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觀點》等病床等到斷氣! 中國武肺悲歌「死不甘心」

新頭殼newtalk 文/余杰
1970-01-01T00:00:00Z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圖:翻攝自人民日報臉書(資料照片)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圖:翻攝自人民日報臉書(資料照片)

一八六零年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麥高溫(John Macgowan)指出:“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家。這個國家的大部分人口都是農民,他們在遍及全國的無數農莊裡過著農耕生活,並以此度過自己的一生。”[1]

在麥高溫眼中,中國的窮困堅韌的農民既有讓人“哀其不幸”的一面,亦有讓人肅然起敬的一面:“從外表上看,中國農民與英國農民有很大差別,他們都鬱鬱寡歡,身材瘦弱,臉色蒼白,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們是幹苦力的人。他們的身上沒有一點多馀的肉,平日裡毒日的暴曬和野外生活的影響,致使他們的臉和手都變成了暗褐色。如果這個農民已經不年輕了,他的手會因為長期抓鋤頭而變形。……他的腰背從來就沒有挺直過。他的背微微向前彎曲,且有些向左傾斜。這是由於他必須親自去幹那些搬運的活的緣故。……為了生機,他們不得不去進行艱難的抗爭。狹隘的心胸使他們不能接納足以支撐並且慰藉他們心靈的宗教信仰,他們也不認為偶像會給予他們同情和安撫。”[2]

一八六九年,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在經歷了一場災難性的洪水之後的漢口看到,從農村移居這座新興商業城市的人們跟西方的城市居民相比仍有顯著之不同:“這是令人十分驚奇的……中國人如此耐心和幽默地承受著一切。他們半裸著,談笑風生、賭博、抽煙、喝茶、行樂,對於他們來說,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似的。在英國,這樣一場自然災害將會產生遍地哀嚎;而在這裡,卻只有一些輕微的憂傷。”楊格非在衛理公會的同事威廉·斯卡伯勒(William Scarborough)則這樣描寫在同一場洪水中的漢口難民:“這些人陷入了窘境:他們的房屋被沖毀,生計被切斷;他們擁擠在一起,面臨著瘟疫的威脅,處在飢餓的門檻,卻都變現出一種平和、安寧甚至滿足的心態。”[3]他們的人生觀並非來自四書五經,而是來自浸透了儒家、法家、佛教和道教思想的戲曲和演義小說。帝國太大,他們太小;帝國如鯨,他們如蟻。他們逆來順受,乃至麻木不仁,如此,才能“好死不如賴活著”。“活著”是最高的價值和最大的成功。

一百多年之後,這種生存方式和人格模式依舊。武漢是武漢肺炎的發源地及重災區,武漢上千萬民眾都是受害者。二零二零年冠狀病毒的受害者與一八六九年大洪水的受害者之間有什麼差別呢?曾經在小說《風景》中最為精準地書寫武漢民風民俗的武漢女作家方方,在“封城”期間寫下的“灼人”的疫情日記中,有這樣的段落——

武漢現在是在災難之中。災難是什麼?災難不是讓你戴上口罩,關你幾天不讓出門,或是進社區必須通行證。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屍袋,一車摞上幾個,一併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災難是你拖著病體在寒風冷雨中四處奔走,試圖尋得一張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卻找不到;災難是你從清早在醫院排隊掛號,一直排到次日淩晨才能排到,有可能還沒有排到,你就轟然倒地;災難是你在家裡等待醫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來時,你已斷氣……歲月在災難中沒有靜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親屬的膽肝寸斷,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網上呼喊救命的聲音,已經完全沒有了。倒是如何買菜和如何採購食品的資訊,十分活躍。人們一旦全力關注生活,日子便如這天氣,哪兒都呈現生機。各大超市,推出購物套餐的同時,還細緻地把每個區的地點以及每一個連絡人的名字、手機號碼,全都標明。這給買菜群的群主們提供了莫大便利。聽說我們文聯大院的買菜群大受歡迎,鄰近社區有不少人加入。但是各社區之間嚴禁進出,已無法往來,不知道他們相互之間怎麼交接。正在想著此事,突然發現我的同事們手機約定交菜地點,然後從牆的這邊,用繩子把菜設法吊到牆的那邊。她們真的太厲害了,估計如此這般做的人也不少。

迄今為止,所有的中國人仍然是農民,儘管他們從本人開始或從此前幾代開始就離開了農村,不再從事農業生產,擺脫了農民這一中國“二等公民”身份,但在思想、精神和言行上,仍打上了農民的烙印。無論是高級官員、大學教授、富商巨賈、技術工人乃至早已移民海外,都無法擺脫具有超穩定性的農業文化或農民文化的影響,這個“心靈之戳”比膚色等生理特徵還要根深蒂固。

他們沒有公民意識和公民身份,沒有公共空間和公共關懷,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其他最基本的人權、自由和尊嚴。傳教士明恩博早在清末就指出:“支那政府,怠於公務;支那人民,乏於公共心。……不問政府如何處理公共之財,苟非直接於其各自之身上之關係而有損失,則視之如觀對岸之火,聊無痛癢之感。……支那人者,以山川(即國土)為皇上之私產,定為帝之所得有。道路,亦為帝所有。故亦無論何事,不思出力為之也。……而道路遂成溝渠。”[4]可見,“小農意識”的根源在於大一統和家天下的傳統。

實際上,中國並不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除了江南、湖廣和四川等少數地方之外,大部分土地都相當貧瘠,自然條件惡劣。由於人口激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漸突出,農民終年辛苦躬耕而難以飽腹,更不可能從田地中出產太多用於商品交換的農作物或經濟作物。在近代之前,作為政治中心而非經濟中心的城市,亦不可能容納太多農民,不可能完成沖農民到城市居民(比如商人和工人)的身份轉換——此一轉換,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加入全球市場,成為世界工廠,才實現了一半。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但農民仍非城市市民,只是作為“低端人口”的“農民工”。

在近代之前,當生存矛盾激化之時,就會發生大規模的災荒和社會動蕩,如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叛亂,造成中國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損失。中國農民身上的一切惡劣品質,如蒙昧、僵化、吝嗇、狡詐、骯髒等,並非農民這一職業或中國人這一族群所與生俱來的,而是專制暴政、自然災害及悲慘的現實生活所致。

[1] 麥高溫(John Macgowan):《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246。

[2] 麥高溫(John Macgowan):《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頁248-251。

[3] 羅威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頁22-23。

[4] 頁76。

武漢現在是在災難之中。災難是什麼?災難不是讓你戴上口罩,關你幾天不讓出門,或是進社區必須通行證。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屍體放進運屍袋,一車摞上幾個,一併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災難是你拖著病體在寒風冷雨中四處奔走,試圖尋得一張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卻找不到;災難是你從清早在醫院排隊掛號,一直排到次日淩晨才能排到,有可能還沒有排到,你就轟然倒地;災難是你在家裡等待醫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來時,你已斷氣……歲月在災難中沒有靜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親屬的膽肝寸斷,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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