台之間的再製與轉述，使原始敘事逐步「正當化」。這些現象顯示，AI並非核心問題，真正的關鍵在於一套有意識的敘事設計機制，將個人轉化為政治攻防中的符號節點。    其次，從「網軍」到「敘事工廠」的轉變，標誌著資訊操作已進入高度結構化階段。根據OpenAI與《日本經濟新聞》的調查顯示，約400個帳號在選舉期間進行分工合作，有的負責生成文本，有的專注於影像製作，另一些則進行擴散與互動。這種運作模式，已超越傳統「帶風向」的零散操作，更接近一種流水線式的敘事生產體系。我們或許可以嘗試著進一步去追問：這些帳號如何被組織？其行動如何被協調？答案往往隱藏在跨平台的演算法邏輯與內容推薦機制中。當相同視覺風格與敘事節奏反覆出現時，使用者的日常滑動行為便被納入一種看不見的制度性運作之中，逐漸形塑其對政治現實的感知。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操作的目的未必是立即改變選舉結果，而更可能是測試滲透能力與動員潛力。換言之，這是一場「長期戰」，其核心在於建立可複製、可擴張的操作模型。這也解釋了為何許多內容看似粗糙甚至容易辨識，但仍被大量投放，其真正價值可能在於測試不同敘事策略在各類社群中的反應。    再者，日本相對低衝突的政治文化，反而形成制度上的防禦盲點。日本的《資訊流通平台對策法》偏向事後處理，缺乏強制性與即時性；同時，主流媒體與政治人物普遍維持克制語氣，避免過度渲染衝突。這種「制度節奏」與「文化慣習」共同構成一套日常運作邏輯，使外部資訊戰難以及時被辨識為威脅。換言之，問題不僅在於法律不足，更在於整體社會對「資訊攻擊」的理解仍停留在過去的媒體時代，而非AI驅動的對抗型環境。    然而，若將視角轉向台灣，這一切顯得格外具有警示意義。台灣即將面對的九合一選舉，長期以來已是資訊戰的重要場域。與日本相比，台灣的政治競爭更為激烈，社會對立也更容易被放大。在此情境下，AI生成內容與潛伏帳號的結合，將可能產生更強的影響力。國際資安單位已指出，未來的操作將更依賴「低可見度、高持續性」的策略，例如長期經營的假帳號、結合在地議題的情緒化敘事，以及真假難辨的影像內容。    從建制的觀點來看，台灣需要關注的不只是「辨識假訊息」，而是理解這些訊息如何嵌入日常生活。例如，地方社群LINE群組的轉傳機制、地方媒體的報導選擇，甚至候選人自身的回應策略，皆可能成為資訊戰的一環。特別是在地方選舉中，議題往往與具體生活經驗高度連結，這使得情緒動員更容易發生，也更難以透過單一事實查核加以遏止。    更進一步而言，東亞正逐漸形成一種「資訊戰共通語法」。無論是日本的高市早苗案例，或台灣過去多次選舉中的假訊息事件，其背後皆呈現出相似的操作邏輯：以人物為核心，以情緒為驅動，以平台為載體，以AI為加速器。這種語法的可複製性，使得各國經驗不再孤立，而是彼此參照並強化。因此，「從高市到九合一」並非兩個獨立事件，而是一條連續的發展軸線。在這條軸線上，日本的經驗提供了制度與文化層面的警示，而台灣則站在更前線的位置，必須更早面對，也更直接承受這些挑戰。最終，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AI是否會影響選舉，而在於民主社會是否能夠調整其制度與日常實踐，以回應這種新型態的權力運作。這也提醒我們，權力往往不是以壓迫性的形式出現，而是滲透在日常語言、文本與互動之中。當選民在不自覺中參與了這些敘事的再製與傳播時，資訊戰便已成功。對台灣而言，未來的關鍵不僅是技術防禦，更在於建立一種新的「民主識讀能力」，亦即理解訊息如何被生產、組織，以及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唯有如此，才能在這場無聲卻深遠的戰爭中，維持民主制度的韌性與自主性。

    日本眾議院改選本應是內政議題，卻在AI假訊息與地緣政治交織下，成為重新丈量台海安全的關鍵刻度。從建制分析的觀點而言，選舉並非單純的民意競逐，而是一連串制度文本、媒介技術與日常實作的接合過程。當機器人帳號、偽造影片與跨境資金進入這套運作，日本政治的「內部程序」已被鑲嵌於更大的印太地區權力結構，而台灣的安全邊界，也因此被悄然向外延伸或向內壓縮。    首先，日本與台灣正面對同一套假訊息工法。在此次選舉中，AI合成影片將在野政黨標誌替換為形似中國地圖的圖像、捏造政治人物遭驅逐的情節，手法與近年台灣選舉的操作幾乎鏡像：利用情緒化議題、短影音平台與演算法放大分化。其關鍵不在於「誰製作」假訊息，而在制度如何處理它。當日本官房長官僅以「核實來源」呼籲選民，卻缺乏跨部會與平台的即時查核機制，民主程序便被迫在資訊污染中運作。這正是中共偏好的戰場：讓自由社會在自己的言論規則裡彼此消耗。    其次，日本政局牽動的是「安倍遺產」的延續性。安倍晉三留下的對台友好與印太地區戰略，使「美日台」形成準同盟式的安全默契。然而選舉是鷹派勢力最脆弱的時刻：若親中論述藉物價、能源與社會不安滲透議題設定，對台立場可能被包裝成「不必要的冒險」。對台灣而言，日本國會每一次席次挪移，都可能改寫自衛隊與美軍協同的想定範圍；一旦日本在台海議題上轉向模糊，美方的承諾成本也將隨之上升。安全邊界從來不是地理，而是政治信號的總和。    更隱蔽的是，中共已將戰線從「境外威脅」移向內部代理人。在民主制度裡，「反對政府」本屬常態，但當特定政治力量的論述與中共利益高度共振，例如要求削減防衛預算、質疑半導體管制或主張對中「無條件對話」，建制便難以區分是本土民意或外部引導。中共善用宗教團體、僑社與商會作為人力節點，在日本與台灣皆然；台灣宮廟財務不透明的長期缺口，更讓金流能化身為選舉動員。