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參議院石平議員訪台之所以在日本與台灣政壇激起漣漪，並不僅因其身分特殊（即中國出身，日本國會議員，且遭中共制裁），而是因為他在台北的發言，精準地指明了日本對中外交長期積累，卻始終未被正視的結構性脫節，這並非單一政治人物偶發的道德表態，而是一次將制度盲區攤在陽光下的事件。若從建制的觀點而言，日本對中國的外交困境，從來不是「立場不夠強硬」，而是制度如何在日常運作中，將一份歷史文件不斷轉譯為自我束縛的行動準則。
1972年《日中共同聲明》中「理解並尊重一個中國」的文字，原本是高度政治語境下的模糊表述，卻在日本官僚體系的長期操作中，被重新制度化為「不可觸碰的紅線」。理解，被等同於同意；尊重，被延伸為服從；外交彈性，最終轉化為自我審查。石平點出的，正是這種制度錯位。他直言，日本官僚將「理解與尊重」誤讀為「認同與接受」，並在半個世紀內反覆內化，形成一套對中過度謹慎、對台高度不公的行為模式，其謬誤之處在於，它並非來自中國的直接法律約束，而是日本自身的自我枷鎖。
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於，日本長期假設「中國是一個可以被制度化信任的談判對象」。石平以極為尖銳，卻難以反駁的方式，指出中共政權所具有的雙重DNA：一方面是「地主流氓式」的權力邏輯，將暴力、威嚇與羞辱視為治理工具；另一方面，則是「泯滅人性」的黨性文化，要求個體、倫理與承諾無條件服從於黨的利益。這並非情緒性指控，而是對中共歷史與治理實踐的制度性描述。若政權本質即是「黨性凌駕人性」，那麼誠信破產並非偶發，而是結構必然。從《中英聯合聲明》到「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從國際協議到經貿承諾，歷史早已反覆驗證：與這樣的政權簽署協議，本身就建立在對方會遵守承諾的幻想之上。石平所謂「幻想破滅是歷史必然」，其實不是情緒化的批判，而是對制度行為後果的冷靜總結。
當中共早已將協議視為策略工具，而非道德或法律約束時，日本官僚體系卻仍以「避免刺激對方」作為最高行動原則，持續壓縮自身的外交空間，此即揭示出｢制度並非因外在強迫而失能，而是在日常操作中，逐步習慣於自我退讓｣的弔詭。石平「被中共制裁卻能訪台」的事實，更進一步揭穿了中共長期營造的管轄敘事，若中國真對台灣擁有主權，何以無法阻止一名遭其制裁的外國議員進入台灣？這個看似簡單的現象，卻直接戳破「台灣屬於中國」的制度編排。它不是靠宣示完成，而是透過實際出入境、法律適用與政治互動被日常地證成。因此，台灣與日本接下來必須正視的是，與其在語言層次不斷重申「一個中國政策的不同解釋」，不如轉向實質的主權行動。台日國會交流的常態化，並非象徵性挑釁，而是對既有不對等制度安排的修正。當日本國會議員可以自由訪台，而台灣立委卻被排除在日本國會之外，這種不對稱本身，就是「1972年體制」最具體、也是最荒謬的遺產。
石平提出其將致力推動我國立法委員正式訪問日本國會的承諾之所以重要，不在於他是否真的會「被處分」，而在於他揭示了一個被長期掩蓋的事實：這些限制從來不是法律義務，而是政治選擇。既然是選擇，就有被改寫的可能。國際社會也應從中得到啟示，美國之所以能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情況下，維持對台實質互動，關鍵不在於勇氣，而在於以國內法取代自我設限。相較之下，日本仍被困於對中卑躬屈膝、對台自我矮化的舊框架中，遲遲不願承認體制已經失效。
從石平訪台所引發的中國外交部暴怒反應來看，中共真正恐懼的，並非言語挑釁，而是這類低門檻、可複製的主權行動。因為它們不需要軍事衝突，也無須仰賴宏觀敘事，只要制度一旦鬆動，仇恨政治與管轄宣稱就會迅速外溢失控。因此，真正的挑戰，並非如何「不刺激中國」，而在於如何停止被一套早已脫節的制度所綁架。石平的出現，只是讓這個問題再也無法被忽視。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