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時許多機構預測中國將在2030年超越美國。「北京共識」對抗「華盛頓共識」的聲音，也在本世紀不斷被提起。然而隨著中國經濟近來每下愈況，難以挽救，劍橋大學教授哈爾達 （Antara Haldar）指出，「北京共識」已經消亡，新興國家必須從中學到教訓。
哈爾達教授稍早在《歐洲社會論壇》（Social Europe）發表文章，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幾十年內人均收入增長了25倍，使8億人擺脫了貧困，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包括高速公路、機場和世界上最大的高鐵網絡，改變了中國的面貌。由於中國的發展似乎是「華盛頓共識」（民主治理加上自由市場是通往繁榮的唯一可能途徑）的反例，被人冠上「北京共識」的封號，定位為替代乃至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方案。 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玻利維亞、衣索匹亞、哈薩克斯坦和盧安達—紛紛致力效仿中國。
然而「北京共識」晚近在習近平的主政下卻失去光澤。表面上看來是因為北京當局長期推行嚴厲的清零政策帶來的後遺症，嚴重擾亂了全球供應鏈，導致中國出口大幅下降；深度觀察，中國更大的問題出在沉重的債務、破紀錄的青年失業率、消費者信心的暴跌（尤其是家庭支出下降和儲蓄過剩）以及房地產行業的動盪，都阻礙了經濟增長，並將該國推向通貨緊縮的邊緣。 更廣泛的對全球化的抵制，包括主要經濟體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出去的努力，進一步令該國的前景黯淡。
哈爾達指出，其實中國先前之所以能快速發展，不是因為其獨特的「北京共識」，而是遵守了「華爾街共識」的多條誡命。中國那些年扮演的是「世界工廠」的角色，而不是充當全球實驗室或董事會。當時中國憑藉大量廉價勞動力儲備，可供外國企業尋求低成本生產基地，所以能領先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是的，這種情況正在開始改變。 但事實仍然是，中國通過製造和組裝發達國家發明和設計的產品，將自己融入全球生產網絡或供應鏈。 因此，已開發國家保留了本身作為全球資本主義引擎的角色，而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則只是其輪子。
哈爾達指出，所謂的「北京共識」其實只是對內國家干預更多，對外不太說教的「華盛頓共識」。眾所周知，中國對待貸款和投資的接受者比西方對待其發展援助的受益者更不道德。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增長奇蹟也帶來了不平等的加劇、不完整的福利體系、誘發自殺的工作條件（例如富士康的iPhone工廠）和環境破壞。
許多人都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哈爾達提醒，這個所謂的「中國人的世紀」已經過去快1/4，真相是中國經濟正深陷泥沼，「北京共識」已經消亡。她呼籲發展中國家從中記取教訓，更徹底的反思發展路徑，補充和推進可持續、平等經濟範式的想法，而不僅僅是製造符合發達國家規格的低成本商品。 隨著「中國製造」標籤的逐漸消失，發展中國家應該尋求利用自身的條件，而不僅僅是在產品的標籤貼上自己國家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