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馬政府情緒亢奮地宣傳，事隔42年後，中華民國終於又重返國際民航組織（ICAO）。根據外交部的說法，台灣叩關近5年，終於獲邀以國際民航組織（ICAO）理事會主席「特邀貴賓」（Guest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ICAO council）身分，出席9月24日在加拿大召開的3年一度ICAO大會。 外交部次長史亞平說，中華民國自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參與隸屬聯合國各組織資格隨之喪失，這是繼取得世界衛生組織觀察員身分之後，42年來，第2度得以叩關隸屬聯合國組織大會。 但民進黨立委管碧玲近日又抨擊，ICAO第38屆國際民航組織大會9月11日發給民航局的邀請函，竟以「Chinese Taipei Civil Aeronautics Administration」稱呼，就是「中國的台北民航局」，有明顯矮化之虞。 當然，這又掀起立委和官方的一陣口水戰。官員指稱，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組織需要各方的共識，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和世界衛生組織（WHO）也都是以「Chinese Taipei」名稱參與，也就是「中華台北」。這樣的安排沒有矮化，並未損國家尊嚴。 姑且不論名稱問題（名稱問題比起下面要講的，可小得多了），台灣位於東亞交通要衝，民航局管轄的「台北飛航情報區」涵蓋空域18萬平方浬，鄰接香港、上海、福岡及馬尼拉4個飛航情報區，攸關4000多萬人次旅客飛航安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今日，台灣能以「某種身份」參與ICAO當然是喜事一件。只是這樣的喜事，究竟是以何種代價換來的？ 2008年後，兩岸關係大幅改善，2009年，台灣順利參與WHA（世界衛生大會）後，馬政府即把下個目標放在爭取成為ICAO觀察員。去年，連戰代表馬總統參加APEC（亞太經合會議）非正式領袖會議期間，即向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此一訴求。 當時，胡錦濤明確回應，中國將根據ICAO章程，研究台灣以適當方式參與ICAO年會。但真正拍板定案時，卻在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手中完成。 最臨門一腳的，是今年6月「吳習會」上，馬總統特使吳伯雄曾向習近平提出7項主張，其中第4項就是希望「台灣擴大參與國際空間對兩岸關係的重要性」。但說些「願望」前，吳伯雄竟當著習近平的面，首度提出「一個中國架構」的概念，呼應中共18大政治報告中，對台政策裡提出的「一個中國框架」訴求。 換言之，今天中華民國能叩關ICAO成功，有很大一部份，是拿我方向中國允諾「一個中國架構」的政治承諾所換得的。 然而，反觀2009年，台灣以「中華台北」的「觀察員」身份參加WHA（世界衛生大會）前，「吳胡會」上，吳伯雄最多只向中國承諾「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模糊主張。 如今，馬總統向中國承諾的「一個中國架構」，最終卻只換來以「特邀貴賓」身份，而非我方殷切期盼的「觀察員」身份參加ICAO大會，究竟是出了什麼回事？難不成，中共希望以此當籌碼，期盼台灣做出更多的政治退讓？ 這種「拿台灣前途承諾的『政治西裝』」，最後只換來「特邀貴賓」小內褲，得和失之間，馬政府卻絕口不提。倘若，未來台灣加入國際組織模式，都出現這種「大承諾換小地位」窘境，就不只是「中華台北」這種簡單的名稱問題可以處理的。

這兩天，台灣最大的政治風暴就屬「勇伯」前法務部長曾勇夫被控關說而去職事件。最高檢察署特偵組認定，曾勇夫與高檢署檢察長陳守煌涉嫌為立法院長王金平及立委柯建銘關說，將曾勇夫移送監察院，陳守煌則依法官法移送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風暴一席捲，朝野兩黨幾乎統一口徑，把砲口指向特偵組，大加撻伐馬政府內部的政治鬥爭搞得太粗糙，連「竊聽」的內容都公諸於世。 如此粗劣的操作手法，不禁令人感嘆，馬政府不只經濟治理被中國慘電，連政治鬥爭的權術也比中共遜色百倍。 中共創黨後，歷屆的權鬥本質唯有一種：爭奪或鞏固領導中心權威。其方式大致是藉由「群衆運動」，向政敵編織罪名、揭發批鬥，全面推開深化，甚至公開扣上「路線鬥爭」、「階級敵人」的帽子，讓全黨全民共誅之。 一旦迫使政敵認罪，就會將結果寫入黨內決議，成為「黨定」歷史。 文革期間，此類權鬥無須嚴謹的法律程序，更屏棄法庭審判。至於真相、辯護，則被蓋上一層厚厚的神秘鐵罩。