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部成立才滿7個月，首位政務次長鄭世忠在今（9）日請辭，長期關心國內體育發展及制度建立的全國運彩公會理事長何昱奇，有感而發的在深夜發表了他心目中的「台灣體育制度大轉骨白皮書」，洋洋灑灑多達三千餘字。何昱奇表示，「今天鄭世忠請辭，反而再次提醒我們：真正不能請辭的，是國家體育制度升級的責任。」
何昱奇開宗明義的說，台灣體育近十多年，其實已經走完第一階段改革：從「有沒有體育政策」走到「有沒有專責部會」。早年教育部體育署完成《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以「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作為十年願景；到2025年1月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運動部組織法》；同年9月9日，運動部正式揭牌，並採取「1部、1署、3中心」架構，將全民運動、競技運動、產業、國際事務、設施、適應運動等功能整合為更高層級的治理體系。這代表台灣體育已不再只是教育附屬業務，而被提升為中央二級機關直接治理的國家戰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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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組織升格僅是開端，若要避免升格淪為政治象徵，台灣必須從預算邏輯、財源結構及治理模式進行全方位的「制度升級」
活化運彩造血機制 升級運動發展基金為「投資平台」
何昱奇說，針對財源穩定性，他的白皮書提出應將運動彩券定位為「體育財政戰略工具」。現行法律雖已將運彩盈餘專款專用於體育發展，但面臨市場競爭力不足與政策定位保守等瓶頸。未來應建立「有條件彈性」機制，鼓勵發行機構提高回饋保證額以換取產品開發彈性，擴大合法市場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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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昱奇指出，台灣體育不缺熱情，缺的是穩定、自主、可擴張的財源結構。 目前法律已經替這件事留了一條最重要的命脈，就是運動彩券與運動發展基金。《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6條規定，運動彩券獎金支出不得超過售出彩券總金額的78%，但若發行機構提出營運維持計畫或配套措施，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第7條又規定實體銷售的銷管費用上限為12%，電話、網路或其他電訊設備銷售上限為10%；第8條更明定，運動彩券發行盈餘應全數專供主管機關發展體育運動之用，且不得充抵政府原編體育預算，並得以基金方式管理運用。
運彩盈餘與運動發展基金的法規使命
他認為，與此相對應，《運動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也明定基金來源包括運彩盈餘撥入、孳息、受贈與其他收入，用途則包括人才發掘培訓、運動就業與運動產業創新研發、人才培育，以及與運彩立法目的相關之支出。換句話說，法律本來就不是把運彩當娛樂附屬品，而是把它設計成台灣體育的「制度型造血機制」。
突破運彩發展的三大瓶頸
問題是，台灣至今仍未把這套造血機制用到極致。法律雖已把運彩盈餘鎖定給體育，但整體制度仍有三個核心瓶頸。第一，市場競爭力不足。當法定獎金支出率、銷管費用率與產品設計彈性被嚴格框住，合法市場就很難與境外投注平台或地下市場競爭。第二，政策定位仍偏保守。政府長期把運彩視為必須被嚴格限制的發行商品，卻較少把它視為體育財政與產業發展的戰略工具。第三，社會認知斷裂。很多人知道體育需要錢，卻沒有看懂：若沒有一個強而有力、合法、透明、可被監管的市場化資金來源，台灣體育永遠只能靠年度預算、補助申請和臨時專案救火。
同時，白皮書建議將「運動發展基金」從單純的補助帳戶轉型為國家運動投資平台，設置「競技人才」、「基層扎根」、「國際賽事」及「產業創新」四大專帳，讓基金具備配置邏輯，帶動體育產業的下一輪成長。
治理透明化：推動體改2.0與選手中心時代
在治理結構上，政府正推動「體改2.0三支箭」，要求特定體育團體達成財務透明、業務公開、組織開放及營運專業。未來各協會獲取國家資源將與「運動員權益」深度掛鉤，包括運動員委員會具備實權、申訴管道外部化等四大條件，確保治理機制能獲得社會與企業的信任。
補齊產業拼圖：運動內容化與全民運動生活化
何昱奇說，台灣規律運動人口在2024年已達35.3%的新高，具備龐大的內需市場紅利。為將人口紅利轉化為產業紅利，應將體育視為「內容產業」，整合賽事敘事、媒體傳播與品牌授權。此外，全民運動署應致力於補齊「全民」與「競技」間的斷層，透過俱樂部化、社區聯賽化與數位平台串聯，將體育轉化為真正的生活型產業。
制度是台灣體育立足長遠的關鍵
「台灣體育下一階段的敵人，不是沒有熱情，而是制度半套。」 白皮書最後提到，「從何卓飛時期到鄭世忠時期，我們真正學到的，不是某位首長做了什麼而已；而是台灣體育已經走到一個不能只靠人、必須靠制度的分水嶺。人會來來去去，官位會升降更替，但若能把制度立住，誰在位都能往前走；若制度沒有立住，再好的部長、再強的署長、再熱的社會情緒，都只會在下一次預算爭議、下一次協會風暴、下一次賽事停辦時，重新被打回原點。今天鄭世忠請辭，反而再次提醒我們：真正不能請辭的，是國家體育制度升級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