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山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2026年伊始，美國總統川普下令突襲委內瑞拉，並以高度精準的軍事與特種作戰行動拘捕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及夫人佛羅雷斯（Cilia Flores），表面上看似再次印證「強權政治回歸」，惟若僅以地緣政治洗牌來理解，反而遮蔽了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這不是單一軍事決策的震撼，而是多個制度同時發生錯誤識讀的結果。從建制的角度而言，關鍵不在於「美國是否更好戰」，而是各國制度如何解讀、過度簡化甚至錯置美國的行動邏輯。中國的誤判，正源於這種制度化的錯誤識讀。    中國外交與情報體系長期將川普視為「不可預測但不願承擔成本」的政治人物，並將其在烏俄戰爭中的搖擺態度，理解為整體戰略意志的下降。這種判斷，在制度內部被層層轉譯為「美國不會輕啟新戰場」的共識，最終讓中國外交使團在行動前數小時仍高調會晤馬杜洛，彷彿這樣的象徵性互動能構成實質嚇阻。然而，美國此次行動真正傳遞的訊號，並非全面介入，而是「可選擇性精準打擊」。這一點，恰恰是中國制度未能吸收的變化。美國並未投入長期占領或大規模戰爭，而是以電戰、特種部隊與即時情報完成政治目標，將軍事成本壓縮到最低。這樣的作戰邏輯，對中國過去以防空系統、軍備展示作為威懾核心的安全想像，構成了根本上的挑戰。    另一方面，日本對此的理解，反而比北京來得清醒。日本防衛省近年在白皮書與國會答詢中均強調，美中衝突不必然以全面戰爭形式出現，反而更可能表現為「斬首式、去功能化」的精準行動。從日本的觀點來看，委內瑞拉事件並非遙遠的拉丁美洲小插曲，而是再次驗證一個殘酷現實：再完整的防空網絡、再密集的軍備展示，都可能在制度癱瘓與指揮失靈下瞬間失效。真正的脆弱點，不在裝備，而在制度協調與決策節點。這也是為何日本在討論台海風險時，始終關注「初期數小時」與「指揮體系存續性」，而非單純的軍力對比。日本的安全焦慮，並不只是害怕被捲入戰爭，而是清楚理解現代衝突的第一擊，往往不是為了全面開戰，而是為了讓對手失去反應能力。    回到台灣，社會上部分論述將此次事件解讀為「川普示範給習近平看」，彷彿這是一場展演式威嚇。但這樣的理解或許過於簡化，也過於自我中心。更精確的說法是：這不是示範，而是提醒中共領導層，真正需要擔心的不是美國是否願意打一場大戰，而在於是否有能力承受一場高度精準、去政治核心的打擊行動。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轉變反而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提醒台灣不能將安全寄託在「對方不敢動手」的假設上；另一方面，也充分說明衝突並非必然以全面戰爭形式爆發。台灣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模仿軍備競賽，而在於制度是否具備承受第一擊、維持社會與政治運作的韌性。    總之，安全不是武器的總和，而是制度如何想像風險，以及如何在平時演練失敗。中國在委內瑞拉的挫敗，不只是外交損失，而是其制度長期低估「精準行動」的後果；日本的警惕，來自對這種制度風險的長期凝視；而台灣，正站在是否能識讀這個訊號的關鍵位置。因此，這場急襲真正應該關注的，未必全然是地緣政治的洗牌，而是各國對現代衝突的理解能力。能否辨識這一點，將決定誰仍停留在威懾展演，而誰已然面對現實。