建制分析關注的正是這些「看似合法」的日常操作，如何在選舉現場轉化為結構性偏移。    再者是經濟安保與半導體鏈的政治化。日本選戰對出口管制與晶片合作的辯論，直接關乎台積電熊本廠與供應鏈韌性，若親中勢力以「企業成本」為由鬆綁限制，台日從戰略互需退回情感友好，將為中方提供分而治之的窗口，安全不再只靠軍艦，而是取決於誰能定義「正常的商業往來」。當經濟議題被技術性包裝，民主選民往往難以察覺其地緣代價。    因此，日本大選對台海的意義，在於它重寫了安全的度量方式。過去邊界是由艦隊與條約標示，如今則由平台演算法、國會席次與宗教網絡共同劃定。通過建制分析讓我們看見：危機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制度縫隙被日常實作逐步撐大的過程。台灣不能只把日本視為「後援者」，而應理解彼此正處於同一條認知防線。台日即將面臨的關鍵選舉，若宮廟與寺社被挪作政治中介，抑或假訊息在短週期選戰中主導議程，選民支持的分裂將成為最直接的安全風險。日本的一張選票，可能決定自衛隊是否把台海視為「周邊事態」，而台灣的一場廟會，也可能左右對外政策的社會基礎。唯有建立跨國查核、宗教財務透明與經濟安保協調機制，才能讓民主程序不被挾持，台海的邊界，終究畫在制度能否守住日常理性的那一刻。

    若僅將中共對台、對日的宗教滲透理解為「個案式的宗教交流」或「單純的資本逐利」，便會錯失真正關鍵的問題：這並非零星行為，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且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隱形運作的統戰機制。從建制的觀點而言，宗教並不是被｢利用｣的附屬工具，而是被嵌入治理邏輯之中的重要節點－神祇成為政治滲透的遮蔽語言，信仰則被轉譯為可操作的社會關係。    近年日本媒體揭露，中資與中國富豪大量收購日本寺院、神社，表面理由多半是「節稅」與「資產配置」，但若從制度運作層面分析，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資本國籍，而是宗教法人制度在少子化、高齡化情境下的結構性失守。根據日本文化廳2023年的調查指出，全國已有超過4431家「不活動宗教法人」，即名義上仍存在，實際上卻早已停止宗教活動。這些寺院往往沒有繼承人、信徒流失、財務枯竭，卻仍保有完整的免稅與法人資格。可見制度原本是為了保障宗教自由與文化延續，卻在社會結構變遷下，轉化為可被操弄的漏洞。值得關注的，不是「誰買了寺廟」，而是這些買賣如何在制度允許下被視為「正常交易」。當宗教法人代表資格不設國籍限制、資產轉移缺乏實質審查、宗教活動的認定極度寬鬆時，寺廟便從信仰空間轉化為免稅金融工具。更令人警惕的是，這些交易背後往往伴隨地下仲介、黑道勢力與跨境資金流動，使宗教場域成為洗錢、資產轉移乃至人員活動的灰色節點。對日本而言，這已不只是文化資產流失的問題，而是宗教制度被抽空後，國家對社會底層治理能力的削弱。當寺社不再是地方社群的精神中心，而成為封閉、不對外開放的「資產容器」，信仰的公共性便悄然瓦解。    相較於日本以「資本收購」為主的滲透路徑，中共對台灣宮廟的操作，則更偏向文化統戰與政治認同的重塑工程。陸委會與國安研究早已指出，中共長期利用兩岸共享的民間信仰（例如：媽祖、關聖帝君等）建構「祖廟—分廟」的上下從屬敘事，試圖將宗教血緣轉譯為政治隸屬。此種操作的高明之處，在於它並不直接談論主權，而是透過神祇的「香火正統性」建立象徵階序。一旦某座台灣宮廟被納入「祖廟體系」，其信仰實踐便被重新框定為「源自中國、回歸中國」的文化路徑。接下來，神祇便被貼上「反台獨」、「促統一」的政治標籤，而廟會、遶境及進香活動，則成為動員群眾、傳遞政治訊息的社會管道。是以，問題不在於信眾是否「被洗腦」，而係宗教網絡如何被制度性地納入政治動員結構。當選舉期間，特定宮廟系統被動員、特定政治語言在祭典中反覆出現，這並非偶發，而是長期關係經營的結果。信任感正是在這種「看似非政治」的日常互動中被重塑，社會裂縫也因此被放大。    無論在日本或台灣，最危險的並非公開的政治表態，而是宗教場域成為跨境灰色操作的節點。在台灣，宮廟長期財務透明度不足，現金流動龐大，監管機制薄弱，這使其極易成為境外資金滲透選舉的隱蔽管道。捐香油錢、贊助慶典、補助修繕，看似合理，卻難以追溯最終資金來源與政治意圖；在日本，宗教法人被收購後，既可作為資產轉移工具，也可能成為人員往來、情報接觸的低風險空間，宗教的神聖性，在此反而成為最好的保護色。    綜上所述，這套以宗教為節點的滲透模式，正逐步與選舉政治產生結構性的交會。無論是台灣即將到來的地方選舉，抑或是日本國內地方議會與國政選舉的長期趨勢，宮廟與寺社早已不只是信仰空間，而是能夠實際影響選民動員、政治表態與投票取向的社會網絡。當特定宗教場域被嵌入跨境金流、文化統戰與政治敘事之中，它所造成的並非單一候選人的得失，而是選民支持基礎被切割、社會信任被重新編派的深層效應，此種影響之所以危險，正因其往往不以「政治動員」之名出現，而是透過祭典、進香、交流與所謂的「文化連結」滲入日常生活。當部分選民在宗教關係中被引導接受特定政治立場，另一些選民則因此產生警惕與反彈，民主社會的公共討論便被迫沿著宗教與認同裂縫重新排序，這種分裂不是偶發，而是制度長期縱容宗教場域成為灰色政治節點的必然結果。因此，問題不在於宗教是否應該「遠離政治」，而在於台灣與日本是否能在選舉制度與宗教治理上，建立足以防止境外勢力介入的制度性防火牆。倘若任由宮廟與寺社在缺乏透明與監督的情況下，持續成為政治動員與資本操作的中介，那麼未來選舉中出現的，不只是立場對立，而是民主程序本身被悄然重塑。守住選舉的公平性，終究也意味著，必須正視並回應這場發生在神祇陰影之下的制度挑戰。

