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79年1月的橋頭事件，是戒嚴令下第一次的示威遊行。 它改變一個政治家族的命運，它凝聚一群黨外人士的集體意志， 它推進一個國家的民主步伐。 橋頭因而成為自由的灘頭堡，高雄更是台灣民主的聖地。 今年是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也是高雄政壇面臨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變動，此刻民進黨要反省什麼呢？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在高雄最接地氣的民主前輩，一個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重新回顧審視台灣追求民主的初心以及這當中的艱困過程，尤其是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 這次由八卦寮文教基金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編撰了「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專書，除了回顧大時代的意義，也希望橋頭事件永不再發生。本書獲得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授權獨家刊出，以饗讀者。本書預計明年1月出刊。
台灣的野生政治家余登發
台灣的野生政治家余登發，從政從不高談闊論。余登發老縣長說：「憑良心講話，是非才會分明：憑良心做事，事情才會條條有理。」這是他的執著，在從政時亦然：一聲勤儉，一切以里民優先，疼惜土地，疼惜農民與弱者，是最古典的政治工作者。
1.高雄縣黑派的開山
自1960年余登發當選縣長之後，在當時高雄縣的政治勢力圈，開創了所謂的「黑派」，和之前依附著國民黨的地方山頭─白派和紅派之間，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勢。但這類地方派系的形成，基本上都是選舉制度下的產物，並不具幫會的性質，也沒有正式的入派儀式。甚至有些人是游走派系之間、沾染兩種色彩的。白派、紅派和黑派之間，隨著大小選舉的舉行，持續了三十年的勢力消長；每逢選戰，輿論界及政界在分析、判斷高雄選情時，一定會推演「三派」之間的互競關係。
「黑派」是高雄政壇的左派，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它一直是高雄反對勢力的中流砥柱，集合了一群以余登發為靈魂人物的異議份子。余登發一當上縣長後，力行「清廉」、「勤快」的執政方針及不收紅包的原則，所以後來的黑派中人或許來自各路，但在余登發正直、剛強、不畏強權、無私奉獻的精神帶領下，都能認同他反利益追求的參政理念，早年的黑派，相當具有民主政治的清新風格。
雖然余登發口中從未承認地方派系的分法，但後來的人都以「黑派開山祖」來標示他。早年余登發憑藉扎實的地方服務厚植政治勢力，民進黨成立後，他所帶領的「余家班」投入民進黨，此後余家三代，共擔任過六任高雄縣長，縱橫地方政壇數十年，並將高雄打造成綠營最大票倉。
2.不讓國民黨婦女保障名額一票即可當選，余登發推兒媳余陳月瑛出馬
黑派開山之後，面臨的第一個衝擊，就是余登發在縣長未任滿之前，遭受官司的構陷，以至被迫停職，提早下台。但就在他下台前幾個月，他的媳婦余陳月瑛，以全縣最高票當選第三屆台灣省議會議員。
1963年，余登發還在高雄縣長的任內，推派了自己的兒媳婦余陳月瑛出來競選第三屆高雄縣省議員。但說到余登發推自己人出來競選的原因，其實是「迫不得已」。
國民黨自第一屆省議員選舉以來，即利用無人競爭的婦女保障名額制度，把多餘的軍眷票分配給聲望低的男性候選人，以增加國民黨的當選率。第一屆高雄縣省議員選舉時，國民黨提名的女候選人王國秀，就在得票數極少的情況下即當選。而她當選後並未在地奉獻，而是馬上到台中國民黨省黨部服務，連戶籍都遷出高雄縣。