    最近「喪屍煙彈」在日本沖繩流竄，引發社會對青少年毒品問題的高度關注。然而，若僅將其視為新型毒品或地方治安事件，恐怕低估了這起現象背後更深層的制度意涵。從建制的觀點來看，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啻單一犯罪行為，而是毒品、黑幫、資訊敘事與地緣政治如何在制度分工的縫隙中被串連起來，形成一條不易被整體辨識的灰色滲透鏈。    在日本的治理架構中，毒品被視為警政問題，黑幫屬於刑事犯罪，網路上的「琉球獨立」影片被歸類為言論或輿論操作，而國家安全則多半聚焦於軍事與外交層次。正是在這種高度分工的制度視野下，跨領域的風險往往被切割處理，導致各自看似「孤立」的事件，實際上卻可能共享相同的中介者與運作邏輯。   「喪屍煙彈」的關鍵不僅在於依托咪酯的藥理效果，而在於其高度適合被嵌入灰色經濟網絡：體積小、易走私、對年輕族群有吸引力，且短期內不易被社會辨識為重大安全威脅。鏡週刊曾揭露中共透過台灣黑幫牽線，接觸沖繩地方黑幫「旭琉會」以毒品利益為誘因進行滲透的報導；《日經亞洲》（Nikkei Asia）亦透過調查發現，中國組織涉嫌利用在日本設立的公司據點，走私製造芬太尼所需的化學前驅物至美國，相關企業與人員橫跨中國、日本與美國，並以日本作為指揮與資金調度的中介空間。這顯示，日本不僅是毒品消費市場，更可能被納入跨國非法供應鏈的制度節點。    此外，新型毒品現象與近年中國官媒與社群平台反覆炒作「琉球地位未定論」的敘事，在結構上並非毫無關聯。當大量簡體字帳號以「在地聲音」之名發布琉球獨立影片，這些內容往往被視為認知作戰或資訊操作，卻很少與地下經濟或組織網絡放在同一個分析框架中。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這些現象是否透過某些中介者被串連起來？誰在不同制度縫隙中跨界移動，讓「犯罪」、「輿論」與「政治」彼此接軌？媒體揭露中共透過台灣黑幫牽線，接觸沖繩地方組織並以毒品利益為誘因進行滲透的可能性，即便仍有待司法進一步釐清，然其重要性並非僅在於是否構成犯罪，媒體報導亦揭示了一種灰色操作模式：不需要官方身分、不必直接下指令，而是透過既有的地下網絡，讓非法經濟、地方認同與政治敘事逐步交疊。這樣的操作，正好落在民主國家制度分工難以整合的地帶。    對日本而言，沖繩本身即處於多重張力之中，美軍基地、地方認同、中央—地方關係，再加上鄰近中國與台灣的地緣位置，使其成為灰色地帶操作的場域。當毒品開始侵入年輕世代，黑幫被重新賦予「政治中介者」的角色，加之琉球歷史被反覆包裝成主權爭議，這些未必是個別單一偶發事件，而是一種「把非政治問題政治化、再把政治問題犯罪化」的來回操作。觀此案例對台灣尤其具有高度警示意義，因為我們對這套劇本並不陌生：黑幫、地方組織、宗教或基層網絡，被同時視為治安問題與政治風險，卻往往在制度上被分別處理。也就是當每一個單位都只負責「自己那一塊」，真正跨域的滲透就會在制度縫隙中發生。    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誇大中共的影響力，而在於民主社會是否有能力「識讀風險」。如果毒品只是被視為警政問題、黑幫只是被歸類為刑事犯罪、認知作戰只是被當成輿論，那麼灰色地帶就會永遠存在。真正的安全挑戰，不在於某一個事件的失控，而是看不見它們其實早已被串連成線。從｢喪屍煙彈｣到｢琉球敘事｣，這是一項關於辨識制度盲區的現實課題，亦將決定台、日社會在面對未來灰色地帶挑戰時，是持續被動拆彈，還是開始真正理解風險如何被制度性地製造與隱藏。

    2025年12月19日台北捷運張文隨機殺人案，讓人聯想到的，並非單一犯罪的震驚，而是日本學界多年來反覆提醒的一個核心命題：暴力往往不是突發，而是社會情緒長期累積、卻未被制度承接的結果。在日本對無差別攻擊的研究中，重點從來不只是「兇手怎麼了」，而是「社會如何讓挫敗無處安放」。此一視角，對理解台灣近十餘年的隨機殺人案件尤為重要。從鄭捷、洪淨到張文，三起案件橫跨十年，卻共享某些結構性的相似條件：高度孤立、失序的人生軌跡與一個缺乏出口的挫敗感。我們應該關注的，並非只是個人心理狀態，而是制度如何界定問題、如何切割責任，以及哪些情緒被視為「不屬於任何單位處理」。    在台灣，失業、挫敗、精神困境分別被交由不同制度處理：就業是勞動政策，精神健康是醫療，犯罪是司法。當一個人同時卡在這些制度縫隙中，沒有任何一個系統真正承接其困境時，暴力便成為一種被錯誤理解為「最後出口」的行為。這樣的結構，與中國近年頻繁出現，而被網民稱為「獻忠事件」的隨機殺人現象，有著令人不安的高度相似性。