    日本參議院石平議員訪台之所以在日本與台灣政壇激起漣漪，並不僅因其身分特殊（即中國出身，日本國會議員，且遭中共制裁），而是因為他在台北的發言，精準地指明了日本對中外交長期積累，卻始終未被正視的結構性脫節，這並非單一政治人物偶發的道德表態，而是一次將制度盲區攤在陽光下的事件。若從建制的觀點而言，日本對中國的外交困境，從來不是「立場不夠強硬」，而是制度如何在日常運作中，將一份歷史文件不斷轉譯為自我束縛的行動準則。    1972年《日中共同聲明》中「理解並尊重一個中國」的文字，原本是高度政治語境下的模糊表述，卻在日本官僚體系的長期操作中，被重新制度化為「不可觸碰的紅線」。理解，被等同於同意；尊重，被延伸為服從；外交彈性，最終轉化為自我審查。石平點出的，正是這種制度錯位。他直言，日本官僚將「理解與尊重」誤讀為「認同與接受」，並在半個世紀內反覆內化，形成一套對中過度謹慎、對台高度不公的行為模式，其謬誤之處在於，它並非來自中國的直接法律約束，而是日本自身的自我枷鎖。    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日本長期假設「中國是一個可以被制度化信任的談判對象」。石平以極為尖銳，卻難以反駁的方式，指出中共政權所具有的雙重DNA：一方面是「地主流氓式」的權力邏輯，將暴力、威嚇與羞辱視為治理工具；另一方面，則是「泯滅人性」的黨性文化，要求個體、倫理與承諾無條件服從於黨的利益。這並非情緒性指控，而是對中共歷史與治理實踐的制度性描述。若政權本質即是「黨性凌駕人性」，那麼誠信破產並非偶發，而是結構必然。從《中英聯合聲明》到「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從國際協議到經貿承諾，歷史早已反覆驗證：與這樣的政權簽署協議，本身就建立在對方會遵守承諾的幻想之上。石平所謂「幻想破滅是歷史必然」，其實不是情緒化的批判，而是對制度行為後果的冷靜總結。    當中共早已將協議視為策略工具，而非道德或法律約束時，日本官僚體系卻仍以「避免刺激對方」作為最高行動原則，持續壓縮自身的外交空間，此即揭示出｢制度並非因外在強迫而失能，而是在日常操作中，逐步習慣於自我退讓｣的弔詭。石平「被中共制裁卻能訪台」的事實，更進一步揭穿了中共長期營造的管轄敘事，若中國真對台灣擁有主權，何以無法阻止一名遭其制裁的外國議員進入台灣？這個看似簡單的現象，卻直接戳破「台灣屬於中國」的制度編排。它不是靠宣示完成，而是透過實際出入境、法律適用與政治互動被日常地證成。因此，台灣與日本接下來必須正視的是，與其在語言層次不斷重申「一個中國政策的不同解釋」，不如轉向實質的主權行動。台日國會交流的常態化，並非象徵性挑釁，而是對既有不對等制度安排的修正。當日本國會議員可以自由訪台，而台灣立委卻被排除在日本國會之外，這種不對稱本身，就是「1972年體制」最具體、也是最荒謬的遺產。    石平提出其將致力推動我國立法委員正式訪問日本國會的承諾之所以重要，不在於他是否真的會「被處分」，而在於他揭示了一個被長期掩蓋的事實：這些限制從來不是法律義務，而是政治選擇。既然是選擇，就有被改寫的可能。國際社會也應從中得到啟示，美國之所以能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維持對台實質互動，關鍵不在於勇氣，而在於以國內法取代自我設限。相較之下，日本仍被困於對中卑躬屈膝、對台自我矮化的舊框架中，遲遲不願承認體制已經失效。    從石平訪台所引發的中國外交部暴怒反應來看，中共真正恐懼的，並非言語挑釁，而是這類低門檻、可複製的主權行動。因為它們不需要軍事衝突，也無須仰賴宏觀敘事，只要制度一旦鬆動，仇恨政治與管轄宣稱就會迅速外溢失控。因此，真正的挑戰，並非如何「不刺激中國」，而在於如何停止被一套早已脫節的制度所綁架。石平的出現，只是讓這個問題再也無法被忽視。

    2026年伊始，美國總統川普下令突襲委內瑞拉，並以高度精準的軍事與特種作戰行動拘捕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及夫人佛羅雷斯（Cilia Flores），表面上看似再次印證「強權政治回歸」，惟若僅以地緣政治洗牌來理解，反而遮蔽了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這不是單一軍事決策的震撼，而是多個制度同時發生錯誤識讀的結果。從建制的角度而言，關鍵不在於「美國是否更好戰」，而是各國制度如何解讀、過度簡化甚至錯置美國的行動邏輯。中國的誤判，正源於這種制度化的錯誤識讀。    中國外交與情報體系長期將川普視為「不可預測但不願承擔成本」的政治人物，並將其在烏俄戰爭中的搖擺態度，理解為整體戰略意志的下降。這種判斷，在制度內部被層層轉譯為「美國不會輕啟新戰場」的共識，最終讓中國外交使團在行動前數小時仍高調會晤馬杜洛，彷彿這樣的象徵性互動能構成實質嚇阻。然而，美國此次行動真正傳遞的訊號，並非全面介入，而是「可選擇性精準打擊」。這一點，恰恰是中國制度未能吸收的變化。美國並未投入長期占領或大規模戰爭，而是以電戰、特種部隊與即時情報完成政治目標，將軍事成本壓縮到最低。這樣的作戰邏輯，對中國過去以防空系統、軍備展示作為威懾核心的安全想像，構成了根本上的挑戰。    