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長蘇貞昌4月30日提名新任促轉會委員。其中，政治大學社工研究所教授王增勇受到矚目。他是一名出櫃男同志，曾因公開性傾向，被展望會要求辭去董事一職。他如果順利通過立法院同意，將會是行政院裡第一位出櫃男同志的政務官。
政大社工研究所教授王增勇被提名為行政院促轉會專任委員。他第一次擔任公職，就一腳踩入政治性這麼高的單位。對於最近促轉會調查，質疑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國家機關都涉有嫌疑，王增勇受訪時表示，總統蔡英文可以考慮為此道歉。但切忌不要流於形式。
行政院長蘇貞昌4月30日提名促轉會委員人選，現任專任委員楊翠為主委、葉虹靈為副主委，另新提名王增勇、林佳範及陳雨凡等3人為專任委員，新提名徐偉群及蔡志偉等2人為兼任委員。
其實，蘇貞昌2005年擔任總統府秘書長，曾就憲改議題拜會過民間團體，王增勇也出席那場活動。只不過，王教授自己已不太記得。反而說，跟蘇貞昌比較多互動就是蘇當行政院長時，替樂生青年的運動論述提出建議。
王增勇的社會參與相當豐富。他的父親是外省籍、母親台灣人。父親原先擔任警察。後來蔣經國決定要處理菜蟲問題，成立果菜公司，所以他父親從警官退休到農產公司擔任主任秘書，後來擔任副總經理。做了20年，約在1991、92年退休。
與民進黨相當不合的台社
王增勇曾擔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輯，後來也擔任另外成立的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台社這個組織一定程度對民進黨的國族論述、台獨主張相當感冒。
王增勇補一句話說 :「跟掌權者都保持距離」。
王增勇說，台社當然有關懷弱勢，當然裡面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外省。其實這樣也非常簡化。通常是外省人娶客家人、本省人，有不同的立場。台社也不是個政黨組織，學者大家都是一個人一個樣子，但最大的公約數都是一個批判的知識份子立場，大家很少會進入國家體系。「有誰進去了嗎？好像沒有耶」，大部分台社的人都是拿隻筆在外面批評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社會工作者，你有機會實踐的時候，你會願意跳進去，就不是只是在外面說而已」。
對於突然要進入到這個高度政治性，甚至被形容為東廠、政治清算的機構，王增勇說，促轉會的政治性很高，但如果沒有進入社會和解、療癒，促轉是沒有完成。如果要讓促轉在台灣能夠真正的落實，社工的專業是不可或缺的。「我看到了可以做的事情，倒不是我選擇了一個政治性很高的位置，那個是它的現況。我希望我做的事情，它的政治性可以被轉化，讓大家看到這個其實是全民都應該要做的事情」。
對於接受提名為促轉會專職委員，王增勇說，他比就從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的專業來看，這個角色在促轉上有其必要性，但之前只有現任促轉會委員彭仁郁以心理諮商背景進入。轉型正義如果沒有療癒，那就只做一半，就會讓大家覺得就只是在追討黨產、司法平復，而社會和解與療癒沒有開始，它的爭議性、政治性就永遠會停留在好像政黨鬥爭的層次。
曾經是族群盲
王增勇說 :「作為一個外省人在族群上，我有我學習的過程」。他到美國念碩士時，老師講到美國黑人的族群問題，問他 :「你們台灣有沒有族群問題」，當時他的回答是 :「台灣沒有黑人，所以台灣沒有族群問題。很白癡，對不對？就是族群盲」。「我當時26歲，我也不是個壞人，我也不是歧視台灣人，但是我就是沒有經驗到那個族群被壓迫的經驗。」
王增勇說，隨著台灣解嚴，在經過這些事情，回過頭看 :「我雖然看起來那麼外省人，但是我媽媽明明就是本省人。我常回想，這個威權體制在我成長經驗的影響是什麼？尤其你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你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你什麼時候向權力低過頭，說了違心的話？你敢不敢說你相信的東西？」
王增勇說，他小學三年級比賽，題目是「論布袋戲」。那時候講布袋戲是怪力亂神。他小時候最愛看布袋戲，台語就是跟布袋戲學的。但是我就記得我寫那個文章說布袋戲是怪力亂神....。明明現實生活我最愛布袋戲，但為了要寫作文比賽、為了要得獎，我記得我還得到第三名。」「那個威權體制怎麼讓我那麼小的時候我就學會說講話。我就在回溯自己的經驗。還有我媽媽對我的影響。她閩南，我媽媽跟我爸爸是自由戀愛。但要嫁我爸爸，等於是違背家庭的反對。那時候我不瞭解為什麼，後來我舅舅才跟我說228的事情。就是閩南人對外省人的敵意。但是我爸爸都搞不清楚。你就看到家族裡面有些事情是不可說的。」「也許我們不是直接的政治受難者，但它都影響我們怎麼認識這個世界，甚至帶著這個經驗，也無意中成為那個共犯，或著說如果你其實沒有更深切去反省，你其實就是那個共犯。」
