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9日台北捷運張文隨機殺人案，讓人聯想到的，並非單一犯罪的震驚，而是日本學界多年來反覆提醒的一個核心命題：暴力往往不是突發，而是社會情緒長期累積、卻未被制度承接的結果。在日本對無差別攻擊的研究中，重點從來不只是「兇手怎麼了」，而是「社會如何讓挫敗無處安放」。此一視角，對理解台灣近十餘年的隨機殺人案件尤為重要。從鄭捷、洪淨到張文，三起案件橫跨十年，卻共享某些結構性的相似條件：高度孤立、失序的人生軌跡與一個缺乏出口的挫敗感。我們應該關注的，並非只是個人心理狀態，而是制度如何界定問題、如何切割責任，以及哪些情緒被視為「不屬於任何單位處理」。

    在台灣，失業、挫敗、精神困境分別被交由不同制度處理：就業是勞動政策，精神健康是醫療，犯罪是司法。當一個人同時卡在這些制度縫隙中，沒有任何一個系統真正承接其困境時，暴力便成為一種被錯誤理解為「最後出口」的行為。這樣的結構，與中國近年頻繁出現，而被網民稱為「獻忠事件」的隨機殺人現象，有著令人不安的高度相似性。中國的「獻忠現象」，並非只是單純的治安問題，而是在政治高壓、經濟下行及言論封閉下，情緒長期被壓縮的結果。當不滿無法透過制度申訴、公共討論或社會支持被轉化，只能向內爆發反噬。不同的是，台灣即使擁有相對開放的社會條件，但若制度持續忽視情緒累積的風險，將挫敗個人化、病理化，那麼「隨機暴力作為宣洩出口」的錯誤想像，便可能被複製。

    然而，暴力的門檻，並不只來自個人處境，也受到整體社會的情緒氛圍所影響。從日本與中國的案例可見，當官方長期煽動仇外、仇日情緒，暴力的心理門檻即被降低。2024年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在上學途中遭刺殺身亡，正是仇恨外溢的悲劇後果，這起事件並非孤立個案，而是發生在中國多年「仇日教育」與民族主義動員的背景之下。因此，我們不禁要提問：仇恨是如何被制度化？在中國，歷史教育、影視作品、官方敘事與社群平台，共同生產了一種高度簡化的敵我想像。當仇恨被包裝為「愛國情感」，暴力便不再顯得那麼不可思議。深圳事件後，中國官方一再強調「個案論」，否認仇日教育的存在，這正是典型的制度切割：將結構性情緒問題，重新推回個人犯罪。值得警惕的是，這套情緒動員模式，並不會止於中國境內。透過社群平台、短影音與認知作戰管道，仇恨敘事本身就是一種可輸出的政治技術。近年中國官媒與網路社群大量製造仇日、仇美敘事的同時，也逐漸將台灣納入「敵對想像」之中，倘若這類情緒被有系統地向台灣社會輸出，疊加本地既有的挫敗與不安，其後果不容低估。

    台灣社會往往低估「情緒治理」的重要性，我們習慣在事件發生後，討論刑責、死刑存廢與個人背景，卻很少提及：哪些情緒被制度性忽視？哪些仇恨被默許存在？又有哪些平台與話語，正在降低暴力的心理門檻？當外部的仇恨敘事，遇上內部無處安放的挫敗感，隨機暴力便不再只是「偶發」。因此，從張文乙案來說，我們真正需要面對的，或許並非只是單一無差別攻擊事件而已，而是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台灣是否準備好承接情緒？若我們繼續將暴力視為個人失控、將仇恨視為言論自由的邊緣現象，忽視制度如何生產、放任或輸入情緒，那麼隨機殺人恐怕不會止於個案，而會成為一種被錯誤複製的社會病徵。因此，暴力從來不是突發事件，它總是在被忽視的地方，慢慢累積。能否正視這一點，將決定台灣社會是繼續在事後震驚，還是開始真正處理那些尚未爆發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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