最終，相關檔案列歸「機密」，唯待後人「選擇性揭露」。 嚴重者，有些人還會自史實、官史中抹掉或鬥臭，不准再提及和質疑，例如林彪就是一例。 歷經文革的慘烈文武鬥後，中共內部瞭解到，「粗糙的政治鬥爭」只會導致無窮無盡的內耗和災難。 和毛澤東最大的不同，鄧小平上台後即捨棄獨裁，採取「共治路線」。連鄧欽定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下台，也先經由黨內大老「共識決」，而非一開始即採用群眾路線，使兩人難看下台。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落馬，也可嗅出中共黨內對權鬥手法的「精細」和「于理有據」。 2012年3月1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罕見地措辭嚴厲批評和要求中共重慶市委、市政府務必就「王立軍事件」進行深刻反思並吸取教訓。隔天，中共中央對外宣佈「薄熙來同志不再擔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一職」，旋即把薄軟禁。 該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薄熙来被「雙規」待查。 外界最應注意的是，在權鬥過程中，中共仍秉持「程序正義」的鐵尺。 在處理高官違法亂紀時，中共中央會先從黨紀著手，由中紀委先行調查。待中紀委公佈審查報告後，交由中共中央委員會追認通過，再轉交司法部門處置。 無論是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或到薄熙來，都是依循此一模式。 這些黨內高官循著「程序」被「拿下後」，中共又會顯露「群眾路線」的基因，開始進行催化輿論，並逐一拋出指控材料，發動群眾運動，形塑對黨內有利的社會氛圍。 因此，其政治鬥爭的步驟大略可分為：「預謀和策劃」、「輿論準備，掃清雜音，尋找突破」、「釋放資訊、群眾支持」，最後「羅織罪名，形成決議」等幾項曲目。 像台灣特偵組此次處理「勇伯案」，竟把監聽紀錄堂而皇之地公諸於世，深怕外界不知特偵組的「低檔次」鬥爭手法，絕不可能在中共的權鬥過程中體現。 拜鬥爭經驗「破表」、技倆層次精細之賜，中共讓權鬥成為一門真正的政治藝術。光這一點，馬政府恐怕還處於幼稚園階段。

當美國的「六項保證」，和中國的「六項核心利益」對撞時… 幾年前，有一次在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聊到美國對台軍售時，我不禁問他一個笨問題，「既然中國知道，美國不可能放棄對台軍售，為何中國還要不斷對美國『嘮叨』？」 時殷弘的回答，很能彰顯中國對美國的態度。他說，「我們（中國）當然知道美國不可能輕易放棄對美軍售，但就是要透過持續講、一直表態，希望有一天能說服美國，最後『滴水穿石』。」 正因為「不斷地講」，近幾年，美國開始出現一股不尋常的詭異氛圍。這股氛圍背後伴隨的背景，是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兩岸關係的正常化、美國需要中國在國際紛爭的支援、中美兩國經貿的「泥中有我」化。 前陣子，香港多家媒體指稱，中國國防部外事辦公室主任關友飛表示，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向美國提出，若美國能停止對台軍售，中方可考慮調整軍事部署，但美方未回應。 緊接著，中國國防部29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上校再次重申了中國反對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堅定立場。楊宇軍表示，臺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 楊宇軍所提的「核心利益」，是指2011年9月，中國發布《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中提到的，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共憲法確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等六項利益。台灣、西藏、新疆問題包含其中。 但這六項利益，表面上，卻似乎和1982年，美國在台協會主席李潔明（James Lilley）晉見蔣經國總統時，口頭表述的「六大保證」開始對撞。 「六項保證」延續至今，成為《台灣關係法》之外，美台關係的第二基石。其中，六項保證的其中一項，就是「未同意就軍售中華民國一事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協商」。 