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貿易全球化的年代走到數位全球化的世代，很少有一個經濟上高度仰賴對外貿易之國家在內政上是可以完全與外交事務脫鉤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元首的領袖素質(leadership)，尤其是國際視野(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將至為關鍵地影響一國在發展上的良寙。倘若該國又恰好面臨攸關生存安全的重大威脅時，元首的領袖素質就與該國人民的經濟、糧食、健康、人身、社群、政治和環境安全更加交纏而密不可分。
中華民國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目前已歷經多次的國家元首直選（在自由的台灣地區），觀之許多觸及選舉研究的文獻，在台灣地區的人民實際上確實會根據總統候選人在上述七項安全議題上的施政表現，作為自己投票之重要依據。當人民認為候選人在某些安全議題上做到超越自己的期望時（例如經濟狀況比預期的更好），就會更加傾向支持該名候選人。此外，當攸關健康之公共衛生議題在客觀上獲得較國際社會普遍表現明顯更優的時候，人民也會對候選人及其所屬的政黨有更堅定的支持或偏好。
顯而易見，對於那些有執政經歷且在位期間便決定要投入新職務選戰的候選人來說，最好的競選策略就是「好好做事情」，用具體的良好施政表現來增加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分數，讓人民能夠受惠於實際的政績，獲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從而產生「應該」繼續支持該名候選人，讓其承擔更高的職務來造福百姓。所以，候選人若中途離開現任的職務，完全是背離了「好好做事情」的核心價值，同時也是對自己最不利的選擇。
職是之故，「好好做事情」不僅是非常基本的，也是極為關鍵的；作為領袖素質的一項實質內涵，「好好做事情」串聯起人民與執政者（地方或中央）的共同利益和共享認知。
根據這樣的思考，有幾個面向應該是值得吾人留意的：
首先，「好好做事情」是指候選人自己有能力好好把公職上份內的任務與責任做好嗎？如果是，便意謂著候選人本身能力優異，屬於低調、穩健、苦幹、實做型人格，此種領袖素質自然是不可多得，萬中難見一二。因此，如此優異的候選人若為了投入新職務的選戰而請假（或請辭），無論代理其職務的接替者為誰，均難以擁有相同優異的素質，導致有能力「好好做事情」的中途不謀其政，人民安全上的各種福祉旋即面臨風險。同時，這位能力優異的候選人如果最後沒有如預期地競選成功，那麼她/他所具有的「好好做事情」能力也無從發揮，因此全國人民無幸受惠，難以享受在其領導之下獲得更多更好的安全福祉。此外，邏輯上我們不能排除代理這位候選人的接替者其實也是有能力「好好做事情」的人，甚至能力上還更為優秀，在此種可能性之下，人民其實應該支持這位代理的接替者，甚至連參與競爭的候選人也應該主動讓賢給這位接替者，以成就更多的人民在生活上獲得更好的安全品質。
其次，「好好做事情」是指候選人的下屬（或團隊）有能力把其交辦之行政工作做好嗎？如果是，便意謂著候選人本身其實能力並不優異，但是她/他的運氣很好，獲得一群高素質的政策智囊與行政專才之輔佐。然而，本身能力不優異的候選人適合再去競選一個新職務嗎？答案取決於這位候選人是不是依舊可以同樣幸運獲得一群良將智士的鼎力相助；若可，那麼他/她去競爭一個新職務，甚至是一個難度更高的新職務，邏輯上沒有什麼問題。不過，這位候選人必須從「機會成本」的角度為人民的安全福祉做一些設想；詳言之，這位候選人之所以一路走來可以「好好做事情」，乃係高度受惠於她/他的下屬，因此客觀上只要有一個能力與其差不多或甚至比之還優異一些的候選人存在，這位候選人似乎沒有必要堅持自己參選，而是應該理性地將獲得提名參選的資格讓賢於她/他人，尤其是認真考慮將參選資格讓給更具備國際視野與善於國際溝通的人，如此再配合真正有能力「好好做事情」的那群良將智士，整個行政團隊的總體能量將會更高，對人民整體安全福祉的提升也會更有裨益。
最後，正所謂「成功不必在我」。一個國家在發展上的強弱盛衰皆非偶然，而居住在台灣及其周邊相關附屬島嶼上的百姓平民今日所受到的生存安全威脅也同樣不是偶然。如果我們想要改善這個情況，現在就必須深刻反思過去一些選舉上的迷思，並積極設法找到真正有實質能力「好好做事情」的候選人，或是鼓勵我們的政治人物作個有器度的政治家，將元首要職讓賢給有助提升台灣人民安全的人。任何正直的努力和用心的付出都不會白費，因為功不唐捐。所有台灣現在的美與現在的好都是過去那些胸懷成功不必在我的前輩饋贈給大家的資產；功不唐捐，所以現在的台灣百姓可以有如此穩定和安全的生活。
冀盼所有強調便民、利民、愛民的總統候選人，繼續將人民的期待長存於心，用成功不必在我的器度，成就更好的中華民國；功不唐捐，台灣人民必將因此獲得更好的安全福祉。
文／譚偉恩（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