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農權、台灣國！耀伯一生的夢想與奮鬥目標。這一路走來的心路，化做一篇篇文章，耀伯要出新書了，預計11月由玉山出版社發行，感謝所有人的一路扶持，更感謝所有支持耀伯新書的好友們。

橋頭事件！震驚獨裁者的黨外團結與勇氣

農曆春節即將來臨的1月21日，冬天清晨5點20分，距離天亮還有段時間，天地一片寧靜的黑暗中，國民黨情治人員強行侵入余登發在八卦寮的住處，粗暴叫醒高齡75歲，睡夢中的余登發，並且扣上手銬押進囚車。

余家子女輾轉獲悉後，為此驚魂慌亂未定，沒想到，5個小時後，情治人員又到省議員余陳月瑛的住處，逮捕余登發患有肥胖症的兒子余瑞言。先後兩波的逮捕行動，讓余陳月瑛非常恐慌，憂心還有第三波，驚嚇到把兒子余政憲藏起來。

余陳月瑛首先致電給省議員張俊宏，張俊宏立刻緊急連絡，黨外要角快速會合並召開緊急會議。國民黨「趕在」黨外即將環島拜年的前一週，構陷「吳泰安匪諜案」逮捕余登發，獨裁者恐嚇打壓黨外之心，儘管並非路人皆知，但黨外要角們立刻心中雪亮。

「余家政治實力最強，有縣長、有省議員，『喊水會結凍（威鎮群雄之意）』的余登發，國民黨攏敢掠（都敢抓），就敢掠任何人。掠余登發表明是欲來硬仔（要來硬的），是全面鎮壓的開始，黨外袂使（不能）逃避，拚，才有活路。」耀伯轉述所知道的許信良發言。

許信良在會中最重要的發言，立即獲得大家的認同。許信良對情勢的研判與因應建議，耀伯臨老回憶，仍強烈表達佩服與贊同。

「拚，才有活路」的覺悟之下，許信良主張趁國民黨不備，南下橋頭示威，現場迅速達成共識，隨即分頭進行各項工作。

「彼是戒嚴體制下，第一個打破戒嚴令的街頭示威遊行，我聽說義雄兄伊因（他們）攏寫好遺書，彼個恐怖氣氛，絕對不是這馬（現在）少年人會當（可以）想的，自由不是天頂掉落來的。國民黨叫是掠（以為抓）余登發父子，台灣人就會嚇到、屈服，無！就是很多台灣人不屈服，台灣才有今那日（今天）。」專制獨裁如此殘暴，耀伯對當時的勇者們，報以無限的感動與尊敬。

事出突然，黨外人士日以繼夜，分頭連絡，在電話被監聽的年代，時間緊迫所造成的焦頭爛額，非當事人所能想像。尤其，許信良遊說驚慌失措，想走「陳情」軟訴求的余家班，更是秏費不少時間，直到深夜才達成共識。

余家班裡，余登發的女婿縣長黃友仁持反對立場，但最後拍板的是省議員余陳月瑛，她說，她原本是保守的人，但現在國民黨抓她公公跟丈夫，她不能坐視。余陳月瑛同時對連夜趕來的黨外人士表示敬意與謝意。

余登發父子遇難後，黨外人士歷經24小時的疲於奔命，戒嚴體制之下，破天荒的第一場示威遊行，終於，即將在天亮後登場。

參加遊行者共29人，主要為三個類型，首先是具備民意基礎的黨外公職人士，包括桃園縣長許信良，省議員林義雄、張俊宏、邱連輝等，以及台中市議員何春木、前高雄縣議員林景元、鳳山市民代表辜水龍。

其次是前一年登記參選「增額」中央民代，而在黨外運動界擁有高知名度的候選人，包括從北到南的王拓、陳婉真、陳鼓應、黃順興、姚嘉文 、張春男、周平德、郭一成、邱茂男、楊青矗等。

其他則是專職黨外運動或人權工作者，包括施明德、陳菊、曾心儀、陳博文、胡萬振、魏廷昱、蕭裕珍、賀端藩、陳永田、陳允中、李柏文、艾琳達等。

「余登發父子接受華匪國鋒指派，擔任台灣南區司令」、「勾結匪諜吳泰安，聯合共匪欲武力推翻政府」，這是22日上午打開報紙，就會看到聳動而斗大的兩排新聞標題。

無論對國民黨是擁護、害怕、憤怒或反抗，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在被報紙標題嚇到的同時，並不知道更大的震憾彈，已經在高雄的橋頭，由廿九個置生死於度外的黨外人士引爆。雖然，這場讓蔣經國也震驚的示威遊行，只有短短兩百公尺。

「彼天，我事先完全毋知影，是路仔聽到有人咧傳，橋仔頭那邊有人遊行抗議、發傳單，馬上騎腳踏車趕過去，警察憲兵比遊行的人擱加（更加）多，看到姚嘉文站佇最頭前，毫不畏懼佮憲兵對峙，彼種勇敢的表情，我到這馬擱記介（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有人在遊行抗議！這件事現在聽起來，稀鬆平常，但是在戒嚴體制之下，戴振耀知道事態非同小可，立即趕赴現場。