事實真是如此嗎？ 早在2011年7月，前中國駐美大使周文重就在一場「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及季辛吉訪華40周年」吹風會上透露，美方「同意」在年度中美戰略安全對話裡，雙方商談對台軍售問題。希望通過外交管道，使得這個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此外，2011年中，《香港商報》也引述接近美軍的人士指出，對台軍售美方有自己的立場，不可能立即停止對台軍售，但一定會用「誠意」回應中方。 若這些消息都一一落實，這等於變相破壞了美國前總統雷根對台灣立下的「六項保證」中的「美國不在事前與中國磋商對台軍售」的承諾。然而，在去年和今年的中美戰略安全對話中，相關的後續消息卻未見批露。 盡管如此，從現實各種跡象看來，伴隨全球權力結構轉變，如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的中國，卻可能在未來5年，和美國一樣成為「GDP 10兆美元俱樂部」的一員，勢必將逼迫美國對台政策逐漸出現「微調」的現象。 盡管，中國的「嘮叨」可能不會在短期內，讓美國放棄對台軍售。但台灣未來獲得美方先進武器的機會，將日益嚴峻。台海軍力的進一步失衡，恐將在馬政府任內，更加顯著，最後「一去不復返」。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前年，在北京的一次採訪中，搭上一台很特別的計程車。計程車司機得知我從台灣來，就為阿扁「大抱不平」：「你們馬英九太『趕盡殺絕』了。阿扁只是拿個台幣7億，也不過人民幣1.5億，就把他搞得快家破人亡。1億多人民幣，也不過是大陸一個鄉鎮級幹部的能耐啊！」 這位司機為阿扁發聲的一席話讓我記憶猶新，卻也點出一項難以否定的事實：中國官員的貪汙問題已是普遍且讓百姓「麻痺」的現象。 在中國社會，有句打油詩稱：「五年清知府，千萬雪花銀」。意思是，在縣城當最「清廉」（不主動索賄）的縣長（或書記），五年後，仍可有上千萬人民幣的身價。 不少中國百姓還認為，一位官員「A」個一、兩千萬人民幣，都屬於「清官」等級。 把焦點拉回到最近火熱的薄熙來公審案。根據中國檢察官控訴，薄熙來貪汙了2600多萬人民幣。這筆錢，折合台幣約1.3億台幣。 一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幹過大連市長、遼寧省長、重慶市委書記，只區區汙了2600多萬，中國檢察官的「愚民」手法恐怕得需更精進點。但斥之以鼻外，卻也點出關鍵問題：中國企業史等同一部政商博奕史。 如同近期在中國鬧得沸沸洋洋的國際藥廠行賄案，就是國際大廠行賄「中國特色化」的表現。 國際知名藥廠「葛蘭素史克」（GSK）的高層主管遭爆涉嫌行賄中國官員和醫院，並承認在過去6年中，利用中國700家旅行社和顧問公司，對中國的官員和醫院高層進行賄賂。 國際大廠還懂得透過第三者「洗賄」。中國藥廠的行賄舉止就更誇張、直白：直接塞錢給醫生和官員。 無論是薄熙來案或國際大廠在中國的行賄，都迴避不了美國知名漢學家費正清的疑問：「為何中國商人總不是去製造優良的捕鼠器，而是汲汲營營去追求補鼠的特權？」 答案是：在中國，若沒有獲得捕鼠的特權，再優良、厲害的捕鼠器都淪為廢鐵。 對中國人而言，財富的累積必須依託在富人和官員（政權）的依侍關係上。一切財富能否持續累積或延續，不必然是富人說了算。以至於，財富的拓展和資本累積，都遠不如維護政商良好關係的的必要性。 對薄熙來而言，幫他打理資金的是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這次審判中，薄熙來妻子谷開來指證，徐明宛如是薄家的提款機，不僅全額代付信用卡，薄瓜瓜就讀哈佛時數十同學連袂到中國旅遊，都是徐明買單。而當初徐明也正是透過和薄家的關係，才能讓大連實德坐大成「集團」。兩者關係，就像水對魚的不可或缺性。 話說回來，當幹上了政治局委員，還需「貪污」，就太「羞辱」政治局委員這個「黨與國家領導人」的職位。同樣地，一個政治局委員只「A」2600萬人民幣，那可真是「清官」一位。 但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地，只要能把薄熙來搞下台，讓他永無翻身之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2011年8月，和現在一樣的酷暑。在酷熱之下，人們的火氣難免很大。但在2年前的今天，以色列人的火氣更大。 在以色列第一大城特拉維夫的著名地標「羅斯柴爾德大街」上，一個個顏色、造型各異的帳篷佔領了整條街道。 帳篷內，塞滿數以萬計的以色列青年學生、孩子、老人和進入社會不久的青年人。橫亙眼前的，是以色列版的「無殼蝸牛運動」：帳篷示威。 這群原本就不畏懼權威以色列人所抗議的，是「兩高」：高房價、高物價。