第二屆省議員選舉的前六個月，國民黨再度提名王國秀，余登發為了打破國民黨女候選人一票就能當選的情勢，自第一屆以來，一直在找適當的黨外女性人選和國民黨抗衡。幾年之內，余登發陸續找過彭林芳、楊潛閨、曾高秋月等女士，但她們或其家人都受到國民黨的壓制、勸退，最後每一位都打退堂鼓。
第三屆選舉之前，余登發本來鼓勵黃朱灼華出來，且帶著她拜訪了許多人。但直到截止登記的前幾天，她的家族卻反對她出選，所以她也宣布放棄。不想見到國民黨再次得利的余登發，迫於情勢，在1963年4月，第三屆台灣省議員截止登記的前三天，命令自己的兒媳婦余陳月瑛上陣。
余陳月瑛是高雄鹽埕人，1926年出生，是高雄商界聞人陳再興最小的女兒，日據時期畢業於台南長榮女中。1949年時她與余瑞言結婚時，余登發剛當上水利會主委。婚後余陳月瑛曾陪伴余瑞言到台大唸法律系讀書，1955年時，又隨夫到省府民政廳上班，全家搬到中興新村住。自嫁進余家，余陳月瑛從一位嬌貴清純、讀書彈琴的富家千金，幾年之內，化身為相夫教子、操持家計的辛勤主婦。
1960年，余登發競選縣長時，要余瑞言放下民政廳課長的職務，全家都搬回高雄橋頭。原本余登發一心想栽培余瑞言接手政治事務，但余瑞言始終對政治興趣缺缺，甚至有排拒感。余登發轉而指望持家有道的兒媳婦，1961年時，要她出來參選縣議員。余陳月瑛雖然幹練，畢竟是政治素人，且太慢展開競選運動，上了台也講不出什麼政見，結果就落選了。
這次余登發迫於情勢，再次命令兒媳出來參選，當時肚子裡正懷著小兒子余政道的余陳月瑛，不敢違抗「家官」(公公)的命令，挺著六個月的身孕，跟著家官跑政見會，四處拜票。余登發為她策劃了一切的競選活動，主要就是政見會演講。余陳月瑛以懇切的態度向大家說：「我會重視你們的民意，認真打拼，為我們高雄縣來努力，請大家全力給我支持。」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她並提出會堅持辦理農民保險，贏得很多農民的認同。後來余陳月瑛以第一高票─46,484票當選，超越王國秀的41,263票。
第一次參選台灣省議員、又是在登記截止前三天才決定參選、且在不買票的情勢下，竟然能在高雄縣以第一高票當選，不可諱言，選民們投的是余陳月瑛背後的「余登發」這個人。余陳月瑛在發表政見時，順勢向選民說明余登發因發動全縣義務勞動卻遭受預算被否決而導至下台又要賠錢的冤屈；而就在投票的前三天，監察院竟通過余登發八卦寮變更地目案之彈劾……選民之所以把票投給政治素人余陳月瑛，投的正是對國民黨政治迫害的抗議，更是對余登發縣長施政的信任與被陷的同情。
3.女兒黃余綉鸞當選縣議員，媳婦余陳月瑛連任省議員；余登發卻被捕入獄服刑
自1963年兒媳余陳月瑛當選台灣省議員後，1964年1月，余登發再推出二女兒黃余綉鸞競選第六屆高雄縣議員，可惜並未當選。
1964年4月，第五屆高雄縣長選舉，余登發因為被訴訟案纏身，喪失參選資格，只好推出兒子競選。余瑞言是一位正直謹慎的公務員，畢業於台大法律系，亦曾任職省府民政廳，學經歷俱佳。可惜他當時已患有肥胖症，體力和意志力消沈，雖無心政事，卻不敢拒絕父親的權威。余登發鬥志昂揚地帶著余瑞言四處拜票，並替他上台宣講，可是當余登發滔滔不絕地在台上闡述國民黨的卑劣及政治改革的理念時，坐在台下的余瑞言，卻因體力透支而打起瞌睡。
即使如此，余瑞言在第五屆縣長選舉時，仍然獲得了83,962票，僅輸給國民黨推出的戴良慶30,590票。選戰雖輸了，卻輸得很光采，以一張政治白紙又缺乏政治熱力的新秀，就能把強勁的對手打到只能險勝，這當然又是余瑞言背後的余登發威力之所致。
1968年1月，黃余綉鸞捲土重來，當選第七屆縣議員；同年4月，余陳月瑛連任第四屆台灣省議員。
雖然兒媳、女兒都當上省、縣議員，余家在高雄縣的政治實力已不容忽視，但余登發內心還是希望能重掌縣政，以對國民黨的追殺迫害有足夠的制衡力道。1969年間，他曾公開宣佈要參選1972年的高雄市長；1972年時，因受限於六十歲的年齡限制，余登發推出女婿黃友仁參選第七屆高雄縣長，後來黃友仁雖然於意料中落選，但余陳月瑛則再次連任第七屆省議員。
國民黨眼見余登發的參選勢力及影響力不斷在築底、擴充中，於1970年12月，針對陳年的「凌堯舜公地放領案」，判處余登發二年徒刑定讞；並於1973年5月22日發出通緝令。余登發之前對於彈劾、停職等處分都概括承受，對於官司的反覆糾纏也耐著性子對應，但一旦真的要他發監服刑，他卻有很大的抗拒，因為他認為，自己所牽涉的是政治性的而非有實在犯罪的行為，他內心不服，不願去地檢處報到。