另一方面，日本對此的理解，反而比北京來得清醒。日本防衛省近年在白皮書與國會答詢中均強調，美中衝突不必然以全面戰爭形式出現，反而更可能表現為「斬首式、去功能化」的精準行動。從日本的觀點來看，委內瑞拉事件並非遙遠的拉丁美洲小插曲，而是再次驗證一個殘酷現實：再完整的防空網絡、再密集的軍備展示，都可能在制度癱瘓與指揮失靈下瞬間失效。真正的脆弱點，不在裝備，而在制度協調與決策節點。這也是為何日本在討論台海風險時，始終關注「初期數小時」與「指揮體系存續性」，而非單純的軍力對比。日本的安全焦慮，並不只是害怕被捲入戰爭，而是清楚理解現代衝突的第一擊，往往不是為了全面開戰，而是為了讓對手失去反應能力。    回到台灣，社會上部分論述將此次事件解讀為「川普示範給習近平看」，彷彿這是一場展演式威嚇。但這樣的理解或許過於簡化，也過於自我中心。更精確的說法是：這不是示範，而是提醒中共領導層，真正需要擔心的不是美國是否願意打一場大戰，而在於是否有能力承受一場高度精準、去政治核心的打擊行動。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轉變反而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提醒台灣不能將安全寄託在「對方不敢動手」的假設上；另一方面，也充分說明衝突並非必然以全面戰爭形式爆發。台灣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模仿軍備競賽，而在於制度是否具備承受第一擊、維持社會與政治運作的韌性。    總之，安全不是武器的總和，而是制度如何想像風險，以及如何在平時演練失敗。中國在委內瑞拉的挫敗，不只是外交損失，而是其制度長期低估「精準行動」的後果；日本的警惕，來自對這種制度風險的長期凝視；而台灣，正站在是否能識讀這個訊號的關鍵位置。因此，這場急襲真正應該關注的，未必全然是地緣政治的洗牌，而是各國對現代衝突的理解能力。能否辨識這一點，將決定誰仍停留在威懾展演，而誰已然面對現實。

    最近「喪屍煙彈」在日本沖繩流竄，引發社會對青少年毒品問題的高度關注。然而，若僅將其視為新型毒品或地方治安事件，恐怕低估了這起現象背後更深層的制度意涵。從建制的觀點來看，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啻單一犯罪行為，而是毒品、黑幫、資訊敘事與地緣政治如何在制度分工的縫隙中被串連起來，形成一條不易被整體辨識的灰色滲透鏈。    在日本的治理架構中，毒品被視為警政問題，黑幫屬於刑事犯罪，網路上的「琉球獨立」影片被歸類為言論或輿論操作，而國家安全則多半聚焦於軍事與外交層次。正是在這種高度分工的制度視野下，跨領域的風險往往被切割處理，導致各自看似「孤立」的事件，實際上卻可能共享相同的中介者與運作邏輯。   「喪屍煙彈」的關鍵不僅在於依托咪酯的藥理效果，而在於其高度適合被嵌入灰色經濟網絡：體積小、易走私、對年輕族群有吸引力，且短期內不易被社會辨識為重大安全威脅。鏡週刊曾揭露中共透過台灣黑幫牽線，接觸沖繩地方黑幫「旭琉會」以毒品利益為誘因進行滲透的報導；《日經亞洲》（Nikkei Asia）亦透過調查發現，中國組織涉嫌利用在日本設立的公司據點，走私製造芬太尼所需的化學前驅物至美國，相關企業與人員橫跨中國、日本與美國，並以日本作為指揮與資金調度的中介空間。這顯示，日本不僅是毒品消費市場，更可能被納入跨國非法供應鏈的制度節點。    此外，新型毒品現象與近年中國官媒與社群平台反覆炒作「琉球地位未定論」的敘事，在結構上並非毫無關聯。當大量簡體字帳號以「在地聲音」之名發布琉球獨立影片，這些內容往往被視為認知作戰或資訊操作，卻很少與地下經濟或組織網絡放在同一個分析框架中。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這些現象是否透過某些中介者被串連起來？誰在不同制度縫隙中跨界移動，讓「犯罪」、「輿論」與「政治」彼此接軌？媒體揭露中共透過台灣黑幫牽線，接觸沖繩地方組織並以毒品利益為誘因進行滲透的可能性，即便仍有待司法進一步釐清，然其重要性並非僅在於是否構成犯罪，媒體報導亦揭示了一種灰色操作模式：不需要官方身分、不必直接下指令，而是透過既有的地下網絡，讓非法經濟、地方認同與政治敘事逐步交疊。這樣的操作，正好落在民主國家制度分工難以整合的地帶。    對日本而言，沖繩本身即處於多重張力之中，美軍基地、地方認同、中央—地方關係，再加上鄰近中國與台灣的地緣位置，使其成為灰色地帶操作的場域。當毒品開始侵入年輕世代，黑幫被重新賦予「政治中介者」的角色，加之琉球歷史被反覆包裝成主權爭議，這些未必是個別單一偶發事件，而是一種「把非政治問題政治化、再把政治問題犯罪化」的來回操作。觀此案例對台灣尤其具有高度警示意義，因為我們對這套劇本並不陌生：黑幫、地方組織、宗教或基層網絡，被同時視為治安問題與政治風險，卻往往在制度上被分別處理。也就是當每一個單位都只負責「自己那一塊」，真正跨域的滲透就會在制度縫隙中發生。    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誇大中共的影響力，而在於民主社會是否有能力「識讀風險」。如果毒品只是被視為警政問題、黑幫只是被歸類為刑事犯罪、認知作戰只是被當成輿論，那麼灰色地帶就會永遠存在。真正的安全挑戰，不在於某一個事件的失控，而是看不見它們其實早已被串連成線。從｢喪屍煙彈｣到｢琉球敘事｣，這是一項關於辨識制度盲區的現實課題，亦將決定台、日社會在面對未來灰色地帶挑戰時，是持續被動拆彈，還是開始真正理解風險如何被制度性地製造與隱藏。