過去10年，以色列民眾的薪資水準遠遠追不上不斷搭著火箭般飆升的房、物價，住在特拉維夫似乎成了奢侈。 這場帳篷示威，長達一個半月。抗議人群一度高達45萬。是以色列建國後，規模最大的抗爭示威潮。 「在以色列，房租占到了我們45%以上的收入。年輕人在特拉維夫真是住不起」、「對於月均收入6000謝克爾（5.4萬台幣）的年輕白領而言，他需要不吃不喝40年才能買得起一間小型房」、「我會一直住在帳篷裡，直到政府對我們的行動作出回應」。 抗爭最激烈時，曾有數百名示威者衝進馬路中間，阻斷了兩條主要道路的運行。當地警察頓時和示威者發生了衝突。抗爭者高喊「公民要求社會公正」及「納塔雅胡（總理）下台」等口號。最終，數十名示威者遭逮捕而收場。 最新統計顯示，以色列目前尚有24%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是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比例最高的國家。 同時，以色列人的生活成本不斷攀升。過去五年，以色列每人平均收入成長17%，但食品價格上漲25%、水價上漲40%、汽油上漲23%、公寓樓價格上漲55%、房租上漲27%。 這是以色列版「公民聯盟運動」的社會背景。窩在帳篷裡面的，清一色多是中產階級，或「即將不再是」的中產階級。 談到這次帳篷運動的效果，我的以色列好友「雅媽」說：「上次以色列的中產階級抗爭，連大企業都要讓步，下修產品價格。政府也讓步，同意逐步把學前義務教育免費化。那個是好的部份」。 除了政府和企業決定讓步外，該次抗爭後，多黨體制的以色列又誕生了一個「與時俱進」的小黨：「擁抱未來黨」（Yesh Atid）。 最特別地，未來黨的「黨魁」不是一般政客，而是型男記者和電視節目主持人拉彼德（Yair Lapid）。他自詡為中產階級代言人。 他在2011年夏天的帳篷運動中，親身感受到中產階級的沮喪。因此，2012年春天，他毅然決然地辭去媒體工作，創立未來黨。 這個標榜中間派的「未來黨」竟然在今年異軍突起，躍升成以色列第2大黨，拉彼德一躍為政壇新星。 拉彼德把「未來黨」定義為代表以色列廣大中產階層的利益，主張調整以色列的施政重心，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到內政問題上，如重視世俗教育、改革施政方式、增加住房補貼、懲治腐敗、強化法治，扶持小企業等。 內閣制的以色列，提供小黨從零到有，從有到第二大黨的空間。任何政黨都有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反觀實行半總統制的台灣呢？有無這樣的條件？

曾經備受期待的「阿拉伯之春」，近日以悲劇收場。埃及軍方血腥鎮壓抗議民眾，導致流血衝突，死亡人數高達630多人，受傷人數將近4000人。看在中國眼裡，這場「阿拉伯之春」的後續餘波，反而讓中共築起更高的「維穩」堤閥，慎防有心人士群起效尤。 俄克拉荷馬大學中東研究中心主任喬舒亞•蘭迪斯曾告訴《紐約時報》，「大多數受到阿拉伯之春衝擊的中東國家，都歷經青年人口膨脹、失業問題、物價上漲及乾旱導致了經濟不景氣」。況且，這些都是失敗國家：國家分裂、人口過快成長、教育系統差勁、水資源太少。 有些問題中國正在經歷，例如青年失業、物價上漲；有些，中國則極力避免。 綜觀過去20多年的民主化浪潮，從「蘇東波風潮」、顏色革命，到近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國都以謹慎、畏懼、嚴防的態度視之。2012年阿拉伯之春正值火熱之際，中國外交部藉著例行記者會，不斷重申：「任何人想把中東亂局引向中國、企圖改變中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都是徒勞的。」 中共官方的發言並非空穴來風。爆發阿拉伯之春的條件，諸如年輕人的人口比重偏高、國家政體多黨制、媒體開放程度高、社團登記自由、外國「非政府組織」進入方便等條件，中國都不存在。 況且，面對這些群眾運動，中共眼裡看到的，並非「公民運動」崛起，而是聯想到幕後政治黑手（政團）的挑撥和海外資金（財團）的應援，所席捲開來的「西方化演變」意圖。 不可否認地，諸多中國的知識菁英對國家發展前景充滿憂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曙光還曾形容，當今的中國宛如「怨婦社會」，人們對國家體系心存不滿，事事不論對錯都埋怨。 普羅大眾也卻實感受到社會不公不義的「不幸福感」、「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交相輝映。然而，目睹埃及當今的大動亂，反倒加深中國老百姓支持「維穩」的深層意識。這股意識在中共官方的推波助瀾下，更難以撼動。 其次，中國當前正處於工業化階段，一、二線城市更邁向消費社會階段。在高速發展的年代中，盡管幸福感低落、對社會的怨恨在催化，但百姓一來對未來「中國夢」仍有寄望；二來，看到埃及的動盪，加劇中國民眾的不安感，而拒絕動搖國本的「休克式」改革。