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與仇恨：患病的不是肉體而是心靈
“武漢義務送藥人被舉報賺差價”——《新京報》的一則報導，日前引發關注。二十五歲的中學實習物理老師吳悠在武漢封城後的一個多月，騎著電瓶車為網上求助者特別是一些孤寡老人義務送藥。花清瘟、口罩、酒精等物資都是免費送給求助者，奧司他韋、阿比多爾等稍貴一些的藥品則收取低於市場價的費用。吳悠和朋友們為六百多戶求助者送去藥品和防護物資，他自己投入上萬元儲蓄。然而，吳悠卻被人以非法售藥和牟利舉報，並接受公安機關調查。在配合調查期間，吳悠的奶奶因腦溢血昏迷，被送進醫院。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跟北島原作中膚淺的樂觀主義相反，這才是中國的現實。在這場瘟疫中，吳悠不是第一個被傷害的好心人。武漢火神山醫院開始建設時，正是無數人拼命逃離武漢之時，建築工人張元二話沒說就報了名，從老家“不怕死”地來到武漢晝夜施工。可工期結束，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卻被全村的人擋在外面，理由是：從火神山來的，是高危人群。這個勇敢的逆行者，被與確診及疑似病人隔離在一起，之後的命運如何，不得而知。
遼寧有兩名普普通通的貨車司機，在網上看到雲南有大批蔬菜要支援武漢，向社會徵尋免費運輸車的消息，直接從貴陽駕車到雲南裝貨，又風塵僕僕地運到武漢協和醫院。卸了貨，顧不上休息，又啟程回到雲南繼續裝貨。十二天，往返雲南武漢之間三次，行程一萬兩千萬公里，分文不取，還倒貼五萬元油錢。當他們終於回到家鄉，希望好好歇息時，卻被鄉親們罵“瘟神回來了”。
疾病帶來恐懼，恐懼滋生仇恨。在武漢肺炎席捲全球之際，很多人想起法國作家加繆的名作《鼠疫》。而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卻無人談及。《失明癥漫記》是一本虛構和想像的預言，武漢肺炎宛如其現實版本。
《失明癥漫記》是這樣開頭的：繁忙的路口，綠燈亮了，中間車道的頭一輛汽車卻停止不前，司機在擋風玻璃後面揮舞著手臂，圍觀的人打開車門之後，才聽到他在喊：“我瞎了！”沒有人會相信，因為他的眼睛清晰明亮，鞏膜像瓷器一樣潔白緻密。他卻一再絕望地喊著：“我瞎了！我瞎了！”一位偷車賊假扮好心路人送他回家，順便偷走了他的車。在開著這輛偷來車離開時，偷車賊卻被傳染上了失明的怪疾。第一個失明者由妻子帶著去看眼科醫生，眼科醫生成了第三名犧牲品。失明癥迅速蔓延，整個城市陷入一場空前的災難。普通的盲人眼前是一片漆黑，這次的失明癥卻讓失明的人眼前是濃濃的白色，彷彿睜著眼睛沉入牛奶的海洋中。白色的黑暗比黑色的黑暗更加可怕，正像薩拉馬戈追問的那樣——誰告訴我們這種白色眼疾不正是一種靈魂疾病呢？
文學評論家哈樂德·布魯姆指出：“《失明癥漫記》是薩拉馬戈最令人吃驚和不安的作品。他那極具說服力的想像震撼人心，讓讀者深刻意識到，人類社會竟是如此脆弱、荒誕。這部作品必將永存。”《柯克斯書評》評論說：“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卡夫卡的《審判》並駕齊驅。”《泰晤士報》則評論說：“薩拉馬戈成功地刻畫了人類的缺陷，創造出當今世界最卓越的一部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部驚人的現實主義作品，我們在“歲月靜好、閒來無事的悲劇”中麻木不仁太久了，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居然如此荒謬。
關押與槍殺：當病人成為敵人
失明癥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現的海潮那樣洶湧澎湃，拉枯摧朽，淹沒一切，而是如同千萬條涓涓細流緩緩滲透，逐漸把土地泡軟，突然間把它變成一個澤國。
