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得王杏慶，從不欣賞他，不僅政治立場不同，學術興趣也殊異。王杏慶東抄西抄的問題是，他在一篇文章中可以用了兩個截然相背作者的論點合一爐而共煮，渾不知兩說是互相牴觸；這也是我的朋友見告的。
我認得王杏慶，從不欣賞他，不僅政治立場不同，學術興趣也殊異。我們同在「時報」工作過，他那時是非常國民黨，我好像無意中還保留他一篇替黨國宣揚的剪報，現在可能已不存。
放棄美國獎學金 蔣經國召見
王杏慶最引人稱道的一件事，是《聯合報》報導美國終止與台北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關係時，他公開宣佈放棄美國大學獎學金，因此得到蔣經國的召見；他的黨國思想於此可見。
話題延燒：評論》從反台獨到挺台灣自決 南方朔的「中國結」的轉變
美國承認中國，這是必然的趨勢，他為此抗議而拒去美國深造，固然贏得朕心大樂，如果所做正確，為什麼後來又去美國買書？
可見這是他的損失，使他失去紮實學術訓練的機會；不過這是王杏慶自己的選擇，他人不能置喙。
林義雄滅門血案 散播國民黨謠言
我記憶深刻的一件事，是林義雄家發生滅門血案，當記者的王杏慶表示，林義雄家倖存的女兒說兇手是她認識的熟人云云，余老闆（我當面如此稱余紀忠，他不大高興）還公開稱讚他有道德的勇氣；這件事已無人提及，但當年在場的應當還有人記得。
後來才知，那是國民黨放話故意宣傳，以轉移視聽的假新聞，加博（Jeffrey Bruce Jacobs）不幸就成了替罪羔羊。
我 83 年從美國調回台北編「人間」副刊，余老闆曾要我兼編海外版副刊，老實說那一點都不費力，不過把台灣版文章轉到美洲版，再加些當地文章，反掌折枝而已。
但我不假思索就婉拒了，對喜好擴充權力版圖之流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好機會，但我不要。我拒絕不就後，余老闆就找了王杏慶承乏；這一段秘辛我從來沒說過，這是我與他沒有交流的交流。
被王杏慶插話喊「overreading」 哈金要我繼續說下去
哈金的小說《光天化日：鄉村的故事》，是他第一本翻譯本在「時報」出版。「時報」請了我之外還請了王杏慶參加新書發表會並做講評。
我仔細拜讀過，以我對文學與政治的敏感，尤其對中國的瞭解，自有一套詮釋。
在「發表會」中我結合哈金每篇小說與中國專制政權的有關聯部分，一篇一篇做了分疏，以見出他書寫思維的特點；我的解讀不是一般泛泛的捧場，絕對有獨到看法。
解說到一半，大約觸犯王杏慶政治紅線，突然半路插話說我：”overreading”（按，「過度解讀」），主持人沒說話，聽得津津有味的作者哈金打斷王杏慶，要我繼續說下去。
晚上我與哈金同受邀餐宴，他對我的分析很欣賞。後來才知道哈金與曹長青在大學就是哥兒們，到美國後還時有往來，只是我從未對曹長青說過這件事。
哈金現在已是大作家，下回或可要長青代問哈金還記不記得此段軼事。我對哈金小說的評論，可惜當年太忙，沒有寫成文章。
東抄西抄而成文？
今天不巧剛好看到楊照悼王杏慶文章，裡面有一段：「有一度，講到南方朔，就有了一種輕蔑的 Cheap shot 式攻擊，不管他寫什麼，甚至不用讀他到底寫了什麼，反正就說：『他都是抄書抄來的！』」
然後楊照替他大抱不平，反批評說：「那些自己不抄書的人，難道就曾經寫過、貢獻過什麼具有原創性的內容了？」這犯了論述邏輯的大謬誤。
首先他如何肯定那些批評王杏慶文章東抄西抄的自己沒有寫過原創性的文章？這是以偏概全。
其次，即使自己沒有所謂原創性作品，難道就沒資格批評他人作品？許多書評家也不是都有巨構。
學問不能這樣做的 以唐文標為例
東抄西抄而成文的另一顯例是唐文標的《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我當時編「人間」，唐文標過世後，摯友用筆名漁父（楊誠）寄了一篇文章來，題為〈意識形態的追逐者：試論唐文標〉。
這是一篇通論唐文標其人其文蓋棺論定的文字，其中談到他那本「戲劇史」的大著，漁父很嚴厲的批評說：「這本書的學術性很成問題」，然後指責作者「後記」所列出他誌謝的那些朋友，說他們「都該打屁股，因為沒有盡到朋友的義務，沒有告訴他『學問是不能這樣做的』」。
《唐文標的《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是一本「合本子抄」，把別人心血研究的成果，東抄一段、西抄一段，成就了他的著作。至於抄襲諸作之間，有沒有扞格不入的論說？
原諒我，唐文標有送我那本書，但沒讀。我讀過多本自王國維戲劇史以下的書，基本上我挑書很嚴，除非要作評論，像唐書我翻翻而已，所以不能置評。
抄到截然相背的論點 渾不知互相牴觸
王杏慶的文章，我就聽過多位學有專精的朋友當面向我批評。東抄西抄其實不是問題，梁啓超許多文章都來自日文，但他學有根柢，不會亂抄而犯低等錯誤。
王杏慶的文章我偶然不小心看到，尤其他替名著翻譯本寫的導讀，我的評語是「佛頭着糞」，恨不得把他的所謂「導讀」部分撕掉；其實「導讀」不應是應付讀者或為賣書以廣招徠的東抄西抄之作，可厭的是，台灣出版社只圖有名而不問是否當行本色，所以要撕的「着糞」不少。
王杏慶東抄西抄的嚴重問題是，他在一篇文章中可以用了兩個截然相背作者的論點合一爐而共煮，渾不知兩說是互相牴觸；這也是我的朋友見告的。
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在理論文章或研究路數中，你不能同時引用觀念史家勒夫喬伊（Arthur Lovejoy）的觀點又引用包莫（Franklin Baumer）來證成你的文章，那會使你的理據打架而「內爆」。
寫文章不能東抄西抄 著書也不能「合本子抄」
再舉一個例子說明。國民黨北伐成功，國府派羅家倫接掌清華大學，羅家倫當然要拜望校內大學者陳寅恪，伴手禮是他編的《科學與玄學》，收集張君勱一方與丁文江一方論辯的文章。陳寅恪翻了一翻便說：
「志希（即羅家倫），我送你一聯如何？」羅忙說：「甚好，我即刻去買上好的宣紙來。」陳說：「不必，你聽着：『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羅一擺手，大笑不止。
陳言下之意，就是嘲笑他們亂抄一通，混淆「家法」。中國的傳統學問非常講究「家學」、「家法」，幾代專治一經傳衍下來的學問，那就叫「家學」，有「家學」才有「家法」可言；所以一家有一家的「家學」，「家學」自成「家法」，不同「家法」，不容混同一起而語無倫次；中國如此，西學亦然。
固然「文章千古事」，調子有些高，重點是寫文章不能東抄西抄，著書也不能「合本子抄」。胡適說自己「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費氣力的文章」，這是知言，足堪後人寫文章時當「座右銘」。
作者：金恒煒，作家與政治評論員，輔大歷史系畢業，曾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創辦《當代雜誌》並擔任總編輯，著有《趙高與浮士德：台灣政治探針》、《解構「他，馬的」：爆破「黨國」最後的「神話」》、《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