中國社會恐懼，若穩定不再，原本擁有的東西恐怕也將付之一炬。 　 在此環境下，中共屏除大破大立的政體改革，而轉向解決「技術性問題」。這類技術性解決路徑，更側重「議價」，更講求利益妥適分配的「生活政治」。 至於像「阿拉伯之春」國家的腥風血雨式的「政治變臉」，中共已在50年前就體驗過。中共高層不願、也不會再讓歷史重蹈一次。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自此，中國的中學、大學學生紛紛群起效尤，要揪鬥該單位的「牛鬼蛇神」和「黑幫」。所謂的「牛鬼蛇神」就是老師；「黑幫」就是黨政幹部。這掀開了「文革」無法無天的序幕。 當年夏天，許多學生拿著皮鞭、藤條、帶針的木板，狠狠地抽打著曾經循循善誘的老師。有學生甚至稱，打死這些老師，「不過像打死一條狗」。確實，許多紅衛兵眼中的「狗」，就這樣活生生地被打死了。 這種殘暴的案件，曾經多次上報到中共高層，但卻無人制止這種暴力殺害。相反，隨著文革領導人物及報紙廣播對紅衛兵運動的大力支持和讚美，暴力迫害繼續擴散升級。 2012年，中國電視劇《知青》堂堂上映，描述文革時期「知青」（紅衛兵）一代十年上山下鄉的歲月，講述知青在黑龍江兵團和地方插隊的生活狀態，特地展現那一代人在最美好的青春歲月「獻給邊疆、獻給祖國的崇高情懷」。 但《知青》不敢說的，是這個「崇高情懷」是用數以萬計無辜老百姓鮮血所換來的虛假意識。而這群知青不只是加害者，同時也是受害者。這群多數沒有高學歷（只有初中或高中）、沒有專業知識、沒有人脈的數千萬人，回到城裡後，只能默默終老一生，甚至孤苦無依一輩子。當虛假意識被扭曲、操弄，最後幻滅時，只有良心的譴責和折磨。 最近，中國掀起一股「紅衛兵懺悔記」風潮。 例如河北省邯鄲市的退休宣傳幹部宋繼超，就決定第三次向老師道歉。當年，紅衛兵逼迫他揭發「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初中語文老師郭楷。批鬥時，郭楷的耳朵差點被撕下來。 這些年，宋繼超一直惦記此事。第一次，話到嘴邊沒說出口；第二次，寫了篇文章投給報社，沒能發表。如今，老師早已去世，宋繼超也退休了，可64歲的他依然放不下這件事。 今年第6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也刊登一則「鄭重道歉」啟事，文革中的紅衛兵劉伯勤藉由啟事，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鄰里道歉。 他說，「垂老之年沈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裡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這是一幅充滿詭異的畫面。人民在向人民道歉。但中共高官卻只用一紙《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過錯全推給四人幫、毛澤東。當今多數來自知青階層的中共執政集體卻依然選擇昂揚抬頭，至今沒有對中國人民做出真誠的道歉。 甚至，還有領導人將毛澤東奉為偉大領袖頂禮膜拜，實行一連串「仿毛」路線的作法。無不凸顯集權主義的謬誤景象。 當台灣已走向民主政治，執政者也為「二二八事件」多次代當時執政者道歉。「轉型正義」對中共而言，仍宛如不存在的天書。

「我們想到過會有反對的聲音，但沒想到反彈這麼劇烈，這個結局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一位廣東鶴山市官員無奈地告訴《每日經濟新聞》，原本計畫在鶴山市建設的核料項目(核燃料加工廠計劃)真的沒有民眾擔心的那樣不安全、不環保。 官員還說，他很遺憾「穩評」機制不健全，10天的時間太短了。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中核龍灣工業園選址在鶴山市址山鎮大營工業區，總建築規模約50萬平方米，總投資約人民幣370億元。目前，鶴山市已投入1.44億人民幣作為支持項目的前期建設，大部分是徵地拆遷補償款。 但在七月中旬的一次群眾抗爭中，該核燃料項目被活生生地叫停。只用一次抗爭，就把核燃料加工廠計劃「喊卡」，效益值遠超過台灣反核30年的任何努力。 但真相真是如此？ 首先，先從「穩評」開始談起。「穩評」的全稱是「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是今年上半年，中國政府開始正式投入實施的制度，是指與人民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決策、重要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工程建設項目、與社會公共秩序相關的重大活動等重大事項，在制定頒布或實施前，對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開展系統的調查，科學預測、分析和評估，制定風險應對策略和預案。 