中國的「獻忠現象」，並非只是單純的治安問題，而是在政治高壓、經濟下行及言論封閉下，情緒長期被壓縮的結果。當不滿無法透過制度申訴、公共討論或社會支持被轉化，只能向內爆發反噬。不同的是，台灣即使擁有相對開放的社會條件，但若制度持續忽視情緒累積的風險，將挫敗個人化、病理化，那麼「隨機暴力作為宣洩出口」的錯誤想像，便可能被複製。    然而，暴力的門檻，並不只來自個人處境，也受到整體社會的情緒氛圍所影響。從日本與中國的案例可見，當官方長期煽動仇外、仇日情緒，暴力的心理門檻即被降低。2024年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在上學途中遭刺殺身亡，正是仇恨外溢的悲劇後果，這起事件並非孤立個案，而是發生在中國多年「仇日教育」與民族主義動員的背景之下。因此，我們不禁要提問：仇恨是如何被制度化？在中國，歷史教育、影視作品、官方敘事與社群平台，共同生產了一種高度簡化的敵我想像。當仇恨被包裝為「愛國情感」，暴力便不再顯得那麼不可思議。深圳事件後，中國官方一再強調「個案論」，否認仇日教育的存在，這正是典型的制度切割：將結構性情緒問題，重新推回個人犯罪。值得警惕的是，這套情緒動員模式，並不會止於中國境內。透過社群平台、短影音與認知作戰管道，仇恨敘事本身就是一種可輸出的政治技術。近年中國官媒與網路社群大量製造仇日、仇美敘事的同時，也逐漸將台灣納入「敵對想像」之中，倘若這類情緒被有系統地向台灣社會輸出，疊加本地既有的挫敗與不安，其後果不容低估。    台灣社會往往低估「情緒治理」的重要性，我們習慣在事件發生後，討論刑責、死刑存廢與個人背景，卻很少提及：哪些情緒被制度性忽視？哪些仇恨被默許存在？又有哪些平台與話語，正在降低暴力的心理門檻？當外部的仇恨敘事，遇上內部無處安放的挫敗感，隨機暴力便不再只是「偶發」。因此，從張文乙案來說，我們真正需要面對的，或許並非只是單一無差別攻擊事件而已，而是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台灣是否準備好承接情緒？若我們繼續將暴力視為個人失控、將仇恨視為言論自由的邊緣現象，忽視制度如何生產、放任或輸入情緒，那麼隨機殺人恐怕不會止於個案，而會成為一種被錯誤複製的社會病徵。因此，暴力從來不是突發事件，它總是在被忽視的地方，慢慢累積。能否正視這一點，將決定台灣社會是繼續在事後震驚，還是開始真正處理那些尚未爆發的情緒。

         近來，中共透過多條路線對日、對台展開的資訊操作，顯示出一種新趨勢：不是先在法理上辯論，而是先在認知上塑造一場「看似有爭議，但實際可被操作」的政治氛圍。對於外界而言，這不只是新聞、一場文化或歷史論戰，而是一種被制度化、可複製，並能加以放大的「敘事武器」。而從建制的視角，我們有必要拆解這背後運作機制，也就是誰在寫故事？誰在授權？誰受到誘因？誰因此獲益？        表面上，中共近期針對沖繩主權話語的操作，似乎像是歷史問題討論，但若只把它當成一時的輿論鬧劇，那將極大低估其戰略意義。茲以2025年12月初為例：多家中國官方媒體重新提出「琉球/沖繩地位未定論」，主張沖繩縣隸屬昔日的琉球王國，而琉球曾是中國的藩屬國，易言之，「沖繩歸屬日本並不具合法性」。12月1日，針對這類報導，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嚴正回應，指出「沖繩是日本領土這一點毫無疑問」。12月2日，兩艘中國海警船闖入日本宣稱的釣魚台/尖閣列島海域，並驅離正在作業的日本漁船，伴隨著海上對峙的新聞也再次出現。這一連串操作不只是情報輸出，而是將「敘事模糊化」與「海空現場行動」同步推進。        另一方面，對台灣而言，我們早已見識過類似手法，中共對聯合國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2758（以下簡稱2758號決議）的解讀，即為典型案例。2758號決議於1971年10月25日通過，其英文、中文正文及官方說法都明確指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承認其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並驅逐蔣介石代表及其所屬組織。」