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權委員會今（29）日召開專案報告發布會，發布《平等近用司法－台灣司法通譯與指定辯護制度》專案報告。隨著我國外僑居留人數已突破百萬，平均每24人即有1位外籍人士，當越來越多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的當事人進入刑事司法程序，一個關鍵問題浮現：現行制度，是否真的讓每一個人「聽得懂、說得出、辯得動」？
人權會指出，公平審判權不僅止於形式上的程序參與，更關鍵在於當事人能否實質理解並有效參與。然而，語言障礙與資源落差交織，正可能讓部分人陷入「看似參與、實則被排除」的處境，使公平審判流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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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員紀惠容以實務案例說明，過去訪談法律扶助律師時，有律師提及「特宏興368號案」。當海巡人員登船時，由於語言不通，被告未能即時表達自首意願，在返台航程中均坦承犯行，因而產生是否構成自首的爭議。此外，該案被告人數眾多，且皆不通曉法庭語言，初期開庭時僅配置一名通譯，一度出現傳譯內容與旁聽人員理解不一致的情形。她也指出，相關議題在戲劇作品《八尺門的辯護人》中亦有所呈現，包括當事人對通譯的不信任、拒絕使用仲介所提供的通譯等情節；雖非所有案件的常態，卻反映出社會對司法語言與辯護品質的疑慮。
在指定辯護制度方面，紀惠容表示，面對弱勢者的辯護需求，我國目前設有公設辯護人、約聘辯護人、法律扶助律師與義務辯護等多元制度。然而，這樣的多軌設計，究竟是提供保障，還是潛藏斷裂？問題核心不在於制度「是否存在」，而在於能否支撐「有效辯護」。
她進一步指出，現行制度在定位、資源配置與品質監督上仍有落差，特別是公設辯護人的制度性不獨立，可能影響辯護功能發揮；義務辯護規範密度不足，也使品質難以穩定控管。國家責任不應止於讓當事人「有人辯護」，而是必須確保辯護具備實質防禦能力，並從法律專業人員培訓及審、檢、辯制度結構關係進行整體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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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通譯制度方面，王麗珍委員指出，語言理解是程序正義的起點，但目前制度仍高度分散。不同司法機關各自管理通譯名冊與運作機制，缺乏整合，難以確保品質一致；同時，通譯錯誤亦缺乏有效檢核與救濟機制，一旦發生，對當事人權益的影響往往難以及時補救。
她進一步指出，通譯人員長期面臨低報酬、保障不足與高風險的工作環境，制度的不穩定也反過來影響司法品質與效率。她直言，當語言成為障礙時，司法體系本身即可能產生「無形的歧視」。
人權會表示，本報告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14條為核心，強調「理解程序」與「有效辯護」為不可分割的權利。當語言障礙與資源弱勢同時存在時，當事人往往難以真正參與程序，這正是目前制度尚未充分回應的結構性問題。
綜合分析後，人權會提出10項改革建議，強調應從整體治理角度出發，而非零散修補制度漏洞。在司法通譯方面，建議推動專法立法、建立國家級通譯服務體系、整合分散規範，並強化預算投入與勞動保障，同時導入數位科技輔助，以確保各階段均能提供即時且可靠的語言支持。
在指定辯護制度方面，則建議重新檢視各類辯護人之制度定位與分工，強化品質監督機制，降低制度性不獨立風險，並評估建立更一致的法律專業訓練與任用體系。
人權會最後強調，公平審判權的實現，不應取決於個人的語言能力或經濟條件。無論是外籍人士、移工、原住民族或其他弱勢者，國家都有責任確保其在刑事程序中，能真正「被理解、被聽見、被辯護」，並呼籲政府正視制度落差，推動跨機關改革，逐步建構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且更具包容性的司法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