目的是：為有效規避、預防、控制重大事項實施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社會穩定風險」，為更好的確保重大事項順利實施。 換言之，若「穩評」沒通過，任何公共工程或政策，都極可能面臨像鶴山核燃料加工廠計劃一樣的夭折命運。 中國政府會推出穩評，動機是，過去多年來，許多政策和工程多由官方說了算，一旦落實到執行面，未進入決策過程中的民眾，往往憤而抗議、遊行，甚至造成大規模流血抗爭，嚴重影響到中共極度癡迷的「社會穩定」。 習近平上任後，大興「群眾路線」，一切以群眾為依歸。因此，今年上半年「穩評」進入「制度化」階段。用白話說，沒經過地方人民的同意，政府別想為所欲為。 這項制度看似美好，是吧？但事情的發展往往都是兩面刃。 鶴山市此次決定把370億人民幣丟入水塘，停建核燃料加工廠，正是起因於「維穩」考量。光「維穩」的動機，就是威權政體獨有。過去30年，走入民主政治的台灣，雖然在「核四」興建與否的道路上走走停停，但停建的原因絕非「維穩」考量。 截至目前，中國社會對於核電廠仍未達到台灣民間社會的認知水平，乃至於連個像樣的反核社會運動或反核公民運動都是一種「奢侈財」。以這次鶴山的反核燃料項目為例，居民抗爭的過程中，並未歷經社會教育或討論的過程，絲毫未意識到核電廠一旦出問題後的可怕後果。以至於，此次抗爭僅僅停留在「不要蓋在我家門口」，而非「全民反核」的階段。 確實，鶴山核能項目因維穩動機而停建，但中國的核電政策並未因這起「小浪花」而跟著石沉大海：喧騰一時的鶴山反核事件，完全無法撼動中國政府既定的核能政策。 反觀台灣的30年反核運動，卻已經樹立起對核電的基本知識和安全意識，是足以撼動政府的核電政策。 因此，回過頭在看「穩評」。在絲毫未改變任何宏觀政策的同時，卻只因地方民眾的一句Yes或No，而立即推翻已擬定、準備許久的政策或工程。這樣的「穩評」報告，等於推波助瀾，把「民粹」拱向制度化，諷刺地凸顯出，中國民眾在事前政府決策過程中的缺位和無力感所做的最後一搏。

2011年7月，廣州的南海警方查獲一家理容院僱用多名妙齡女子為客人提供波推（胸推）、打飛機（手淫）等色情按摩，並被檢察院起訴。。一審判決後，被告提出上訴，其辯護律師指稱，該些行為不構成犯罪。檢方經兩次補充偵查後，2012年初以「不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為由，撤回起訴，3被告人無罪釋放。 上週，廣東省人民法院還對相關婦女賣淫案適用法律問題的回覆稱，介紹、容留婦女為他人提供手淫服務的行為，不屬於刑法明文規定的犯罪行為。因此「波推、打飛機在廣東不算「賣淫」的一種。此法律解釋一出，引起中國社會軒然大波，更讓輿論開始檢視中國的情色產業發展。 無論中國官方承認與否，中國情色業已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職業妓女每天總收入達到人民幣36億元，全年收入達到1兆3500億，比中國國家大力扶植的旅遊業，多出12倍。 世界衛生組織一篇討論中國性病的文章中甚至提及，2009年，中國從事賣淫的女性人數為4百至6百萬人。數量十分龐大。 其實，中國最早的官營色情業起源通常公認是春秋戰國的齊桓公時代， 「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資國用，此即教坊花粉錢之始也」。當時，就曾招致社會反對。 自此，官營色情業幾乎歷代不絕，私營的色情業更是蓬勃興起，在特定時代，召妓、狎妓更成為文人雅集不可缺少的助興之事。中國文學因而與青樓文化結下不解因緣。 過去一段時間，外界都把改革開放最早的廣東，視為情色大本營。但在晚清的太平天國運動後，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卻是當初中國色情業中心，妓院和娼妓數量都位居中國之冠。 如今，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賣淫業早已成為眾多中國地方的支柱產業。歌舞廳、夜總會、按摩城、洗髮城或高級會所，都成為眾人心目中「青樓」所在之處。 多年前，長期被認為「情色之都」的珠三角一帶城市還曾發生過，嚴打情色產業期間，該地「小姐」在風聲鶴唳之下，紛紛轉現金，跳到其他戰場，造成該地區諸多銀行現金流量緊缺。最後，讓廣東省官方私下被迫決定，嚴打期間，「選擇性執法」，避免衝擊社會和金融穩定。 此外，在情色嚴打期間，往往還可看得出哪些情色產所的「背景過硬」。三、四年前，東莞某些鎮區在掃黃期間，偏偏就有一些情色場所依然「大紅燈龍高高掛」。一問之下，不外乎「這是當地公安局某領導親戚開設、某鎮區高層領導親戚插股」，讓情勢緊張之際，還能屹立不搖。 