，並沒有提及台灣的主權、地位，亦未有聲明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中共在近年外交與宣傳策略中，卻把這項「代表權決議」轉換成「台灣主權決議」。中共當局與官方媒體不斷聲稱「2758號決議確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不能參與國際組織」，試圖以決議的「權威性」為背書，向國際社會推動其「一中敘事」。        表面上，沖繩敘事與 2758 決議敘事這兩條路線似乎針對不同目標（日本/台灣），但其核心邏輯卻高度相似：不是先論法理，而是先扭曲認知。目的是透過不斷重複、權威話語、公眾媒體輸出，使得「看起來好像真的有爭議」，即便事實與法理上並不支持，這正是資訊戰 (information war) 的核心：長期的認知塑造、制度誘導及社會分裂。我們看見的是一套被設計、被允許，甚至被誘導的制度性運作機制，這機制包括了：一、文本生產與授權流程。官方媒體、大學研究機構、所謂「琉球研究者」、外交部與海警系統之間的協作，誰在提供歷史資料?誰在審核?誰決定何時發文?何時升級為外交/海上行動?這不是一兩個人的自發，而是制度性的協調；二、語言與敘事作為官僚績效的一環。在這種架構下，「誰能激起最大反響、改變國際對區域主權認知、使對手陷入國內分裂」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指標（KPI）」，對外交、媒體，甚至對海警、研究機構而言，敘事輸出與效果皆極具政治價值；三、制度性誘因。當這類操作過去屢屢「成功」（無論成功定義為引起國際震撼，或使對手暫停某些政策），參與其中的機構與人員就會獲得制度回報（例如政治資本、晉升、資源傾斜），這使得敘事戰不再是臨時選擇，而是長期制度性選項。因此，沖繩敘事和2758決議敘事並非偶發，而是制度化使然，它們構成一個可以被複製、可以被標準化，甚至是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對象（例如：日本、台灣、南海、東海……等等）之間重複操作的「認知武裝」，這樣一來，法理的清晰性與國際法秩序的重要性即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哪裡喊得夠響亮、哪裡製造的認知撕裂夠深，哪裡就成為下一個目標。        然而，台灣與理念相近國家/民主國際社會又該如何回應？管見認為，茲可從以下四項策略來應對：首先是制度透明化，公開揭露與分析那些製造、傳播敘事的機制，包括官方媒體與學術機構之間的合作流程、外交部、海警、情報部門的協調管道、敘事輸出的「授權文書」、人事與資源分配機制，讓「誰說了什麼、為何說、與誰合作」成為可查詢、可監督的公共資訊；其次是強化反敘事（counter-narrative）的能力，這不只是發布新聞稿，而是要建立長期、制度化、專業的公共外交與資訊透明機制，讓真正基於法理、歷史、國際共識的敘事，有持久、結構化並具說服力的平台，而不是被恐嚇、嘲諷，甚或忽略；再者，深化區域制度建構與安全對話機制，把合作從｢利益交換｣提升到｢制度耦合｣（institution-building），在安全、公共衛生、環境、貿易、災害救援及媒體交流等議題上建立常設、多邊、透明機制。如此一來，即便中共試圖用敘事製造混亂，也無法輕易撼動制度所構築的信任與合作；最後則是提高社會與公民媒體的媒體素養，避免被「歷史、文化、情感」包裝的敘事所迷惑，保持對敘事來源、利益關係以及制度背景的警覺，並支持獨立、跨國、跨領域的研究，讓敘事不再是單向輸出，而是公開、透明與可對話的過程。        基上所述，沖繩敘事與2758號決議敘事，看似針對不同地域、不同目標，但實質上是同一種「認知武裝」，亦是一種建立在制度操作、權力誘因與媒體資源之上的長期戰略。當這種武器被制度化，對民主社會、區域安全及國際秩序的衝擊將遠比單一海域對峙或一次外交口水戰更深、更長遠。