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只是一個政治實體，在世界上並無顯見的國家的地位。這是臺灣的悲哀，是李登輝的悲哀。李登輝堅定執著為臺灣打拼，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抵抗強元、滿清受後人謳歌，獨李登輝抵抗專制中共卻受人指責。李登輝需要凝聚的是臺灣人的共識和支持，而非中國大陸13億人，其後人陳水扁也是如此。我們由於中國情結而期盼李與陳與我們持同樣心情和心態，這壹廂情願了。修憲、終止戡亂條款、凍省都是“出埃及”的具體步驟。蔣經國當年選擇了李登輝就註定了今天的臺灣現實。沒有對錯之分。李登輝對臺灣和亞洲民主化的推動，被譽為“民主先生”，其功不在金大中、曼德拉、瓦文薩、哈維爾等人之下。金大中以反對派形象出現，韓國成功轉型，與曼德拉、瓦文薩、哈維爾等相仿。李登輝體制內出現，改造了臺灣，功不可沒。同樣是體制內出現的戈爾巴喬夫，摧毀了蘇共，解體了蘇聯，對人類貢獻巨大。中共體制內出現了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都是失敗者，他們在鄧小平健在的時候已露鋒芒，無疑是政治自殺。李登輝成功了，因為李登輝大刀闊斧進行的各項改革都在蔣經國身後，可能的最大障礙已經不復存在，李登輝充分運用了靈活的政治智慧和技巧將余下的黨國體制內的殘余力量給予一一解除。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說法，蔣經國原本就不是李登輝大刀闊斧推進臺灣本土民主化的障礙。當中華民國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位，更是在美國卡特當局1979年對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采取了“斷交、廢約、撤軍”三步驟之後，頓使得中華民國地位風雨飄搖。是蔣經國的堅韌不拔，以“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面對鄧小平的強大政治攻勢；對內則開始政策調整，認識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提出“革新保臺”，解除報禁和黨禁，走臺灣本土化道路，使得中華民國在與對岸中共的政治博弈中轉危為安。因此李登輝在蔣經國的國民黨本土化政策的作用下脫穎而出。

盡管李登輝的祖先是來自福建的客家人，具有純漢人血統，但是李登輝不喜歡中國，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的都是對中國看法比較負面的人。但是他這個想法在國民黨時期得以成功地隱藏，耐心地等到了吐氣揚眉的時候。如果李登輝生存在中共的黨國體制內，隱匿再深的內心的思想也都逃不過康生、李克農之輩的火眼金睛，再沈得住氣也躲不過反右、文革的大劫難。這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國民黨的黨國體系的嚴密性比起其小兄弟中共還是小巫見大巫了。這還是命運，中共席卷了全中國，一條寬一百英里的臺灣海峽天塹擋住了中共軍事進攻，更兼朝鮮半島戰事又起，睡夢中的杜魯門總算醒了過來，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協防，國共內戰中共軍攜事勝利之余威從此畫上了休止符號。如若當時金日成先承讓毛澤東繼續得手一舉拿下臺灣，然後開啟解放全朝鮮的偉大事業，杜魯門一定繼續昏睡不醒，就是醒過來也如同龜兔賽跑中的兔子眼睜睜地無可奈何地看著烏龜先於自己慢騰騰地爬到終點。中共打過海峽“解放”或者“淪陷”了臺灣，那麽現在的臺灣人民就與海峽對岸的中國人民一起耐心享受中共從蘇俄引進的馬列主義教條和極權專制的高壓統治。歷史的分寸把握得非常之巧妙，分毫不差，才精確地有了38年以後李登輝接手蔣經國開創臺灣新時代的歷史機遇。

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在李登輝的接掌以後，厘清了歷史問題，認清了政治現實，很務實地考慮現實力量對比和臺灣民眾切身利益和自身的追求需要，終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承認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的政治現實，無聲無息地切割了

對岸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放開腳步走向應許之地，開創自己的新生活。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想象李登輝面對著這麽一大群握有政治權力和影響力的政治對手，就像壹葉小舟駕駛在時而驚濤駭浪時而急流險灘，最終轉危為安駛離險境把航船引到了雨過天晴可以遙望遠處依稀可見的地平線之處。李登輝憑著個人的智慧和能力引領臺灣進入安全水域，實是需要有神的指引和摩西的勇氣和精神。