在廣東一帶，賣淫女有的被稱為小姐，或稱為「技師」，大都在按摩院、被稱為「貓仔間」的髮廊、澡堂、酒店、歌廳、等場所「服務」。多年前，桑拿店為了競爭客源，還推出高達60、70種的「SOP項目」服務，令人目不暇己。 這些賣淫女子有的是各類工廠的外來打工妹；有些是被同鄉、朋友拉進這個圈子；有些是因為工廠主欠了工錢卷款逃跑後走投無路；更有人是為了還債。 從這些情色業也可反射，中國笑貧不笑娼的「傳統文化」。這些眾所皆知的公開色情行業，顧客主要是中低階層；中國的精英或社會高層都有自己的色情管道，且極難受到警方的查緝。甚至不少情色場還是各地公安機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警方不可能自斷財路。 以至於，地方公安部門的掃黃嚴打，不時淪為對上交差、作秀式、社會運動型治標手段。往往風聲一過，春風吹又生，幾乎難以見到有效治本之道。

6月18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召開「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在這場「神壇」上，毛澤東的幽魂再度「顯靈」。 會議中，習近平指出，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他又重申要黨員「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明確清黨整風。這告示著，去年中共「十八大」前，外界傳聞中共將拋棄毛澤東思想的傳言，完全是空穴來風。反之，毛澤東早已上了習近平的身。 說到中共「清黨整風」鼻祖，非毛澤東莫屬。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德蘇戰爭爆發，史達林宛如過江的泥菩薩，無暇顧及中共。因此，毛澤東利用該契機，壓制中共內部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樹立毛澤東思想，擺脫共產國際領導。 1942年2月起，毛開始在陝甘寧邊區延安根據地發動一場政治、文化「整風」運動，持續3年，是謂「延安整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透過整風運動，毛澤東確立其在中共中央的穩固地位，剷除異己後，強力領導共產黨幹部和黨員。 提到毛澤東，他和中國第一位「農民皇帝」朱元璋宛如「穿越劇」的兄弟。兩者都是農民出身，對權威異常依戀和倚重。 朱元璋為了大明江山的永固，不惜禁錮思想，建立文化專制，削除異己，屠戮功臣；毛澤東也透過群眾運動，以「反修防修」、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名，掃蕩反抗者、持疑義者，清除政敵。 中國明史專家吳晗曾寫過《胡惟庸黨案考》一文指責朱元璋，是一個十足的自私慘刻的怪傑。說朱元璋禮賢下士是「裝」出來，直至大局已定便大興文字獄。朱元璋「設學興教」，進用宋納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師，造就出一批聽命唯諾的知識分子出來，作皇帝個人的馴僕。 結果在1955年，毛澤東審閱吳晗所著《朱元璋傳》（修改稿）時，曾批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的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指朱元璋晚年）」。當時，吳晗不以為意。不料，《朱元璋傳》竟成為吳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罪證。 如今，習近平也開始披上毛澤東的靈魂，透過清黨整風，樹立領導權威。和毛澤東一樣，習近平也自許為農民起家（習曾參與「上山下鄉」，當過農民）；他也和毛澤東一樣，更訴求群眾路線、親民形象。但這些作法，無非彰顯中共執政的危機。 去年十八大後，中共高層以《舊制度與大革命》作為黨內研讀教材。頓時該書洛陽紙貴，卻凸顯出中共對執政權力基礎的高度不安感。 為了剷除高度不安感，力求親民形象，中共高層再次以「大運動」方式，把矛頭射向黨內的腐敗幹部和黨員。 習近平說，「整風」運動將集中在自我淨化，以「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為總要求。實踐上，縣處級以上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必須反省自己的作風並端正行為。 他更提出「反四風」：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反對奢靡之風。彷彿在對中共建國初年推行「三反五反」運動的致敬。 