我們不能只把這視為外交事件，也不能只把它當成歷史或主權爭議看待，它是一場長期而結構性的｢認知戰爭｣，而我們真正應該要做的，不是情緒化回應，而是從制度層面建構起反制能力，亦即公開、透明與制度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阻止「敘事武器」繼續擴張，阻止那些試圖把不可能合法化、合理化的力量，變成區域政治的新常態。在此意義上，不論是台灣、日本，甚至整個印太區域，面臨的不是一次外交口水，而是一場制度與敘事的角力，而我們若不警覺、不行動，就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認知上的不義所困，而陷於巨大制度性劣勢。

    中共戰機以火控雷達照射日本航空自衛隊機，並非單一軍事摩擦，而是一套被制度化的威懾語言。2025年12月10日，美國國防部證實中共以火控雷達鎖定日本巡邏機，並表示「對日本的安全承諾堅不可摧」。這起事件被日本媒體形容為「極度異常」，因為雷達照射在軍事上的判定，意味著「已進入攻擊前程序」，其危險性甚至高於實彈警告。更重要的是，這不是一次性的指令，而是中共近年在東海及台海同步推進的「危險常態化」。    對台灣而言，這種模式並不陌生，共機「日進夜出」擾台、跨越海峽中線、以無人機貼近金門與蘭嶼上空，皆是將高風險行動包裝成「例行巡航」的相同邏輯，用反覆行動推動心理麻痺，以模糊升級門檻消磨對手反應空間。這並非偶然的軍事決策，而是制度化產出的行動序列。因此，要理解這些事件，並不能只看軍事表層，而是必須回到「制度如何生產這些行為」。也就是說，我們要問：誰在寫這套劇本？誰賦予正當性？誰又能從中得利？    近期在中國影音平台流傳的「我開飛機降落日本航母」影片，無人機低空拍攝停泊於橫須賀港的日本出雲號直升機護衛艦，即為一例，影片雖不到20秒，卻刻意營造出「中國無人機輕鬆貼臉日本核心基地」的視覺敘事，在引發日方和國際關注後，影片迅速被中國平台下架。木原稔防衛大臣則公開強調，日本軍港平時具嚴密監控，不排除影片經加工。影片真假固然重要，但「真實」並不是這場行動的核心目標，但其效應已經達成。自媒體的鏡頭替國家敘事服務：中國軍事能力被放大，日本防衛體系被羞辱，而民族主義情緒被點燃。諸如此類的影像不需要可信，它只需要被相信。    12月9日，中、俄兩國更出動可搭載核武的轟炸機，在日本與韓國周邊進行聯合巡航，韓國國防部批評該行動「構成安全威脅」，日本防衛省則指出轟炸機編隊一度穿越對日極具敏感的空域，這種「核能力展示」並非單純的軍事投射，而是一種政治儀式：向周邊國家展示壓力，向內部社會展示敵人。這些行為背後都有一套相似的制度邏輯：國家並非只在軍事層面操作威懾，而是透過官僚結構、生產文件、媒體再現，持續複製一套「危險，但必要」的敘事。軍事行動本身成為敘事的素材，而敘事又反過來推動更多軍事行動。    在中共的制度語言中，軍隊被塑造成民族意志的象徵，外交衝突被形容為「他國挑釁」，任何風險行為都能以「維護主權」正當化。於是，本該被禁止的危險行動，在制度中被轉化為「人民期待的強硬」，而外界的擔憂，則被定義為「敵意證明」。也就是說，制度透過語言與再現方式，把挑釁變成職責，把升高風險變成愛國義務，這不是自發行為，而是制度化生產。基此，我們可以觀察到以下三個關鍵環節：第一，文本與報告是行動的生成器。軍事部門、外交部、官方媒體各自撰寫報告與敘述，這些文書互相引用及交錯授權，最後形成一套可重複操作的「威懾語言」，一旦文件把某種行動定義為「正常巡航」，或將某個空域定義為「中國固有領域」，官僚就有義務把文本化為行動；第二，制度內的「績效邏輯」使危險行為被鼓舞。在官僚結構中，那些能夠製造外交震動、獲得民族主義回響的單位，往往能獲得更多政治資源。換言之，升高風險本身被獎勵，而不是被懲罰；第三，國內敘事需求推動行動升級。當政權需要強化內部凝聚或面對政經壓力時，展示「被包圍」或「外敵臨近」便成為方便的政治劇場，軍事動作不再只是安全策略，而是政權內部的動員方式，這是中國「灰色地帶戰術」得以制度化的原因，而制度本身需要這些行為。因此，日本正在經歷的，不只是軍事摩擦，而是中國在東海預演對台劇本。    