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大選在即，諸多政策中，較被忽略但卻極為重要的一項，就是因應氣候變遷的淨零政策以及公正轉型。此次大選，台灣迫切需要團結與做出正確選擇，人民的選票應該要傳達至為清楚的訊息，即台灣要與在環境治理上打假球的北京當局保持距離，同時杜絕投機的民粹政客去分裂社會。當去碳化與淨零排放成為不可逆的國際趨勢與台灣的國家政策時，民主就是落實公正轉型的後盾，不在過程中拋下任何一個人。

在環境治理的議題上，不民主的威權政體容易取得一種「假性優勢」，因為手握行政大權的政府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做出執行力度很強之決策，但免於受到民意的約束與監督。相較之下，民主政體在環境治理上多半耗時長或效率差，而且當有其它議題（特別是經濟）引起民眾關注時，環境政策經常需要做出讓步或妥協。某些被片面解讀的數據資料會誤導人們產生威權優於民主的幻象，曾任職過環保署署長的趙少康在去年12月中表示，台灣不能放棄大陸市場。然而，他忘記1992年自己在受訪時強調，一向關心環保，環保是他問政的重點，台灣環境污染嚴重，的確需要做點事情。以行政經驗來說，趙少康完全沒有處理過碳排放管制的議題。然而，2024年的今天，淨零排放已是國際社會整體的趨勢和台灣既定的國家政策，這條因應氣候變遷的路實不應與中國有過深的交集。

根據歐盟在去年10月1日開始試行的「碳邊界調整機制」(CBAM)及我國在同年2月15日實施之《氣候變遷因應法》，商品供應鏈的碳排放管理是接下來台灣維持其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環節。如果新的國家領導人選擇與中國市場密切整合，必須要有相應的碳排治理機制作為配套，畢竟中國在2022年就消耗了54.1億噸的煤炭，全年碳排總量高達121億噸，同時燃煤發電設備持續增加，民間對煤炭的消費量也居高不下。作為全球最多溫室氣體的排放源，中國官方目前提出的碳排管理目標若不是欠缺企圖心，就是明顯不具實現可能性。國際能源總署(IEA)的調整報告指出，中國在2023年至2050年之間使用化石燃料所產生的碳排量約可佔全球總排量的45%。這意謂著，北京當局目前在環境治理上的諸多亮眼表現（像是森林覆蓋率）是打假球的成份居多。

沒有民主作為後盾，任何國家在去碳化與邁向淨零排放的過程中就無法實現「公正轉型」。去碳化與淨零排放需要從民間和產業做起，此種轉型是當前國際社會的共識與趨勢，旨在實踐一個人能健康、經濟活動能公平和各國發展能永續的去碳化世代。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要努力促成能源轉型的民主化，還要讓「人的安全」成為引導國家實現去碳化與淨零排放的終極關懷。換句話說，民主國家不僅需要珍視自己人民在去碳化世代面臨的風險和生活壓力，還需要在環境治理的議題上實踐公正平等之制度性保障，包括讓人民有取得相關資訊的管道、能夠以審議的方式參與相關決策，以及在能源轉型過程中獲得適當且合乎比例原則之補償。然而，這些工作在不民主的威權體制下皆難以獲得實踐。

在氣候變遷的壓力下，全球經濟的去碳化成為核心議題。如果轉型順利，台灣在淨零排放這條路上可以更加公正地落實區域發展和循環經濟。反之，如果背離氣候正義的國際民主化趨勢，甚至反向去擁抱一個不民主的中國市場，台灣轉型之路將必然坎坷難行，同時可能引發諸多的不平等。民主體制之所以能成為全球多數國家普遍的政治實踐是因為它對異己的寬容和尊重，以致每個人的安全都獲得公正的對待與制度性保障。相較之下，威權政體的領導人或一些企圖爭取政治權力的投機政客，慣性提出簡單化的論點和表象化的問題解決方案，傳達似是而非的偏頗資訊，妨礙不同族群的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與建立必要共識，這完全無助於一個國家因應日益嚴重的極端氣候，更遑論落實公正轉型。

北京的威權政體，總是基於如何鞏固自身政權的考量在擬定政策，最常訴諸的技倆就是許諾百姓經濟成長。然而，一旦這種成長未能實現，環境治理與人民安全就會在政治議程中被大權在握的獨裁者拋諸腦後。回顧二戰後迄今的各國實踐，從未有任何威權政體在環境治理的表現上做得比民主政體更好；短期的表象式成績或許亮眼，但從來沒有通過長期的考驗。有鑑於此，台灣沒有理由在環境治理的道路上改變原本正確之方向，反而應該思索如何進一步深化與其它民主國家在碳排管制、碳權交易與碳費課徵上的緊密結合，才能更穩健地在淨零路上實踐自己的目標。一月十三，因應氣候變遷的民主之路，不能迴轉！

文／譚偉恩(中興大學國政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