習近平如此大張旗鼓，力行「清黨整風」，似有和毛澤東等齊之勢。 對中國老百姓而言，中央能殺幾個貪官，何樂不為？但對先前外界期盼，中共能在新人新氣象下，推展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法治，無疑敲響喪鐘。 這場會議開完後，諸多海內外的政治觀察家幾乎口徑一致認為，習近平想走出和江澤民和胡錦濤不同的執政風格和地位。習近平極力超越江胡兩人，向毛澤東和鄧小平齊名。 藉由整風，剛上台不久的「習澤東」本質上無非要鞏固自身權力。一來，他希望執政十年後，能和毛澤東和鄧小平看齊，甚至仿效毛鄧兩人，各領風騷30年；二來，作為中共建國後出生的領導人，似乎除了毛澤東思想的價值觀外，腦袋中已無替代思想。

13日下午，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進行兩黨高層的首會。國民黨重申「一中」的政治承諾。對中共而言，國民黨的承諾更加深兩黨的政治互信，也讓許多質疑馬英九總統不願推進兩岸關係的中國涉台人士閉上嘴巴。 過去5年，吳伯雄和中共高層的會面高達6次。綜觀國民黨內，如此高頻率高層例會的人物，除了連戰外，無人能出其右。要看懂吳習首會，我們不得不梳理過去6次會議來，吳伯雄的論述重點。 結論是：同前4次「吳胡會」相比，（馬英九總統連任後）第五次吳胡會和今年的吳習會，吳伯雄對政治語言的闡述更明確、論述更為清晰、承諾更為堅定。 去年，吳伯雄當著胡錦濤的面提出，對一個中國內容，雙方表述有所差異。兩岸追求「求同存異」，同的是「兩岸同屬一中」；異的部分，則擱置爭議。台灣現在推動兩岸關係的依據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這是以「一國兩區」概念作為法理的基礎。他強調，兩岸並非國與國關係，而是特殊關係。 今年，他確切指稱，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主張一個中國的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架構』來定位兩岸關係，而非國與國的關係」。這次，連「特殊關係」字眼都直接省了。 若吳伯雄的表述代表馬總統，這意味著國民黨正走入中共「十八大」報告所擘畫未來五年的兩岸關係圖譜：「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 「十八大」報告中，中共更提出三大政治目標：雙方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 第一項，是促成兩岸政治對話，至少是民間對話，形塑有利官方政治接觸的氛圍；第二項，中共已列入國家級科研項目，並力邀台灣相關人士進行討論；第三項，則是兩岸和平統一前的「中程協議」。就如今發展情勢，前兩項已「箭在弦上」。 處理未來的兩岸關係，拿前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的話來說，中共極具信心、耐心、恆心。這「三心」，是源自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美中關係的難以分割和高度依賴性；新型大國關係的逐一構建。 此一大格局下，中共眼中，擺在國民黨眼前的選擇，甚為有限；但對民進黨，恐怕連選擇的自由，都已逐步萎縮。 對外，民進黨對兩岸關係的長期想像，宛如寄望在中美兩國的高度競爭和對抗上。潛意識裡，民進黨彷彿希望藉由中美抗衡，擠出台灣微弱的生存空間。 對內，民進黨主張以「住民自決」為核心精神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寄望以「台灣是主權國家」的強大民意，作為抵禦「中國病毒」的「疫苗」。（該決議文誕生時，似乎對中國崛起中的綜合國力，未考慮太多；或認為此一決議文，足以抵銷中國崛起對台灣的影響） 但盱衡當今全球格局，無論是住民自決或民主價值，台灣仍無法承受國際權力關係丕變後，逐步縮限的戰略迴旋空間。這也正是國民兩黨面對中國崛起時，最難以啟齒的困境。 如今，在美國默許下，國民黨決定，加入「一中框架」，順勢走入中共寫下的兩岸關係圖譜。盡管他們阿Q地只倡議「和平發展」，絕口避提「統一」。 但民進黨除了攻擊國共兩黨會談的不透明、「背祖」、傷害台灣民主外，目前提倡的各種訴求、轉型，彷彿都是「無效射擊」。以至於，即便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恐怕也難以撼動或掙脫這八年來，國共兩黨，甚至美國為台灣設下「一中框架」的隱形枷鎖。 最終，台灣的前途自決和引以自豪的民主價值，在「一中框架（枷鎖）」下，只能淪為服務於台灣內部意識形態的「鳥籠民主」，卻難以主動影響或導引中國，往有利台灣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