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波及的層面日趨廣泛，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亞銀）最新數據，武漢肺炎恐使全球GDP損失最高達約3470億美元（新臺幣10.5兆元左右，約等於我國連續五年的年度總預算直接蒸發），而武漢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損失，恐高達770億至3470億美元，全球經濟成長率恐降至1％-1.5％，且下行風險仍未緩解。
如果以歐洲疫情最為慘重的義大利為例，早前評估義國2020年的經濟成長率約為0.3%，但根據trading economics網站估計，義國今年第一季的成長率已調整為-0.3%。換句話說，疫情如果無法即時控制，義大利今年應難逃經濟負成長的命運，而這樣的案例隨著OPEC談判破局，油價可能震盪至每桶30美元，俄羅斯經濟在疫情與油價雙殺的情況下，極可能也呈現負成長的態勢。
簡言之，疫情不僅衝擊全球經濟，推動各產業供應鏈加速移出中國，目前檢討聲浪最為激烈的就是「全球化的反思」，甚至有許多產官學的專家認為經濟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對此，反思全球化系列專文，除了要簡短回顧經濟全球化的富有與貧困，更挑選俄羅斯、匈牙利與波蘭的個案為例，這些國家是否乘著經濟全球化的氣流崛起，探討疫情是否會讓經濟全球化畫下句點。
全球化何時開始?
全球化這詞彚的起源和發展有很長的歷史。以長距離的歷史角度來研究全球化，有助從歷史事實中總結全球化的特點、趨勢和未來方向，並且免除以決定論的思維方式將全球化看成為「無可避免」及「不可改變」的事實。我們參考《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及《Globaliz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這兩本著作，依時序將全球化分為五個階段。
(一)史前期﹙距今約12000年前﹚：，少數遊牧民族流徒散佈於全球五大洲，這時期的全球化，因受制於人類文明尚未發達，所以彼此的互動仍十分有限。(二)前現代期﹙公元前3500年至1500年﹚：例如埃及王朝、羅馬帝國、印度帝國、鄂圖曼帝國、中國，彼此有文化技術交流及貿易往還，甚至乎傳播疾病，包括有連接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的絲綢之路、明朝時鄭和航海至印度洋等貿易關係，同時帶動頻繁的移民潮和文化交流。(三)前現代時期﹙公元1500年至1750年﹚：在這兩個多世紀之間，以歐洲為中心的社會活動成為全球化的主要動力，大大促進歐洲、美洲和非洲之間，在人口、文化、經濟和資源方面的交流。這時期也是殖民主義的時期，像是荷蘭和英國都成立了東印度公司等企業，以管理這些洲際經濟活動。
(四)現代時期﹙公元1750年至1970年﹚：至19世紀末，澳洲和其他太平洋群島，都逐漸被納入以歐洲為主導的洲際網絡之中，這時期全球化的重要指標，包括出現全球性品牌﹙例如可口可樂和金寶湯﹚、大量流通的大眾傳播媒體（報紙、雜誌、電影、電視等），但兩次世界大戰都使全球化陷入低潮期。(五)當代﹙由1970年代以後﹚：帶動者是國際社會一連串的政治變革，包括英國和美國於1980年代初以「自由市場」為目標改革、中國在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政策、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在1980年代末期以後逐步瓦解，還有WTO機制導致各國逐步取消關稅壁壘。
經濟全球化的富有與貧困
是的，受到貿易戰與疫情影響，紛紛提出產業供應鏈回歸母國，經濟全球化必須修正的檢討，主要就是針對1980年代至今的經濟全球化浪潮。這波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蘇聯瓦解以及印度與拉美發展策略的轉向，商品、資金、技術和人員跨越國界自由移動，連結各國使全球經濟逐漸趨於整合(integration)的現象，更隨著WTO等多邊貿易組織的自由經濟主張，助長了世界經濟的自由化與全球化。
根據世界銀行研究，1980-1998年積極參加全球化的24個國家，約30億人口，其出口中的製造業產品從不到25%增加到80%，人均GDP成長率從1960s的1%增加到1970s的3%，1980s的4%，和1990s的5%；而未積極參與全球化的國家，約20億人口，1990s的人均GDP成長率為-1%。這不只差距非常顯著，同時也決定了國力的衰漲與人民的未來。
然而，全球化使一般性人力相對於專業性人力增加，因此人力報酬相對於資本報酬降低，一般性勞動工資相對於專業性勞動工資降低，引起各國所得分配不均擴大。雖然人員在國際間移動有很大限制，但產業移動(所謂的資本空間修復)代替人力移動，使工資在國際間趨向均一，也使較高所得國失業增加。已開發國家產業向開發中國家轉移，導致前者失業增加，一般工資不增反減。攤販和「派遣人力」增加都是全球化下的產物，工資越有彈性，產業越有國際競爭力，也越有助於失業率降低。