    2025年12月19日台北捷運張文隨機殺人案，讓人聯想到的，並非單一犯罪的震驚，而是日本學界多年來反覆提醒的一個核心命題：暴力往往不是突發，而是社會情緒長期累積、卻未被制度承接的結果。在日本對無差別攻擊的研究中，重點從來不只是「兇手怎麼了」，而是「社會如何讓挫敗無處安放」。此一視角，對理解台灣近十餘年的隨機殺人案件尤為重要。從鄭捷、洪淨到張文，三起案件橫跨十年，卻共享某些結構性的相似條件：高度孤立、失序的人生軌跡與一個缺乏出口的挫敗感。我們應該關注的，並非只是個人心理狀態，而是制度如何界定問題、如何切割責任，以及哪些情緒被視為「不屬於任何單位處理」。    在台灣，失業、挫敗、精神困境分別被交由不同制度處理：就業是勞動政策，精神健康是醫療，犯罪是司法。當一個人同時卡在這些制度縫隙中，沒有任何一個系統真正承接其困境時，暴力便成為一種被錯誤理解為「最後出口」的行為。這樣的結構，與中國近年頻繁出現，而被網民稱為「獻忠事件」的隨機殺人現象，有著令人不安的高度相似性。中國的「獻忠現象」，並非只是單純的治安問題，而是在政治高壓、經濟下行及言論封閉下，情緒長期被壓縮的結果。當不滿無法透過制度申訴、公共討論或社會支持被轉化，只能向內爆發反噬。不同的是，台灣即使擁有相對開放的社會條件，但若制度持續忽視情緒累積的風險，將挫敗個人化、病理化，那麼「隨機暴力作為宣洩出口」的錯誤想像，便可能被複製。    然而，暴力的門檻，並不只來自個人處境，也受到整體社會的情緒氛圍所影響。從日本與中國的案例可見，當官方長期煽動仇外、仇日情緒，暴力的心理門檻即被降低。2024年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在上學途中遭刺殺身亡，正是仇恨外溢的悲劇後果，這起事件並非孤立個案，而是發生在中國多年「仇日教育」與民族主義動員的背景之下。因此，我們不禁要提問：仇恨是如何被制度化？在中國，歷史教育、影視作品、官方敘事與社群平台，共同生產了一種高度簡化的敵我想像。當仇恨被包裝為「愛國情感」，暴力便不再顯得那麼不可思議。深圳事件後，中國官方一再強調「個案論」，否認仇日教育的存在，這正是典型的制度切割：將結構性情緒問題，重新推回個人犯罪。值得警惕的是，這套情緒動員模式，並不會止於中國境內。透過社群平台、短影音與認知作戰管道，仇恨敘事本身就是一種可輸出的政治技術。近年中國官媒與網路社群大量製造仇日、仇美敘事的同時，也逐漸將台灣納入「敵對想像」之中，倘若這類情緒被有系統地向台灣社會輸出，疊加本地既有的挫敗與不安，其後果不容低估。    台灣社會往往低估「情緒治理」的重要性，我們習慣在事件發生後，討論刑責、死刑存廢與個人背景，卻很少提及：哪些情緒被制度性忽視？哪些仇恨被默許存在？又有哪些平台與話語，正在降低暴力的心理門檻？當外部的仇恨敘事，遇上內部無處安放的挫敗感，隨機暴力便不再只是「偶發」。因此，從張文乙案來說，我們真正需要面對的，或許並非只是單一無差別攻擊事件而已，而是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台灣是否準備好承接情緒？若我們繼續將暴力視為個人失控、將仇恨視為言論自由的邊緣現象，忽視制度如何生產、放任或輸入情緒，那麼隨機殺人恐怕不會止於個案，而會成為一種被錯誤複製的社會病徵。因此，暴力從來不是突發事件，它總是在被忽視的地方，慢慢累積。能否正視這一點，將決定台灣社會是繼續在事後震驚，還是開始真正處理那些尚未爆發的情緒。

         近來，中共透過多條路線對日、對台展開的資訊操作，顯示出一種新趨勢：不是先在法理上辯論，而是先在認知上塑造一場「看似有爭議，但實際可被操作」的政治氛圍。對於外界而言，這不只是新聞、一場文化或歷史論戰，而是一種被制度化、可複製，並能加以放大的「敘事武器」。而從建制的視角，我們有必要拆解這背後運作機制，也就是誰在寫故事？誰在授權？誰受到誘因？誰因此獲益？        表面上，中共近期針對沖繩主權話語的操作，似乎像是歷史問題討論，但若只把它當成一時的輿論鬧劇，那將極大低估其戰略意義。茲以2025年12月初為例：多家中國官方媒體重新提出「琉球/沖繩地位未定論」，主張沖繩縣隸屬昔日的琉球王國，而琉球曾是中國的藩屬國，易言之，「沖繩歸屬日本並不具合法性」。12月1日，針對這類報導，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嚴正回應，指出「沖繩是日本領土這一點毫無疑問」。12月2日，兩艘中國海警船闖入日本宣稱的釣魚台/尖閣列島海域，並驅離正在作業的日本漁船，伴隨著海上對峙的新聞也再次出現。這一連串操作不只是情報輸出，而是將「敘事模糊化」與「海空現場行動」同步推進。        另一方面，對台灣而言，我們早已見識過類似手法，中共對聯合國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2758（以下簡稱2758號決議）的解讀，即為典型案例。2758號決議於1971年10月25日通過，其英文、中文正文及官方說法都明確指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承認其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並驅逐蔣介石代表及其所屬組織。」