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處理這一公共衛生危機。薩拉馬戈模糊了故事的背景，沒有明確指出是哪一個國家的政府，讀者可以聯想到任何一個他們不喜歡的政府。不過，從書中政府對軍隊高度依賴的情節可以看出，作者融入了自己在葡萄牙獨裁政權之下生活大半輩子的經驗。衛生部長的助手，以其豐富的想象力，用中性的“白色眼疾”代替難聽的、讓人談虎色變的“失明癥”——正如現實生活中，中國政府堅持聲稱“武漢肺炎”帶有歧視意味，而操縱世界衛生組織改名為“新型冠狀病毒”。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堅持使用“武漢肺炎”這一名詞，並非無意為之。
委員會經過討論得出解決方案：在找到處理和治療失明癥的方法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與之有肉體接觸或直接聯繫的人，統統收容起來加以隔離。隔離在哪裡呢？衛生部長建議說，正好有一所廢棄的精神病院。於是，失明的男男女女都被運到精神病院。
病患剛剛進入各自的房間，廣播裡就傳來政府宣佈的十五條規定。其中第一條說得溫文爾雅，政府希望所有公民在此艱困時刻表現出愛國之心，與政府配合，遵紀守法，被隔離是一種支援全國其他人的行動。中國政府的修辭術比書中的政府更為加高明：中國政府自我表揚說，「現在我們應該理直氣壯的表示，美國欠中國一個道歉，世界欠中國一聲感謝，沒有中國的巨大犧牲和付出，就不可能為全世界贏得寶貴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時間視窗，可以說中國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將新冠肺炎疫情擋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真的是驚天地、泣鬼神！」加害者變成拯救者，甚至不需要川劇變臉那一瞬間的招式。
第二條規定就殺氣騰騰了：“在事先未獲允許的情況下，離開所在建築意味著立即被打死。”那名偷車賊稀里糊塗地跨越了紅線，被一名緊張萬分的士兵開槍擊斃，成了第一個犧牲品。開槍的士兵擔心自己會受懲罰，長官卻表揚他當機立斷、殺人有理。一名團長在軍營中說，盲人問題只能靠把他們全都從肉體上消滅解決，包括已經失明和必將失明的人，無須假惺惺地考慮什麼人道主義，團長說的話與切除壞死的肢體以拯救生命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
官員的地位越高，越是視人命如草芥。陸軍部長對衛生部長說，我們這裡有一位上校，他認為解決辦法應當是盲人一出現就隨即把他們殺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會使情況發生很大的改變；失明不等於死亡，但死人都是盲人。陸軍部長下令組織二百名公車司機去運送病患到隔離點，但他沒有告訴公車司機，等運完病患，官兵將奉命將司機們也關到裡面去。同一天傍晚，陸軍部長把衛生部長叫去，告訴衛生部長說：“你想知道件新鮮事嗎，我對你說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現在要看看他對原來出的主意怎麼想了。他已經想過了，朝自己頭上開了一槍，可見他的態度前後一致。這樣的軍人是好樣的。”這就是當局的真正意圖：“蟲子死後，毒汁也就完了。”病人都是敵人，要麼自生自滅，要麼被像韭菜一樣割掉。
不久，作為隔離點的精神病院爆滿，政府轉而主張由各家各戶把自家的失明者關在家裡。很快，全家都被感染，全家都變成盲人，沒有剩下一個人看護他們，給他們引路，保護他們不受眼睛還好的鄰居和其他人的傷害。最後的結果是：“不論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顧，他們只能像圖畫上畫的那樣，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
人與動物：不像動物那樣生活有多難？
“肉眼上的失明，代之以靈性的視域，足以補償。”這是荷馬、彌爾頓和博爾赫斯等偉大作家失明後的信念。他們堅信，失明或許是另一種光明的開啟，失明與一種超自然力量拉上關係。然而，在《失明症漫記》中，整個城市都失明了，社會沒有開啟“另一種光明”。社會秩序迅速垮塌，人類“下降”成為動物。
