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台灣最大的政治風暴就屬「勇伯」前法務部長曾勇夫被控關說而去職事件。最高檢察署特偵組認定，曾勇夫與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涉嫌為立法院長王金平及立委柯建銘關說，將曾勇夫移送監察院，陳守煌則依法官法移送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風暴一席捲，朝野兩黨幾乎統一口徑，把砲口指向特偵組，大加撻伐馬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搞得太粗糙，連「竊聽」的內容都公諸於世。 如此粗劣的操作手法，不禁令人感嘆，馬政府不只經濟治理被中國慘電，連政治鬥爭的權術也比中共遜色百倍。
中共創黨後，歷屆的權鬥本質唯有一種：爭奪或鞏固領導中心權威。其方式大致是藉由「群衆運動」，向政敵編織罪名、揭發批鬥，全面推開深化，甚至公開扣上「路線鬥爭」、「階級敵人」的帽子，讓全黨全民共誅之。 一旦迫使政敵認罪，就會將結果寫入黨內決議，成為「黨定」歷史。
文革期間，此類權鬥無須嚴謹的法律程序，更屏棄法庭審判。至於真相、辯護，則被蓋上一層厚厚的神秘鐵罩。最終，相關檔案列歸「機密」，唯待後人「選擇性揭露」。
嚴重者，有些人還會自史實、官史中抹掉或鬥臭，不准再提及和質疑，例如林彪就是一例。 歷經文革的慘烈文武鬥後，中共內部瞭解到，「粗糙的政治鬥爭」只會導致無窮無盡的內耗和災難。
和毛澤東最大的不同，鄧小平上台後即捨棄獨裁，採取「共治路線」。連鄧欽定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下台，也先經由黨內大老「共識決」，而非一開始即採用群眾路線，使兩人難看下台。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落馬，也可嗅出中共黨內對權鬥手法的「精細」和「于理有據」。
2012年3月1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罕見地措辭嚴厲批評和要求中共重慶市委、市政府務必就「王立軍事件」進行深刻反思並吸取教訓。隔天，中共中央對外宣佈「薄熙來同志不再擔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一職」，旋即把薄軟禁。
該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薄熙来被「雙規」待查。 外界最應注意的是，在權鬥過程中，中共仍秉持「程序正義」的鐵尺。
在處理高官違法亂紀時，中共中央會先從黨紀著手，由中紀委先行調查。待中紀委公佈審查報告後，交由中共中央委員會追認通過，再轉交司法部門處置。
無論是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或到薄熙來，都是依循此一模式。
這些黨內高官循著「程序」被「拿下後」，中共又會顯露「群眾路線」的基因，開始進行催化輿論，並逐一拋出指控材料，發動群眾運動，形塑對黨內有利的社會氛圍。 因此，其政治鬥爭的步驟大略可分為：「預謀和策劃」、「輿論準備，掃清雜音，尋找突破」、「釋放資訊、群眾支持」，最後「羅織罪名，形成決議」等幾項曲目。
像台灣特偵組此次處理「勇伯案」，竟把監聽紀錄堂而皇之地公諸於世，深怕外界不知特偵組的「低檔次」鬥爭手法，絕不可能在中共的權鬥過程中體現。
拜鬥爭經驗「破表」、技倆層次精細之賜，中共讓權鬥成為一門真正的政治藝術。光這一點，馬政府恐怕還處於幼稚園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