李登輝有場所的悲哀，臺灣人的悲哀。李登輝清楚自己從何處來，要到何處去。李登輝出生在臺灣，對臺灣的原鄉濃情讓他在1982年的身為臺灣省長的時候說出這樣的心裏話：“臺灣的建設應該由臺灣人來負責”。他很清楚自己該如何扮演浮士德的同時，不至於舍棄自己的目標。李登輝的目標就是讓臺灣大聲地不受阻嚇地自我稱呼新臺灣人，走出“場所”的悲哀。李登輝能夠隨遇而安順從重大情思變遷。人生最痛苦的三件事莫過於少年喪父，中年喪偶，老年喪子。八二年年近六旬的李登輝痛失唯一的愛子，不難想象他內心產生的悲痛，巨大的悲痛足以使人萬念俱灰，因而甚至萌生意念退出政壇。人生中最寶貴的東西的永遠失去，任何身外之物就是可有可無。人死不能復生，物失難以復得，骨肉至親的離世可以把生者意誌沈到最底處。李登輝少時悟禪，理解生死，應該本無懼人生終結的必然歸宿，親人的生離死別的情感依舊狠狠地敲擊了李登輝的內心。而從這點可以印證李登輝的具有人性通達人情的特質。通過李登輝對國民黨的“曖昧的忠誠”，我們是否有所感悟，更多一些同情心，同情和理解過往政治人物在國家、民族和族群面對危亡時刻，在不得已的政治環境下為了他人而自己擔負起下地獄的罪名。

按理說，李登輝在短短的十年內把臺灣從一個威權政體轉型為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對於臺灣，對亞洲乃至對整個世界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是並未獲得全世界應有認可。原因何在？筆者的觀察和一孔之見就是美國和西方在對待臺灣的政治變化持一種冷漠的態度或者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雙重標準。何以這麽說？美國以自身的全球政治格局為考量和中心，在對待海峽兩岸關系互動上因循守舊，思想僵化，視而不見臺灣政治變化對兩岸關系的互動乃至對世界格局的正面影響，對於李登輝的務實外交和入境美國都采取輕視甚至抵制的姿態。94年李登輝訪問南美途徑美國遭受冷遇，次年李登輝接受邀請回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著名演講，打破了美國行政當局與中共之間的私下交易，美國行政當局自然對此事耿耿於懷。所以在美國的眼裏，李登輝是海峽兩岸關系的麻煩制造者，是美國亞洲政策的難點，李登輝不是美國亞洲利益所要求的“乖孩子”。中國的一句俗語“打死犟嘴的，淹死會水的”在這個時候起作用了。世界也是勢利的，因為美國的原因，整個世界也處在美國的強勢政治影響之下而對李登輝所作的傑出貢獻就視線模糊了。如果李登輝的作為和貢獻得到世界的理解和承認，那麽李登輝應該享有與戈爾巴喬夫、瓦文薩、哈維爾等同等的榮譽和敬重。如果李登輝在總統任上，甚至卸任以後得到提名獲得該獎項，臺灣的處境就會與目前有很大的不同，中共在全世界的政治囂張定會受到很大的制約。誠所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就是筆者從另外一個層面或角度所體會到的“身為臺灣人的悲哀”。

李登輝一直受到鐵三角勢力的包圍，一個邊是美國，另一個邊是黨外政治勢力，最後一個邊是黨內的政敵。在筆者看來，能夠致李登輝在政治上處於險境的只有最後一個邊。在這個邊內的政敵先後連起來有郝柏村、統派新黨人士，以及後來的連戰和宋楚瑜等總統競選失敗的政治人物。如果這些人有先見之明讀懂李登輝內心真實政治意向，在同一個時間段集結起來發難，足以破毀李登輝的政治目標和成效。這些政敵的出現都是單獨孤立的，就如同當今世界的民主國家面對專制中共的情態，都存有具體的國家利益和政黨選情需要，那就正好讓中共分而治之。在十二年總統生涯中，李登輝有技巧也有某中說不明道不白的無形護持，給予一一突破，從容化解。

兩岸的政治博弈

李登輝認為：“無論是什麽族群，不管何時來到臺灣或來自何處，只要愛臺灣、認同臺灣這個安全繁榮的民主社會的人，就是臺灣人。不論是原住民、市是數百年前或是數十年前來的、都是臺灣人。我們對臺灣過去的發展，有著相同的貢獻；而對臺灣的未來前途，更有著共同的責任。”