首先是被隔離者的脆弱的秩序迅速崩潰了。在什麼也看不見的情況下，人們開始隨地大小便。政府沒有向他們提供衛生紙，大便之後人人都不擦屁股——現實生活中，武漢肺炎引發了搶購潮，人們到超市哄搶的一個重要物質是衛生紙，看來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在廢棄的精神病院，就連擁有博士學位的醫生都不得不生活在自己和眾人的屎尿堆中，“他知道自己骯髒不堪，想不起一生中有什麼時候這麼骯髒過。人變成野獸有許多方法，而這是人變成野獸的第一步”。
人們為了尋找食物到處亂沖亂撞，一旦越線，就被在遠處看管他們的士兵射殺。到處是白色的耀眼的光，但人們就是什麼也看不見。伴著彌漫在空氣中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臭氣混雜，光似乎也散發出令人作嘔的氣味。“豬，一群豬。”有人終於忍受不了，如此吼道。精神病院夜晚的月光映襯著高聳的樓牆，冷漠陰沉的槍管，還有不斷的閃現在盲人白色視界中的晃眼的探照燈。這些失去的職業和身份的行屍走肉，還是人類嗎？薩拉馬戈冷靜地做出判斷：是的，他們是人，不過他們是一群失去視力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失去了人類的尊嚴，一半是冷酷無情，一半是卑鄙邪惡，最終使不幸變得更加不幸。
更可怕的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處境並沒有讓失明癥患者們彼此友愛、彼此扶持、彼此幫助。生病的不單單是眼睛，更是心靈。盲人的靈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無拘無束，脫離了軀體更能為所欲為，尤其是做壞事，盡人皆知，做壞事最容易。一夥盲人強盜入院後，以武力壟斷了政府配送的食品——士兵們只負責將食品放在大門口，究竟如何分配，是病患自己的事情。強盜們先是要求人們拿隨身攜帶的財物來交換食物，然後強迫女盲人前去“服淫役”。所有病房內的男性必須用妻子或情人的身體換來賴以苟活的食物。你吃的下麼？有人還保留一絲可憐的反思，但很快，所有人的耳邊都傳來極富穿透力的、低聲啜泣中不假思索地咀嚼麵包的聲音。
此一場景不禁讓人聯想到英國作家戈爾丁《蠅王》中的情節：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一群孩子逃到一座孤島上的生活。天真、善良、純潔的孩子們從熟悉的生活環境進入陌生的“異境”，到底會發生什麼變化怎樣呢？在荒島上，孩子們暴露出來的不再是天真、善良和純潔，而是瘋狂、邪惡和非理性。他們像成人一樣彼此廝殺。戈爾丁說，我們必須正視自己體內那隻動物，那隻邪惡的動物。這隻邪惡動物從我們生下來的那一天起，就潛伏在我們體內，隨時躍躍欲試，一不小心就會跳出來，控制我們的大腦。
第一位盲人暴君死於非命後，一名曾是會計的盲人取而代之——可見他們並非天生的強盜。這名盲人強盜頭子犯的最大錯誤是，他以為只要拿到手槍就大權在握，結果恰恰相反，每次開火傷害的都是他自己，每射出一顆子彈他就失去一些權威，子彈打完以後將會如何呢？薩拉馬戈不無輕蔑地寫道：“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執權杖的不一定是國王，最好不要忘記這條真理。”
要想不像動物那樣生活確實很難，但值得一試。醫生的妻子是唯一沒有患失明癥的人，為照顧丈夫，她假裝自己失明，跟丈夫一起進入精神病院。她看到並經歷了可怕的一切，當看得見眼前的痛苦已然變成一種負累時，當因視力正常不得不為其他的夥伴們的生死存亡負責時，她一度自我詛咒說，“還不如也失明了的好。”但最終，她仍然信仰“耐心有益於視力”，並耐心地行動著，照顧著身邊的六位盲人，教導他們“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樣生活，那麼至少應當盡一切努力不要像動物一樣生活。”他們活了下來，逃離了瘋人院，並熬到視力恢復的那一天。
人與上帝：沒有上帝，邪惡就是理所當然