，並沒有提及台灣的主權、地位，亦未有聲明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中共在近年外交與宣傳策略中，卻把這項「代表權決議」轉換成「台灣主權決議」。中共當局與官方媒體不斷聲稱「2758號決議確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不能參與國際組織」，試圖以決議的「權威性」為背書，向國際社會推動其「一中敘事」。        表面上，沖繩敘事與 2758 決議敘事這兩條路線似乎針對不同目標（日本/台灣），但其核心邏輯卻高度相似：不是先論法理，而是先扭曲認知。目的是透過不斷重複、權威話語、公眾媒體輸出，使得「看起來好像真的有爭議」，即便事實與法理上並不支持，這正是資訊戰 (information war) 的核心：長期的認知塑造、制度誘導及社會分裂。我們看見的是一套被設計、被允許，甚至被誘導的制度性運作機制，這機制包括了：一、文本生產與授權流程。官方媒體、大學研究機構、所謂「琉球研究者」、外交部與海警系統之間的協作，誰在提供歷史資料?誰在審核?誰決定何時發文?何時升級為外交/海上行動?這不是一兩個人的自發，而是制度性的協調；二、語言與敘事作為官僚績效的一環。在這種架構下，「誰能激起最大反響、改變國際對區域主權認知、使對手陷入國內分裂」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指標（KPI）」，對外交、媒體，甚至對海警、研究機構而言，敘事輸出與效果皆極具政治價值；三、制度性誘因。當這類操作過去屢屢「成功」（無論成功定義為引起國際震撼，或使對手暫停某些政策），參與其中的機構與人員就會獲得制度回報（例如政治資本、晉升、資源傾斜），這使得敘事戰不再是臨時選擇，而是長期制度性選項。因此，沖繩敘事和2758決議敘事並非偶發，而是制度化使然，它們構成一個可以被複製、可以被標準化，甚至是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對象（例如：日本、台灣、南海、東海……等等）之間重複操作的「認知武裝」，這樣一來，法理的清晰性與國際法秩序的重要性即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哪裡喊得夠響亮、哪裡製造的認知撕裂夠深，哪裡就成為下一個目標。        然而，台灣與理念相近國家/民主國際社會又該如何回應？管見認為，茲可從以下四項策略來應對：首先是制度透明化，公開揭露與分析那些製造、傳播敘事的機制，包括官方媒體與學術機構之間的合作流程、外交部、海警、情報部門的協調管道、敘事輸出的「授權文書」、人事與資源分配機制，讓「誰說了什麼、為何說、與誰合作」成為可查詢、可監督的公共資訊；其次是強化反敘事（counter-narrative）的能力，這不只是發布新聞稿，而是要建立長期、制度化、專業的公共外交與資訊透明機制，讓真正基於法理、歷史、國際共識的敘事，有持久、結構化並具說服力的平台，而不是被恐嚇、嘲諷，甚或忽略；再者，深化區域制度建構與安全對話機制，把合作從｢利益交換｣提升到｢制度耦合｣（institution-building），在安全、公共衛生、環境、貿易、災害救援及媒體交流等議題上建立常設、多邊、透明機制。如此一來，即便中共試圖用敘事製造混亂，也無法輕易撼動制度所構築的信任與合作；最後則是提高社會與公民媒體的媒體素養，避免被「歷史、文化、情感」包裝的敘事所迷惑，保持對敘事來源、利益關係以及制度背景的警覺，並支持獨立、跨國、跨領域的研究，讓敘事不再是單向輸出，而是公開、透明與可對話的過程。        基上所述，沖繩敘事與2758號決議敘事，看似針對不同地域、不同目標，但實質上是同一種「認知武裝」，亦是一種建立在制度操作、權力誘因與媒體資源之上的長期戰略。當這種武器被制度化，對民主社會、區域安全及國際秩序的衝擊將遠比單一海域對峙或一次外交口水戰更深、更長遠。我們不能只把這視為外交事件，也不能只把它當成歷史或主權爭議看待，它是一場長期而結構性的｢認知戰爭｣，而我們真正應該要做的，不是情緒化回應，而是從制度層面建構起反制能力，亦即公開、透明與制度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阻止「敘事武器」繼續擴張，阻止那些試圖把不可能合法化、合理化的力量，變成區域政治的新常態。在此意義上，不論是台灣、日本，甚至整個印太區域，面臨的不是一次外交口水，而是一場制度與敘事的角力，而我們若不警覺、不行動，就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認知上的不義所困，而陷於巨大制度性劣勢。

    中共戰機以火控雷達照射日本航空自衛隊機，並非單一軍事摩擦，而是一套被制度化的威懾語言。2025年12月10日，美國國防部證實中共以火控雷達鎖定日本巡邏機，並表示「對日本的安全承諾堅不可摧」。這起事件被日本媒體形容為「極度異常」，因為雷達照射在軍事上的判定，意味著「已進入攻擊前程序」，其危險性甚至高於實彈警告。更重要的是，這不是一次性的指令，而是中共近年在東海及台海同步推進的「危險常態化」。    對台灣而言，這種模式並不陌生，共機「日進夜出」擾台、跨越海峽中線、以無人機貼近金門與蘭嶼上空，皆是將高風險行動包裝成「例行巡航」的相同邏輯，用反覆行動推動心理麻痺，以模糊升級門檻消磨對手反應空間。這並非偶然的軍事決策，而是制度化產出的行動序列。因此，要理解這些事件，並不能只看軍事表層，而是必須回到「制度如何生產這些行為」。