戒嚴法！獨裁偽裝民主的畸型大變態

有別於傳統黨外「日語世代」，都是單打獨鬥的狗吠火車，這是黨外「國語世代」勇敢團結並以實際行動，挑戰荒謬戒嚴體制的開始。

面對聞訊趕來阻止前進，並要求解散的南警部副司令張墨林少將，姚嘉文不斷反問，尊敬余老縣長的人民，為什麼不能基於人情世故，一起走路到「鳳橋宮」，為受難的余老縣長拜拜祈福？

根據「戒嚴法」規定，超過三人以上的聚集活動，即符合戒嚴法第十一條，「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並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

所謂戒嚴令，在民主憲政國家，是指因應外強侵略戰爭、內部叛變內亂，或重大天災，為快速控制或穩定社會秩序的緊急狀況，授權國家元首，得以暫時採取限制人民部份自由的臨時措施。

但是，世界上沒有民主憲政國家，可以「臨時」限制人民部份自由，達38年之久。否則，乾脆學中國、蘇聯、北韓，擺明就是獨裁專制，不要偽裝依據憲法授權。

沒有戰爭，和平時代的戒嚴體制，立即產生許多畸型的違憲法制，集會自由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集會是指三人以上，集體進行具有共同意識或共同目的的行動，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都包括在內。集會又分靜態定點的會議、婚喪喜慶；具移動性的廟會遊行、迎親送殯等。

為因應緊急狀態而「暫時性」的戒嚴令，就不可能還有「核准」集會的必要與空間。反之，如果婚喪喜慶可以正常進行的承平時期，為什麼29人結伴走路到鳳橋宮拜拜，為余老縣長祈福就不可以？

那一天的遊行隊伍，很多都是戴振耀在高苑商職那場聚會裡，見過面，聊過天的。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陳菊跟陳婉真，兩人手拉「堅決反對政治迫害」的橫幅布條，隊伍後面還有胡萬振跟曾心儀，兩人手持竹竿撐高，寫著「立即釋放余登發父子」的布條。

張春男手持麥克風，對著圍觀的橋頭鄉親，控訴國民黨政治迫害余登發父子，現場同時大量散發的影印傳單，是陳鼓應跟王拓共同草擬的「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

大意是說，國民黨藉口美國斷交，停止選舉，已違反民主憲政，但為顧及全民團結，他們均已容忍。如今，以莫須有罪名，政治迫害素為民眾所敬重的余登發先生，是他們絕對無法容忍，而且堅決反對到底。

冒險到三鳳宮貼抗議海報

「彼時我心內想，選舉時幾十萬人投票給他，出代誌怎無人敢出來挺，我嘛感覺真懊惱。尤其各地黨外人士，攏勇敢來橋頭遊行聲援，橋頭人煞攏（卻都）無行動，感覺見笑（慚愧），想欲幫忙，擱毋知影按怎（想要幫忙，又不知道怎麼）幫忙。」耀伯述說當時內心的百感交集。

「阿耀，你會使（可以）替我去貼這咧海報嗎？」余登發女兒，高雄縣長黃友仁妻子黃余秀鸞，看到趕過來關心的戴振耀，立即求援詢問。

「當然無問題。」戴振耀二話不說，當即收下黃余秀鸞手中寫好的兩張紅色海報，再邀當時也在現場的台大學生楊秋興，帶著漿糊，一起搭計程車到高雄市的三鳳宮。

「我拿10塊予楊秋興，交待伊說，如果我貼海報予掠去（被抓去），就馬上打電話予黃友仁縣長。彼個時代貼這種海報介危險。到三鳳宮，擱看到附近有警察，真緊張，阮就先將海報塗好糊仔（漿糊），趁較安全的時陣（時候），趕緊佇三鳳宮兩邊的圍牆貼上去就跑。」耀伯回憶當時情景。

三鳳宮，位於高雄市河北二路，名稱來自「三塊厝」（今高雄市三民區）與「鳳鼻頭山」的首字，號稱全台灣規模最大的哪吒三太子廟，同時也是高雄黨外人士經常進行選舉演講的地方，向有民主聖地之稱，類似台北市萬華的龍山寺。

「我貼去俚就趕緊走（貼上去就趕快跑），緊張，嘛介刺激，但是走（跑）無多久，想欲知影擱有佇無（想知道還有在嗎）？就佮秋興仔擱倒回去看覓，啊，不但擱佇，而且還圍一大堆人佇看，想說會當替（可以替）老縣長做一寡仔代誌（一些事情），真歡喜。所以擱坐計程車去縣長公館，報告三鳳宮貼海報的情形。」

耀伯心目中的余登發，是一位面對任何打壓迫害，仍然堅毅無畏的勇者，但是，余登發父子被抓後，原為單純傳統女性，奉公公之命參與黨外運動的余陳月瑛，卻突然面臨夫家最重要的兩個男人，同時被捕的驚惶，戴振耀也深感不捨。

「歐巴桑（余陳月瑛）驚惶到把政憲帶去藏起來，雖然彼時還無『林宅血案』，但是她畢竟是看過228事件、白色恐怖，驚到破膽，煩惱國民黨抄家滅族，對第三代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