面對國際的冷漠，李登輝強調，無論國際間是否承認臺灣的獨立地位，臺灣人民必須體認到自己救亡圖存的重要性。臺灣可以為自己塑造新的定位，而且這個新定位無需建立於過去臺灣被日本殖民或被中國管轄的經驗上。臺灣未來不應該成為中國貨物集散地或附庸，而應該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匯點上海洋國家的新典範，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新文明的偉大創造者。在太平洋民主陣線上，臺灣居於樞紐的戰略地位，地理位置上可連接北太平洋、西太平洋區域內的美國、加拿大、日本、南韓、新加坡、新西蘭、澳洲等國家。這是李登輝為自己和後人的未來設定的任務和目標。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政治家必須有雄心有遠見者，邁著堅定的步伐實現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標。

對於臺灣族群問題，李登輝有認識，在他的新時代臺灣人一書裏曾經這麼說過：“可惜，日益淡化的省籍、族群問題，每逢選舉熱季或政局變化，便被政治動員挑動敏感神經，形成民主運作中的一種異常狀況。有的政黨在某些族群化比較集中的地方，總是訴諸族群動員的手段，用舊社會的認識來面對新社會的問題”。對於兩岸統一，李登輝表示只要對岸實行政治民主，臺灣方面是有思想準備考慮接受兩岸統一的。李登輝設定了很高的標桿，對岸中國大陸跳躍不過如此高度。若對岸真能做到越過李登輝設定高標，這就會是大陸之福，亞太地區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走出一個臺灣新天地是李登輝的政治追求，從中華民國到中華民國在臺灣，臺灣中華民國，最後目標是完成以臺灣為主體的正常國家。

筆者對政治家和政客有截然不同觀感。價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何為先。重利者必短視，重義者必遠慮。政治家不僅具有政治胸襟和遠見，還有學者型的飽讀詩書、知識淵博的特性，更有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李登輝主動承擔起文化“新中原”的重任，他認為，臺灣的主體意識會因為民主政治的實施而變得更加蓬勃。不僅臺灣會變成一個自由健康的社會，中國也將從臺灣的成長過程中獲益，臺灣的使命就是教育政治制度落後的中國。李登輝自願扮演摩西的角色，帶領中國的群眾進入民主政治的錫安山，而臺灣海峽就是那紅海。臺灣與中國隔絕，使它能夠在孤立、安全的狀態下，發展出一個新的定位和一個新的使命。在李登輝看來，中國已經失去了臺灣，中國唯有接受民主政治，才可望吸引臺灣重回他的懷抱。這是一位政治家的政治語言，政治家所具有的深邃目光和長遠思考。筆者來自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民眾繼續在中共專制統治下深感不安，與心難忍，不禁有這樣期盼，李登輝可以用木馬屠城計改造國民黨使臺灣經歷了寧靜革命完成民主轉型和政黨輪替，同理臺灣可以再一次使用木馬屠城計改造共產黨使中國完成顏色革命完成民主轉型和政黨輪替。

李登輝對未來臺灣的走向有憂慮，他對以後的兩位總統繼承人陳水扁和馬英九的政治路線都不以為意，認為兩者對國家目標不明確，他們的政治路線都偏離了李登輝路線的主幹，也就是臺灣的國家地位的認定。他希望他的“李登輝學校”為未來的臺灣培養政治人才，他建議應該設立這麽一些課程內容：坐禪、圍棋、哲學和歷史。哲學包含東西方哲學以及兩者的結合，歷史主要以臺灣和日本為主，兼有中國歷史，分析和理解中國歷史上的幾個重大變法，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和戊戌變法。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滿天。李登輝的心歷路程，非常值得我輩認真研讀。他是一位政治家。筆者以為，李登輝一生的經歷和求索將屬於成功者的範例。作為個人，李登輝無論是在臺灣、在中國、在日本、在亞洲甚至在全世界，都會留有他重要的歷史地位。李登輝以其一代政治家清晰思想、深邃目光可為臺灣、為對岸的中國、為亞洲、為世界做出傑出的貢獻。

作者/秦晉，民主中國陣線主席、澳洲悉尼大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