薩拉馬戈在書中發出一系列的天問：“我們為什麼會成為現在的樣子呢？人類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歷程中，是從何時開始我們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或者說越來越缺少人性的呢？經過數千年之後，在創造了如何之多的美好事物之後，在對宗教和哲學進行了如此之多的探索之後，今天我們走到了這樣的一種境地：在與環境和其他人的關係中，我們不能真正成為人類，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薩拉馬戈是一名激進的無神論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員。他認為，這個世界要是沒有宗教的話，將會和平得多。但在小說中，他不斷地探討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尤其在其晚年的作品中，他更專注於寓言式的寫作，比如《失明癥漫記》，讀者很容易從中解讀出人類文明是何其脆弱的真相。那麼，救贖之道在哪裡？
有意思的是，《失明癥漫記》的扉頁，引用的不是馬克思的名言，而是聖經《箴言書》中的兩句話：“如果你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薩拉馬戈沒有找到最終的救贖之道，但他至少是一名誠實且嚴肅的觀察者——只要還能觀察和記錄，黑暗，即便是白茫茫的黑暗，就不再是不可以戰勝的威脅。
薩拉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這樣的墓誌銘：“這裡安睡著一個憤怒的人。”無論在《修道院紀事》還是在《失明癥漫記》中，薩拉馬戈都對這個世界極盡抨擊和諷刺，之所以憤怒，因為他認為，“雖然我生活得很好，但這個世界卻不好”。他不像中國最後一位儒者梁漱溟那樣，在經歷了一輩子的政治苦難之後仍相信“這個世界會變好”，他對人性的認識比梁漱溟深刻。但他並未意識到，這個世界的“不好”其實跟每一個人、包括他自己息息相關，人人都難辭其咎，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在小說的結尾處，倖存者們逐一恢復了視力。醫生大聲疾呼道：“我甚至覺得比原來看得更加清楚，真的更加清楚。”他說出了大家想說但沒有膽量大聲說出來的話。武漢肺炎之後恢復自由和健康的患者和被隔離者們，會有這樣的生命頓悟嗎？這時，醫生的妻子哭了起來。“她當然高興，我的上帝，竟然如此容易理解，之所以哭泣是因為精神上的耐力突然用盡，她像個剛剛出生的嬰兒，發出尚無意識的第一聲啼哭。舔淚水的狗走到她跟前，這條狗總是知道人們什麼時候需要它，所以醫生的妻子把狗摟住。此時此刻她產生了強烈的孤獨感，只有這條狗如饑似渴地喝她的淚水才能減輕她難以忍受的孤獨。”這是這部長篇小說中讓人感動落淚的段落。重生的希望是愛，而不是其他東西。
薩拉馬戈沒有找到他的上帝，但他承認，在被隔離和被剝奪的、混亂且原始的情況下，宗教的必要性突顯出來。沒有誠實守規矩的人遵守一套秩序來生活，生存幾乎不可能。但手無寸鐵又同樣脆弱的人當中，難以找到一位正直的領導並且制定一套公正的規矩。大概只有在人們面對共同的敵人時，或擁有共同的信仰時，他們才能依偎著勉強生存下去。
失明癥、武漢肺炎、鼠疫、黑死病以及極權主義，本質上都是同樣的邪惡。加繆在《鼠疫》中寫道：“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麼都知道，於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殺人兇犯的靈魂是盲目的，如果沒有真知灼見，也就沒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愛。”習近平派到武漢的錦衣衛、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宣稱：“要在全市廣大市民中深入開展感恩教育，感恩總書記、感恩共產黨，聽黨話、跟黨走，形成強大正能量。”由此可見，比武漢肺炎更大的邪惡仍然籠罩在武漢、籠罩在中國。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和共產黨就是武漢肺炎，習近平和共產黨就是失明癥。武漢肺炎與失明癥誰更可怕並不重要，因為習近平和共產黨比它們可怕千百倍。
薩拉馬戈的小說失明癥漫記 圖:擷取自WI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