也就是說，我們要問：誰在寫這套劇本？誰賦予正當性？誰又能從中得利？    近期在中國影音平台流傳的「我開飛機降落日本航母」影片，無人機低空拍攝停泊於橫須賀港的日本出雲號直升機護衛艦，即為一例，影片雖不到20秒，卻刻意營造出「中國無人機輕鬆貼臉日本核心基地」的視覺敘事，在引發日方和國際關注後，影片迅速被中國平台下架。木原稔防衛大臣則公開強調，日本軍港平時具嚴密監控，不排除影片經加工。影片真假固然重要，但「真實」並不是這場行動的核心目標，但其效應已經達成。自媒體的鏡頭替國家敘事服務：中國軍事能力被放大，日本防衛體系被羞辱，而民族主義情緒被點燃。諸如此類的影像不需要可信，它只需要被相信。    12月9日，中、俄兩國更出動可搭載核武的轟炸機，在日本與韓國周邊進行聯合巡航，韓國國防部批評該行動「構成安全威脅」，日本防衛省則指出轟炸機編隊一度穿越對日極具敏感的空域，這種「核能力展示」並非單純的軍事投射，而是一種政治儀式：向周邊國家展示壓力，向內部社會展示敵人。這些行為背後都有一套相似的制度邏輯：國家並非只在軍事層面操作威懾，而是透過官僚結構、生產文件、媒體再現，持續複製一套「危險，但必要」的敘事。軍事行動本身成為敘事的素材，而敘事又反過來推動更多軍事行動。    在中共的制度語言中，軍隊被塑造成民族意志的象徵，外交衝突被形容為「他國挑釁」，任何風險行為都能以「維護主權」正當化。於是，本該被禁止的危險行動，在制度中被轉化為「人民期待的強硬」，而外界的擔憂，則被定義為「敵意證明」。也就是說，制度透過語言與再現方式，把挑釁變成職責，把升高風險變成愛國義務，這不是自發行為，而是制度化生產。基此，我們可以觀察到以下三個關鍵環節：第一，文本與報告是行動的生成器。軍事部門、外交部、官方媒體各自撰寫報告與敘述，這些文書互相引用及交錯授權，最後形成一套可重複操作的「威懾語言」，一旦文件把某種行動定義為「正常巡航」，或將某個空域定義為「中國固有領域」，官僚就有義務把文本化為行動；第二，制度內的「績效邏輯」使危險行為被鼓舞。在官僚結構中，那些能夠製造外交震動、獲得民族主義回響的單位，往往能獲得更多政治資源。換言之，升高風險本身被獎勵，而不是被懲罰；第三，國內敘事需求推動行動升級。當政權需要強化內部凝聚或面對政經壓力時，展示「被包圍」或「外敵臨近」便成為方便的政治劇場，軍事動作不再只是安全策略，而是政權內部的動員方式，這是中國「灰色地帶戰術」得以制度化的原因，而制度本身需要這些行為。因此，日本正在經歷的，不只是軍事摩擦，而是中國在東海預演對台劇本。    若將今年發生在日本及台灣的事件相互對照比較，不難可以看到其複製的軌跡：首先，在日本方面，從｢火控雷達照射｣到｢近距離無人機｣，再到｢核轟炸機巡航｣；至於在台灣方面，則是從｢海峽中線突破｣到｢無人機貼近｣，再到｢飛彈試射與環島軍演｣。觀其二者的路線幾乎一致，只差展演規模與挑釁強度，可見中共在日本周邊測試反應並校準界線，再把該經驗帶回台海套用。是以，日本的冷靜回應並不意味有效嚇阻，而是增加未來升級的空間。更關鍵的是，中共正在訓練國內社會「以危險為常態」。當國內社會被教育「外面都是敵人」，或被視覺化的影像激起自豪，以軍事行動作為民族意志展演的一部分，那麼升高軍事風險不再需要正當理由，這才是台灣真正要警戒的。    對台灣而言，日本不是處於「另一條戰線」，而是一種「預演」。中共今天對日本演示的語言、影像及行動邏輯，就是未來可能對台灣使用的版本，先透過敘事製造焦慮，再用軍事行動填補敘事，以及先用無人機與海警試探界線，再用軍演與雷達鎖定測試反應，台灣不應把這些事件視為「日本的問題」而置身事外。因此，真正的挑戰不是中共何時會開戰，而是我們是否能看懂其如何透過制度化行動，把「不開戰的威懾」變成「隨時可升級的劇場」。從而，中共的威懾不是衝動，而是一套行動—文本—敘事的循環，其行動亦非單一事件，而是制度邏輯的必然產出。在這場制度與敘事交織出的威懾劇本中，日本正在經歷的，只是台灣未來可能面對的預演版本，真正的問題在於：台灣是否能真正理解這套劇本，並及早為下一步作出準備？

        近月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因在國會表示「若中國對台動武，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導致一連串中日外交風暴。2025年11月9日，日本媒體報導高市首相的這番言論，引發各界高度關注。隨後，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堅於11月8日在社群平台X（原Twitter）轉貼相關新聞，並寫道：「那種擅闖進來的骯髒頭顱，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斬掉。你們做好覺悟了嗎？」這段文字被廣泛解讀為針對高市首相的人身威脅。該貼文雖隨後刪除，但11月10日日本政府以「極端不當言論」提出正式抗議。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媒體與多部會，也對高市首相的「台灣有事論」發動聯合譴責，並警告若日本介入台海可能導致「慘敗」。而日本方面，首相並未收回言論，官房長官亦強調將持續抗議。        這場從國會發言－社群恐嚇－正式外交抗議－媒體與官方共同放大的一連串事件，不只是一次外交失控，而是一套制度化邏輯在運作。若不從制度 (institutional) 的角度分析，只看表面言論與情緒，只會忽略其深層動因與後果。