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79年1月的橋頭事件，是戒嚴令下第一次的示威遊行。 它改變一個政治家族的命運，它凝聚一群黨外人士的集體意志， 它推進一個國家的民主步伐。 橋頭因而成為自由的灘頭堡，高雄更是台灣民主的聖地。 今年是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也是高雄政壇面臨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變動，此刻民進黨要反省什麼呢？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在高雄最接地氣的民主前輩，一個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重新回顧審視台灣追求民主的初心以及這當中的艱困過程，尤其是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 這次由八卦寮文教基金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編撰了「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專書，除了回顧大時代的意義，也希望橋頭事件永不再發生。本書獲得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授權獨家刊出，以饗讀者。本書預計明年1月出刊。

余登發先生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知先行者。余前輩的參政歷程，即是台灣民主運動發展史的縮影。他從日治時期開始即以素人身份從政，終其一生除了對抗執政者的不公不義以外，並建立起余氏家族三代擔任高雄縣長的佳話，在南台灣政壇創下了個人色彩濃厚的政績。

這本《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能夠在2019年，也就是1979年高雄橋頭事件四十週年出版，更是別具意義。回顧四十年前的台灣，當年統治台灣已逾三十年的國民黨政府，為延續並鞏固其威權統治，以「吳泰安匪諜叛亂案」羅織余登發、余瑞言父子入罪，並在1979年1月21日將兩位強行逮捕，引發當年黨外人士南北串連，回到余登發的家鄉——高雄橋頭遊行抗議，成為台灣戒嚴時期第一場示威遊行活動。

1979年發生在高雄的橋頭事件，由時間長河來看，雖然只是吉光片羽的片段，然而從台灣政局的變遷看來，卻是台灣民主政治進程當中，最風起雲湧、劇烈震盪的一段歷程。橋頭事件更直接影響了美麗島事件，點燃全台灣政治改革的火炬，一起又一起政治反抗事件，如同希望之火的傳遞，逐漸照亮了台灣人的民主意識，帶領我們從戒嚴走向解嚴，從一黨走向多黨，才有今日民主自由的台灣社會。

重建歷史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1979年橋頭事件的故事，在過去的威權統治之下，留下許多空白。如今，政府有責任搭建完善的政策平台並提供足夠資源，支持人民書寫歷史記憶。希望藉由這本書的出版，能夠重建起這段歷史的完整面貌，並讓更多民眾理解台灣民主化的歷史軌跡，並帶動社會的公共對話，珍惜並守護我們共同的民主與人權價值。

序／鄭麗君 (文化部部長) 

文化部長鄭麗君。   圖：張良一/攝 (資料照片)

文化部長鄭麗君。   圖：張良一/攝 (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