被通緝期間，余登發因左眼青光眼嚴重，必需開刀，於是北上就醫，住院月餘。余登發對於被通緝之事一直罣礙，希望能透過當年和他一起當選國大代表的吳三連及司法部長王任遠和國民黨私下談判，讓他入監服刑三星期後，再准予他保外就醫治療眼疾。結果，就在約定談判日期的前二日，也就是1973年10月8日，余登發來台北市與郭雨新省議員通電話時，不知郭氏的電話被監聽，因而洩露自己在劉眼科的行蹤，在郭雨新趕到之前，余登發就在劉眼科被捕，隨即被送監服刑。這一進去，到了年底，余登發就被註銷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資格，且直到1974年的4月5日，他繫獄半年之後，才獲請准保外就醫。
4.女婿黃友仁當選縣長，黑派重新執掌高雄縣政
1972年的六項選舉中，余家雖在意料中輸掉縣長，卻也在預期中贏得省議員和縣議員，雖皆以正當手法贏得選票，但國民黨人開始用「余家包辦選舉」、「地方山頭」、「余家班」、「家天下」的文宣及攻擊語詞來評譏余家人的勝選。黑派內部也有一些人，希望余家釋放一些選票出來，甚至釋出省議員的席位給非余家班的黑派候選人。面對內部的異議，余家人也不斷作解釋，是因為大家長余登發還被好幾件官司纏訟、判刑，余家人不能沒有公職；況且，當時的局勢，所謂的「黨外」票源到底在哪裡？有多少？都無法判定，要如何分配給其他人？
1975年12月，余登發再推兒子余瑞言參選增額立委選舉落選。
1977年，國民黨舉辦在台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五合一」選舉，有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坐過半年黑牢的黑派掌門人余登發，決定推出女婿黃友仁再度出馬競選高雄縣長。
對於余登發這次的人選裁奪，黑派內部沒有特別的聲浪。因為黑派縣長的寶座是從余登發手裡被國民黨奪走的，而老縣長限於法令無法再披戰袍，由他指派的人選出來競逐，大家都能接受。
黃友仁出身電腦工程師，個性木訥寡言，余登發全力輔選，親自坐鎮每一場政見發表會。余登發不是雄辯滔滔的善言者，且國民黨亦私下派人警告他仍在「假釋」及「保外就醫」中，不得登記為助選員。當時的選罷法規定不是助選員是不准上台演講的。
余政憲回憶起阿公，說余登發在政見發表會上，每每安靜地坐在演講會旁邊，從演講會開場直到人散，他都沒有辦法上台助講，雖未開口助選，但他總用誠摯的態度雙手抱拳，向前來聽講的高雄鄉親拜託，懇請賜票。
國民黨在1977年推出的第八屆高雄縣長候選人，是派系色彩不鮮明的壬正和。雖然黨機器一樣卯足全力動用各方資源輔選，最後壬正和仍以二千多票輸給了黃友仁。黃友仁高票當選縣長，黑派重新執掌高雄縣政。
黃友仁當上縣長後，岳父大人把自己的縣政基本理念──「清」、「快」及「縣長室的大門要永遠為民眾敞開著」交付給他。原本余登發還想老驥伏櫪，親自擔任女婿的機要秘書，這等於是余登發要二度擔當縣長了，省府趕快發下一則「超過公務員年齡」的禁令，不准余登發出馬。
老縣長一家人，祖孫三代默默為台灣這塊土地奉獻，其中心酸有誰能知呢？ 圖：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提供
1967年攝於台灣省議會前，郭雨新(左一)李秋遠(左二)許世賢(右二)余陳月瑛(右一)。 圖：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提供
1981年余陳月瑛競選高雄縣長小冊子。 圖：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提供
1981年全家福合影，余瑞言與余陳月瑛夫婦、二女兒余玲惠（左一）、長女余玲雅（左二）、三女兒余玲莉（右二）、四女兒余玲敏（右一）。後排站立者：二女婿曾炳憲（後排左一）、長女婿林邦勝（後排左二）、三子余政道（後排左三）、長子余政憲（後排右二）、三女婿曾謀賢（後排右一）、及孫兒們。 圖：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