以下，我們或可從建制的觀點來分析，指出這種「狼式外交」如何被制度化，如何成為一種可複製的治理工具。中共對日本的施壓，已發展成一種「複合治理工程」。此一結合人身恐嚇、訊息策略與制度誘因的混合機制，其核心在於：｢誰在生成文本、誰在放話、誰為之背書、誰因此升官｣。這無異於建制觀點的日常行政實踐，而非全然是抽象的「民族主義高層動員」（那只是宏觀敘事的一部分）。真實運作的是：在外交部、總領事館、官方媒體、公務員升遷評價制度等制度內部，有一條被默認甚至鼓勵的路徑，通往「強硬、對抗、恐嚇」。        首先是｢文本生成與放話機制｣，薛堅的網路發文並非個人情緒發泄，而是有先後脈絡的政治展演，其內容與時機都緊接高市早苗的國會發言，且馬上被日本與美國政府與媒體注意，足見其背後有預設的政治投放目的。中國外交部與國防部等多部會隨即針對「台灣有事論」聯合放話，將之上升為全面警告；其次是｢官媒與輿論機制｣，在這場風波中，中國國內媒體與官方傳播結合，不再僅限於傳統外交聲明，而加入強烈敵意與人格攻擊元素。這不只是簡單的宣傳，而是系統性的訊息策略：透過歷史敘事、主權模糊點、領土爭議，將「國家利益」以情感與憤怒包裝，使公眾認同一種對外敵意。這種輿論攻勢，不再是偶發，而成為體制內可以調動的資源；再者，是｢官僚激勵結構｣，近年來，國際媒體與觀察者不斷提到某些中國外交官因為其「敢言敢鬥」而獲得晉升。例如，過去被批為「戰狼式」的官員，在其任期結束後，被調任更高職務或特別代表，成為制度內可見的「升遷路徑」。這告訴我們：在中共體制內，外交官是否「合作協商」，可能不及其是否「對外強硬、鬧事」來得重要。因此，薛堅這種赤裸裸的人身威脅，不只是外交失禮，而是制度所容忍（甚至默許）的政治展演。這種「暴力語言」是可以被寫入考核、升遷條件而成為官僚文化的一部分。這樣的制度安排，堪比軍艦巡航或軍事演習更具長期破壞力。        此外，中共這樣的一套制度化敵意機制，若從建制的觀點而言，我們不應僅把注意力放在新聞標題與外交官言論而已，值得探問的是：哪些內部文件、指令、考核制度，指引外交官使用粗暴語言?哪些審批流程、誰在背後決策允許這種言論公開化?官媒發文與外交部聲明間有哪些協同機制?此類行為被如何衡量、如何納入官僚晉升或政治資本的考量?唯有透過進一步深層的考究，才能真正理解這種「狼式外交」並非意外，而是制度設計的結果。然而，我們不難理解，中共的目的其實是雙重的：對內，中國正處於經濟下行、房地產債務、地方政府債務、人口老化、青年失業等多重壓力之下，官方若僅專注於內部改革，不僅成本高、見效慢，也可能導致體制合法性危機。而更便宜、更快速、更能產生「凝聚」、「情緒出口」的，即是轉換內部矛盾為外部仇恨，藉由「日本威脅論」和「外部壓迫敘事」，將國內不滿重新導向「外敵」，這不只減少了國內壓力，也凝聚了當局的合法性。對外，這種制度化敵意能在短時間內產生震懾效果：一方面迫使日本、以及可能關切台海的第三方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另一方面，也試圖告訴國際社會，中共有能力、不畏懼且願意動用不同層面的工具－從社群媒體恐嚇、經濟制裁（例如暫停日本水產品進口、呼籲公民避免赴日旅遊）、旅遊限制、文化交流中斷等，形成一種低度但廣覆蓋的壓力。這正是複合治理 (composite coercion) 的典型特徵。        然而，這條路線帶來的，是對中共自身外交與戰略空間的長期傷害。每一次粗暴言論、每一次人身威脅，都在積累對中國的「制度性不信任」。對外國而言，中共不再是一個可以談判、有制度性及可預測的對手，而是一個可能隨時因情緒、因內部邏輯而爆發的「危險黑箱」。當一個國家成為如此，他國就更傾向於降低合作、提高警戒，並將其列入安全範疇，此可由最近日本與美國因中國在沖繩、東海及太平洋附近的軍事動作，而加強防衛合作與聯合演習乙事足稽。再者，制度化敵意使外交官變成政治機器，其不再是談判者或斡旋者，而是挑釁者與壓迫者。這樣的制度設計，把外交從理性溝通變成仇恨生產。當制度鼓勵「恐嚇升官」，下一代外交官也會習得這種語言與行動方式，外交人員儼然成為制度化仇敵製造者 (institutional enmity producers)。最終後果，或許不是戰爭爆發，而是「亞洲秩序的制度僵化」，在這種架構下，中日、中美、中台之間不再有互信，也不容易重建合作。每一次對話，都可能因過往的「言語恐嚇歷史經驗」而變得懷疑與對抗。        綜上所述，管見認為如果國際社會（特別是日、美、台），要對抗這種制度化敵意，不應僅依賴外交斥責或經濟制裁，更需要透過公開中國外交、媒體與官僚制度操作資訊，使得恐嚇、仇恨、生產敵意的機制暴露在全球觀察者之下；國際間也應考慮長期制度耦合（institution-building）來建立地區安全架構，讓合作、互信、對話成為制度化、常態化，而非因一時言論高潮而破裂；最重要的是，增進文化與話語防禦（discourse defence），加強自身媒體素養與公共外交，用理性、透明、尊重歷史的敘事回應，而不是落入對方「仇恨－反仇恨」的陷阱。如果我們只把這當成一連串外交事件，就永遠停留在「今天罵一句、明天反罵一句」的惡性循環，但如果看成制度問題，就有可能中斷這條製造敵意的結構，讓未來的亞洲秩序至少有合作、對話與妥協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日關係的危機，不僅是地緣政治的震盪，更是我們能否讓制度變回溝通工具，而不是仇恨機器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