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僅將中共對台、對日的宗教滲透理解為「個案式的宗教交流」或「單純的資本逐利」，便會錯失真正關鍵的問題：這並非零星行為，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且能夠在日常生活中隱形運作的統戰機制。從建制的觀點而言，宗教並不是被｢利用｣的附屬工具，而是被嵌入治理邏輯之中的重要節點－神祇成為政治滲透的遮蔽語言，信仰則被轉譯為可操作的社會關係。

    近年日本媒體揭露，中資與中國富豪大量收購日本寺院、神社，表面理由多半是「節稅」與「資產配置」，但若從制度運作層面分析，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資本國籍，而是宗教法人制度在少子化、高齡化情境下的結構性失守。根據日本文化廳2023年的調查指出，全國已有超過4431家「不活動宗教法人」，即名義上仍存在，實際上卻早已停止宗教活動。這些寺院往往沒有繼承人、信徒流失、財務枯竭，卻仍保有完整的免稅與法人資格。可見制度原本是為了保障宗教自由與文化延續，卻在社會結構變遷下，轉化為可被操弄的漏洞。值得關注的，不是「誰買了寺廟」，而是這些買賣如何在制度允許下被視為「正常交易」。當宗教法人代表資格不設國籍限制、資產轉移缺乏實質審查、宗教活動的認定極度寬鬆時，寺廟便從信仰空間轉化為免稅金融工具。更令人警惕的是，這些交易背後往往伴隨地下仲介、黑道勢力與跨境資金流動，使宗教場域成為洗錢、資產轉移乃至人員活動的灰色節點。對日本而言，這已不只是文化資產流失的問題，而是宗教制度被抽空後，國家對社會底層治理能力的削弱。當寺社不再是地方社群的精神中心，而成為封閉、不對外開放的「資產容器」，信仰的公共性便悄然瓦解。

    相較於日本以「資本收購」為主的滲透路徑，中共對台灣宮廟的操作，則更偏向文化統戰與政治認同的重塑工程。陸委會與國安研究早已指出，中共長期利用兩岸共享的民間信仰（例如：媽祖、關聖帝君等）建構「祖廟—分廟」的上下從屬敘事，試圖將宗教血緣轉譯為政治隸屬。此種操作的高明之處，在於它並不直接談論主權，而是透過神祇的「香火正統性」建立象徵階序。一旦某座台灣宮廟被納入「祖廟體系」，其信仰實踐便被重新框定為「源自中國、回歸中國」的文化路徑。接下來，神祇便被貼上「反台獨」、「促統一」的政治標籤，而廟會、遶境及進香活動，則成為動員群眾、傳遞政治訊息的社會管道。是以，問題不在於信眾是否「被洗腦」，而係宗教網絡如何被制度性地納入政治動員結構。當選舉期間，特定宮廟系統被動員、特定政治語言在祭典中反覆出現，這並非偶發，而是長期關係經營的結果。信任感正是在這種「看似非政治」的日常互動中被重塑，社會裂縫也因此被放大。

    無論在日本或台灣，最危險的並非公開的政治表態，而是宗教場域成為跨境灰色操作的節點。在台灣，宮廟長期財務透明度不足，現金流動龐大，監管機制薄弱，這使其極易成為境外資金滲透選舉的隱蔽管道。捐香油錢、贊助慶典、補助修繕，看似合理，卻難以追溯最終資金來源與政治意圖；在日本，宗教法人被收購後，既可作為資產轉移工具，也可能成為人員往來、情報接觸的低風險空間，宗教的神聖性，在此反而成為最好的保護色。

    綜上所述，這套以宗教為節點的滲透模式，正逐步與選舉政治產生結構性的交會。無論是台灣即將到來的地方選舉，抑或是日本國內地方議會與國政選舉的長期趨勢，宮廟與寺社早已不只是信仰空間，而是能夠實際影響選民動員、政治表態與投票取向的社會網絡。當特定宗教場域被嵌入跨境金流、文化統戰與政治敘事之中，它所造成的並非單一候選人的得失，而是選民支持基礎被切割、社會信任被重新編派的深層效應，此種影響之所以危險，正因其往往不以「政治動員」之名出現，而是透過祭典、進香、交流與所謂的「文化連結」滲入日常生活。當部分選民在宗教關係中被引導接受特定政治立場，另一些選民則因此產生警惕與反彈，民主社會的公共討論便被迫沿著宗教與認同裂縫重新排序，這種分裂不是偶發，而是制度長期縱容宗教場域成為灰色政治節點的必然結果。因此，問題不在於宗教是否應該「遠離政治」，而在於台灣與日本是否能在選舉制度與宗教治理上，建立足以防止境外勢力介入的制度性防火牆。倘若任由宮廟與寺社在缺乏透明與監督的情況下，持續成為政治動員與資本操作的中介，那麼未來選舉中出現的，不只是立場對立，而是民主程序本身被悄然重塑。守住選舉的公平性，終究也意味著，必須正視並回應這場發生在神祇陰影之下的制度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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