王增勇說 :「我媽媽嫁到我們家來，就被我奶奶欺負，她刻意跟我爸爸講福州話，她罵我媽媽，我媽媽就記下來，她講了些什麼。就是那個婆媳的問題。然後他們在家不講台語，我也不會講台語。我就在回憶我們家的族群經驗。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起點，不管你是閩南人、外省人，但這個是台灣共有的一段經驗。」
王增勇說 :「我做社會福利運動時，其實很多人說，『啊，你是外省人，你一定會投票給你的國民黨』。」「可是我自有投票權以來，我從來沒有投給國民黨。」
站在權力者對面的社工
王增勇大學時讀的是台大機械系，但碩士改讀社工。他說，他當初會做社會工作，希望這輩子投入的工作就是讓台灣成為更公平與正義的社會。「所以當我選擇做社工的時候，我就知道我會一直站在有權力的對面。所以，國民黨、民進黨他常在是在我的對面。」
王增勇說，因為他做社會工作，非常瞭解那個結構性的壓迫，它其實跟政黨無關。國民黨、民進黨都是資方代表，所以是促轉會那個工作吸引他，而不是這個官位。
王增勇進一步說，他1991年唸完碩士回到台灣，做台北市的低收入戶老人居家服務、受刑人家屬的服務。那個時候就看到郝柏村推的老人政策是「三代同堂」，看到台灣在面臨高齡化社會，政府卻推行孝道，其實只是推卸責任。那時候第一次寫報社的投書，就是批評這個「三代同堂」政策。對於國民黨提出來的老人福利法修法版本很不滿意，後來他們就直接成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我自己的工作模式就是相信弱勢者要團結，在代議政治裡取得發言權。社工應該在扮演這個角色。」他還是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第一任的秘書長，後來也成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都是在那個社會實踐裡，相信弱勢者團結起來的力量。
至於對於中正紀念堂的去蔣化的議題，銅像如何處理等，王增勇說，他沒有多想。每次都會問新台幣要不要換掉、中正紀念堂等。他覺得像中正紀念堂這樣的轉型正義必須是個討論的過程，從不同的角度去談。銅像要不要移掉，關鍵在於去參訪中正紀念堂的人會讀到什麼資料，要讓大家如何理解。
王增勇說，他比較關心的是政治受難者，他們人生的最後階段能為他們做什麼。這個比中正紀念堂的迫切性更高。這個世代創傷，對於個人的生命影響來個更大。促轉第一個應該要照顧這些受難者；而他們的故事如果能夠轉化、讓大家知道、聽到、瞭解台灣發生什麼歷史。因為中正紀念堂永遠都在那裡，要怎麼改變，隨時有新的想法都可以被改變。這個沒有時間性。促轉不應該化約為中正紀念堂，而中正紀念堂也不應該化約為銅像要不要移開，或蔣中正名字要不要拿掉，或錢幣的蔣中正要不要拿掉。
蔡英文對原住民族的道歉沒有效果
對於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促轉會的調查都隱約指向國家殺人。王增勇說，他第一次進台大，就是有人跟他說，有人死在那邊研究生圖書館旁。
對於國家在這兩個事件的重大瑕疵，總統蔡英文到底該不該為此道歉？王增勇想了一下子說，就想像2016年蔡英文對原住民族道歉，原因是什麼，那個原因很重要。發生這個事情，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對於所引起的痛苦、過去沒有看到這群人存在的歷史。那個道歉才有意義。甚至道歉完要內化成整個國家機器、整個社會的認知。
王增勇說 :「蔡英文對原住民族的道歉就沒有這個效果。就是國家機器在面對原住民族的政策還是沒有看到那個態度的轉變。像我比較關心的長照，這個政策制訂時也是沒有徵詢原住民的意見，他們就是一件衣服整體試穿，原住民的聲音還是被排除。我每次都跟衛福部的人講，你們這樣做是違憲。因為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就是原住民的意願必須要尊重。你們這個政策有給他表達的機制是什麼，你要說出來。因為那是憲法的要求。他們這個認知都沒有，他們不覺得他們需要。」
對於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王增勇說，總統道歉是可以，但要怎樣深化那個道歉，基於什麼樣的認知。要把這些論述準備清楚、說好，要讓公務員或台灣整體社會有這個認知。不然，那個道歉就是個形式而已。
對於台大校長遴選爭議，王增勇曾與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陳竹上投書蘋果日報「誰來揭露校長遴選關鍵資訊？」，以台大校友身份質疑台大校方是否已經善盡法定義務，揭露蔡明興與管中閔的利害關係。王增勇說，這篇文章主要是陳竹上寫的，他看過，覺得OK。並不是主動介入的。
對於跳入這個爭議議題，王增勇補一句話說 :「這大概可以看出，我沒有那麼害怕爭議。有時候該說的話，我就會說。不過這件事情，我比較是幫竹上壯膽。」
對於學術社群裡，有人支持或反對他擔任委員嗎？王增勇說，到目前沒有人反對。但倒是有人說，好像促轉跟你的專長沒有關係。「怎麼會是你？」大家的說法大概是那個地方政治性很高，希望你全身而退。
政大社工所教授、促轉會被提名人王增勇。 圖：林朝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