若將今年發生在日本及台灣的事件相互對照比較，不難可以看到其複製的軌跡：首先，在日本方面，從｢火控雷達照射｣到｢近距離無人機｣，再到｢核轟炸機巡航｣；至於在台灣方面，則是從｢海峽中線突破｣到｢無人機貼近｣，再到｢飛彈試射與環島軍演｣。觀其二者的路線幾乎一致，只差展演規模與挑釁強度，可見中共在日本周邊測試反應並校準界線，再把該經驗帶回台海套用。是以，日本的冷靜回應並不意味有效嚇阻，而是增加未來升級的空間。更關鍵的是，中共正在訓練國內社會「以危險為常態」。當國內社會被教育「外面都是敵人」，或被視覺化的影像激起自豪，以軍事行動作為民族意志展演的一部分，那麼升高軍事風險不再需要正當理由，這才是台灣真正要警戒的。    對台灣而言，日本不是處於「另一條戰線」，而是一種「預演」。中共今天對日本演示的語言、影像及行動邏輯，就是未來可能對台灣使用的版本，先透過敘事製造焦慮，再用軍事行動填補敘事，以及先用無人機與海警試探界線，再用軍演與雷達鎖定測試反應，台灣不應把這些事件視為「日本的問題」而置身事外。因此，真正的挑戰不是中共何時會開戰，而是我們是否能看懂其如何透過制度化行動，把「不開戰的威懾」變成「隨時可升級的劇場」。從而，中共的威懾不是衝動，而是一套行動—文本—敘事的循環，其行動亦非單一事件，而是制度邏輯的必然產出。在這場制度與敘事交織出的威懾劇本中，日本正在經歷的，只是台灣未來可能面對的預演版本，真正的問題在於：台灣是否能真正理解這套劇本，並及早為下一步作出準備？

        近月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因在國會表示「若中國對台動武，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導致一連串中日外交風暴。2025年11月9日，日本媒體報導高市首相的這番言論，引發各界高度關注。隨後，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堅於11月8日在社群平台X（原Twitter）轉貼相關新聞，並寫道：「那種擅闖進來的骯髒頭顱，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斬掉。你們做好覺悟了嗎？」這段文字被廣泛解讀為針對高市首相的人身威脅。該貼文雖隨後刪除，但11月10日日本政府以「極端不當言論」提出正式抗議。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媒體與多部會，也對高市首相的「台灣有事論」發動聯合譴責，並警告若日本介入台海可能導致「慘敗」。而日本方面，首相並未收回言論，官房長官亦強調將持續抗議。        這場從國會發言－社群恐嚇－正式外交抗議－媒體與官方共同放大的一連串事件，不只是一次外交失控，而是一套制度化邏輯在運作。若不從制度 (institutional) 的角度分析，只看表面言論與情緒，只會忽略其深層動因與後果。以下，我們或可從建制的觀點來分析，指出這種「狼式外交」如何被制度化，如何成為一種可複製的治理工具。中共對日本的施壓，已發展成一種「複合治理工程」。此一結合人身恐嚇、訊息策略與制度誘因的混合機制，其核心在於：｢誰在生成文本、誰在放話、誰為之背書、誰因此升官｣。這無異於建制觀點的日常行政實踐，而非全然是抽象的「民族主義高層動員」（那只是宏觀敘事的一部分）。真實運作的是：在外交部、總領事館、官方媒體、公務員升遷評價制度等制度內部，有一條被默認甚至鼓勵的路徑，通往「強硬、對抗、恐嚇」。        首先是｢文本生成與放話機制｣，薛堅的網路發文並非個人情緒發泄，而是有先後脈絡的政治展演，其內容與時機都緊接高市早苗的國會發言，且馬上被日本與美國政府與媒體注意，足見其背後有預設的政治投放目的。中國外交部與國防部等多部會隨即針對「台灣有事論」聯合放話，將之上升為全面警告；其次是｢官媒與輿論機制｣，在這場風波中，中國國內媒體與官方傳播結合，不再僅限於傳統外交聲明，而加入強烈敵意與人格攻擊元素。這不只是簡單的宣傳，而是系統性的訊息策略：透過歷史敘事、主權模糊點、領土爭議，將「國家利益」以情感與憤怒包裝，使公眾認同一種對外敵意。