1980s以來大多數已開發國家真實人均所得大為提高，但分配不均隨之擴大。美國2010年之真實人均所得較1980s增加65%，英國增加77%，除了Gini係數都上升之外，據2011年的研究分析，世界最富有的前1%擁有13.8%的世界所得，最窮的20%僅得到1.27%的世界所得。
值得注意的是，近來更多最新的研究，通過使用綜合的全球化指標與應用可靠的計量經濟學技術，揭示經濟全球化的經濟增長效應。具體而言，本文綜合了伊斯蘭合作組織(OIC)、中東歐國家(CEE)、G20、BRICS地區經濟全球化的研究，主要有三大共同點(一)積極融入全球市場有助於經濟成長，無論是民主或獨裁政體(二)擁有高水準人力資源與高級技術工和金融體系健全的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經濟增長刺激有顯著助益(三)經濟全球化在高收入與中等收入國家確實會刺激經濟增長，尤其中等收入國家的全球化程度與經濟增長最為明顯(下圖)，但全球化的風險對低收入國家與窮人的傷害更大，低收入國家的出口結構嚴重依賴初級商品和自然資源，這使它們容易受到全球衝擊的影響。
從歐盟肺炎疫情反思全球化
由於整合的歐盟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也是全球化中重要的受益者，在這個全球化的附帶產物「疾病全球化」方興未艾的特殊時刻，歐盟當作反思全球化的案例是務實且必要的。
這裡直接先呈現結論，全球化給予歐盟在面對疫情決策時，提供了重要且深遠的正面影響，第一:歐盟一直都有全球流行病(Pandemic)在各行各業的產業衝擊報告，提供各國考量封城前後，如何維持人民日常生活的宏觀調控，歐盟甚至部分國家對公共衛生的整備能量都有各自的檢討報告。第二:疫情在歐盟大爆發之後，彼此鄰國的雙邊關係十分緊張，互相扣留防疫醫材時有所聞，全球化挹注了迅速且跨洲的空運醫材採購(向中國、南韓、古巴等國)，且貿易額正在快速暴增，待第三波疫情可能在非洲與拉美爆發時，只要歐洲疫情穩定，歐盟也會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供應者。
我們必須思考，為何武漢肺炎疫情總與1918的西班牙大流感相比擬，因為全球都在這兩場世紀重疫中受到重創，歐盟先後幸運地減緩SARS與Ebola給予的衝擊，在SARS的全球8千多案例中，歐盟只有30例；而Ebola的全球案例近三萬，歐盟更只有3例。但這並不表示歐盟是一片淨土，這塊土地深受流感、花粉症、麻疹與夏季高溫的困擾，所以歐盟在2006年就從總體經濟的角度研究，並出臺流行病的衝擊報告，從報告中不僅回應疫情重創的經濟頹勢，將在疫病消停後一年迅速回復之外，也警告旅行、飯店、航空、運輸以及服務業會在流行病中重創，但醫療與社工服務會有所獲利、民生物資不太受影響，而這也呈現了歐盟產業目前的處境。
德國自民黨議員Sandra Maria Bubendorfer，日前在德國國會除了宣揚應該與台灣加大合作防疫的力道，她也透漏德國在2012年有針對流行病草擬公衛檢討報告，當時對假想肺炎病毒進行模擬演練，就有人指出防護口罩和消毒液可能會短缺，且提供密集醫療的場所太少了，8年後當武漢肺炎爆發，當時提到的弱點並沒有得到改善，且今年夏天德國可能會再次討論高溫和乾旱的問題，這是迫切且必須採取的措施，以有效、迅速且有效率的方式，抑制和撲滅近來發生的森林大火，面對這些問題，德國絕對不能心生恐懼，要謹慎和認真來看待。
知名學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坦承全球化確實讓都市人口比過去更容易染病，但現今社會所面對的流行病，無論發生率或影響力其實都較過去大幅下降。時入21世紀，雖然仍有AIDS等病毒之類的恐怖爆發，但流行病所殺死的人口比例已是自石器時代以來最低，唯有全球協作才能讓疫情減緩。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認為，防控疾病在全球大流行是一種全球公共產品，若要提供這種公共產品就需加強全球協同。當重大危機來臨時，往往會為實施大力改革開闢政治空間，並鼓勵人們努力創造一種更佳的全球化模式。
歐盟確實在這次疫情爆發曝露了很多原本隱藏的劣勢，包含經濟全球化下的產業外移，以及各國互相扣留彼此醫材，但這都促使包含英法德義、甚至是俄羅斯與塞爾維亞，跨洲向中韓、古巴等國迅速購買調度口罩與快篩試劑，新的需求刺激進一步的經濟全球化。我們確實必須對帶有政治動機的國家外援戒慎恐懼，與重新理解威權國家，如何利用全球化趁勢復興與茁壯，因此我們邀請讀者在即將到來的幾週，一起一邊關注全球疫情，同時從俄羅斯、波蘭與匈牙利的角度重新反思全球化。
(本文經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