這種輿論攻勢，不再是偶發，而成為體制內可以調動的資源；再者，是｢官僚激勵結構｣，近年來，國際媒體與觀察者不斷提到某些中國外交官因為其「敢言敢鬥」而獲得晉升。例如，過去被批為「戰狼式」的官員，在其任期結束後，被調任更高職務或特別代表，成為制度內可見的「升遷路徑」。這告訴我們：在中共體制內，外交官是否「合作協商」，可能不及其是否「對外強硬、鬧事」來得重要。因此，薛堅這種赤裸裸的人身威脅，不只是外交失禮，而是制度所容忍（甚至默許）的政治展演。這種「暴力語言」是可以被寫入考核、升遷條件而成為官僚文化的一部分。這樣的制度安排，堪比軍艦巡航或軍事演習更具長期破壞力。        此外，中共這樣的一套制度化敵意機制，若從建制的觀點而言，我們不應僅把注意力放在新聞標題與外交官言論而已，值得探問的是：哪些內部文件、指令、考核制度，指引外交官使用粗暴語言?哪些審批流程、誰在背後決策允許這種言論公開化?官媒發文與外交部聲明間有哪些協同機制?此類行為被如何衡量、如何納入官僚晉升或政治資本的考量?唯有透過進一步深層的考究，才能真正理解這種「狼式外交」並非意外，而是制度設計的結果。然而，我們不難理解，中共的目的其實是雙重的：對內，中國正處於經濟下行、房地產債務、地方政府債務、人口老化、青年失業等多重壓力之下，官方若僅專注於內部改革，不僅成本高、見效慢，也可能導致體制合法性危機。而更便宜、更快速、更能產生「凝聚」、「情緒出口」的，即是轉換內部矛盾為外部仇恨，藉由「日本威脅論」和「外部壓迫敘事」，將國內不滿重新導向「外敵」，這不只減少了國內壓力，也凝聚了當局的合法性。對外，這種制度化敵意能在短時間內產生震懾效果：一方面迫使日本、以及可能關切台海的第三方重新評估對華政策；另一方面，也試圖告訴國際社會，中共有能力、不畏懼且願意動用不同層面的工具－從社群媒體恐嚇、經濟制裁（例如暫停日本水產品進口、呼籲公民避免赴日旅遊）、旅遊限制、文化交流中斷等，形成一種低度但廣覆蓋的壓力。這正是複合治理 (composite coercion) 的典型特徵。        然而，這條路線帶來的，是對中共自身外交與戰略空間的長期傷害。每一次粗暴言論、每一次人身威脅，都在積累對中國的「制度性不信任」。對外國而言，中共不再是一個可以談判、有制度性及可預測的對手，而是一個可能隨時因情緒、因內部邏輯而爆發的「危險黑箱」。當一個國家成為如此，他國就更傾向於降低合作、提高警戒，並將其列入安全範疇，此可由最近日本與美國因中國在沖繩、東海及太平洋附近的軍事動作，而加強防衛合作與聯合演習乙事足稽。再者，制度化敵意使外交官變成政治機器，其不再是談判者或斡旋者，而是挑釁者與壓迫者。這樣的制度設計，把外交從理性溝通變成仇恨生產。當制度鼓勵「恐嚇升官」，下一代外交官也會習得這種語言與行動方式，外交人員儼然成為制度化仇敵製造者 (institutional enmity producers)。最終後果，或許不是戰爭爆發，而是「亞洲秩序的制度僵化」，在這種架構下，中日、中美、中台之間不再有互信，也不容易重建合作。每一次對話，都可能因過往的「言語恐嚇歷史經驗」而變得懷疑與對抗。        綜上所述，管見認為如果國際社會（特別是日、美、台），要對抗這種制度化敵意，不應僅依賴外交斥責或經濟制裁，更需要透過公開中國外交、媒體與官僚制度操作資訊，使得恐嚇、仇恨、生產敵意的機制暴露在全球觀察者之下；國際間也應考慮長期制度耦合（institution-building）來建立地區安全架構，讓合作、互信、對話成為制度化、常態化，而非因一時言論高潮而破裂；最重要的是，增進文化與話語防禦（discourse defence），加強自身媒體素養與公共外交，用理性、透明、尊重歷史的敘事回應，而不是落入對方「仇恨－反仇恨」的陷阱。如果我們只把這當成一連串外交事件，就永遠停留在「今天罵一句、明天反罵一句」的惡性循環，但如果看成制度問題，就有可能中斷這條製造敵意的結構，讓未來的亞洲秩序至少有合作、對話與妥協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日關係的危機，不僅是地緣政治的震盪，更是我們能否讓制度變回溝通工具，而不是仇恨機器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