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零年元旦，中共黨刊『求是』刊出不久前習近平在中共四中全會的講話，這篇講話題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新華社報道時強調：「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由此可見，這篇文章是習近平最新的治國理論的呈現。

習近平的報告主要強調中國制度的「顯著優勢」，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出現黨派紛爭、利益集團偏私、少數政治精英操弄等現象，具有無可比擬的先進性」。習近平在此清楚地說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能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也就是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體制。

香港親北京的網路媒體「香港零一」評論說，對一些期盼中共將會在政治上走西方道路的人而言，這篇文章或許有「圖窮匕現」的感覺。法廣則評論說，習近平準備向世界推行中國制度，這是一種不承認普世價值、黨在國之上、領袖更在全黨之上的被中共領導層認為效率奇高的獨裁製度。

拒絕西化和民主化的「第五個現代化」是南柯一夢

「香港零一」的老闆是于品海，于品海不僅是一名所謂的「親中商人」，更有人認為他跟「鳳凰衛視」老闆劉長樂一樣，根本就是中共的自己人。于品海旗下的多維新聞網早已落地北京（雖然中國國內無法打開其網頁，但主要編輯人員均在北京辦公），其言論風格宛如第二家《環球時報》。

此前，于品海擁有的南海控股企圖染指台北雙子星投資案，被台灣經濟部以「國家安全」為名擋下。台北市長柯文哲為此替于品海叫屈，譴責民進黨政府不知招商引資。財經名人謝金河則反問柯文哲「你了解于品海先生？」，說南海是雞蛋水餃股，還有高負債，並不是績優的公司，而且大股東為中國國企；但柯要為此背書，他也只能說「要為台北市民負責！祝福柯市長」。

後來，于品海在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聲稱，是民進黨政府刻意卡台北市長柯文哲，南海控股成為犧牲品，「我只知道，我是路過，現在有些火力打到我身上來」，「我們是外資，不去蹚政治渾水，也沒想到該做什麼，被政治上搞得亂七八糟」。好像他是清純少女。

但接著品海又評論說：「大陸愈來愈國際化，台灣愈來愈本土化，台灣是不斷往裡面縮，大陸不斷在國際上擴張經濟影響力，影響力大到美國都必須跟它相互溝通。」此類言論顯然不是普通的商人的「個人觀點」，儼然就是中共大外宣發言人「奉旨發言」，不遺餘力地唱強中國、唱衰台灣。

要了解一家媒體或一個人，當然要「觀其行，聽其言」。「香港零一」在這篇評論中對習近平「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法大唱讚歌，並且辯解說，中國不走西方舊路，並不代表中共拒絕自我批判，更不代表它拒絕「自我革命」，革除自身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的諸多問題。該評論認為，中共的改革是按部就班的，其解決問題的意識亦非常強烈。例如針對中國在文革後一窮二白的情況，中共自一九七八年起「改革開放」，並且憑藉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成功在物質層面實施現代化。在解決物質問題後，中共採取下一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牽涉更高層面、形而上的「第五個現代化」。無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最終目的都是建立一套經得起實踐，使國家治理變得文明規範的準則。

另一方面，該評論又認為，西方模式已日薄西山，中國模式則日出東方：「過往二百年，基於西方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巨大優勢，不少人習慣了「西方」等同「現代化」。問題是，近年不論是英國脫歐、美國政黨政治兩極化，還是西方政治模式輸出中東後造成的危機，都說明西方版本的治理體系日益暴露出深層治理困境。」所以，中國取代西方、輸出文明，已是指日可待。

這種顛倒黑白的評論，只能欺騙墻內被中共長期洗腦的中國人（可惜這些中國人看不到墻外的網媒「香港零一」），稍有民主素養的香港人和台灣人都會對此不以為然。

首先，中共在毛澤東死後被迫放棄文革路線，走向「改革開放」，乃是因為中國的國民經濟已處於崩潰的邊緣，中共政權難以維繫。為了保住政權，鄧小平不得不放棄階級鬥爭路線，優先發展經濟，讓人民至少有飯吃。這並非中共本身具備敏銳的「問題意識」以及改革的決心，而是走投無路之下被迫向西方開放。

其次，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已被晚近五百年的歷史證明是唯一的「正道」，迄今為止並沒有其他道路能取而代之。英國脫歐和美國政治兩極化，不是西方衰落的標誌，而是西方內部自我調適、自我成長中的必要過程。這恰恰表明西方模式的韌性和彈性，西方模式（英美秩序）經歷了一戰、二戰、冷戰和反恐戰爭之後，仍然生機勃勃。

第三，習近平既然拒絕走西方的民主化道路，如何能建立一套使國家治理變得文明規範的準則呢？所謂現代文明，有其舉世公認的基本要素。比如，民主政治、自由市場經濟、私有產權保障、基本人權保障、普選、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缺一不可。現代文明絕非「不同文明，不同表述」。以上要素，當今中國連一個都不具備，而且習近平對每一個都堅決反對和排斥。所以，今天中國的國家治理，說到底就是非現代的、不文明的和野蠻的。

法治崩壞的中國，如何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

向習近平溜須拍馬的，不單單是于品海這樣唯利是圖的奸商，還有不少昔日傾向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文章，無視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法治全然崩壞的事實，苦心積慮地將中國描述成正大步流星地走在法治國的路上。

馬懷德在文章中指出：「法律是最重要的制度形式，也是制度的最高形態。能否加快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把法律這套規則體系轉化成治理效能，將直接關係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進程。」話說得振振有詞，但當習近平修憲稱帝之時，馬懷德有站出來捍衛憲法嗎？當習近平稱帝成功之後，馬懷德卻出面為之塗脂抹粉，這位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長哪有一點知識人的尊嚴？

馬懷德從六個方面論述中國法治現代化的趨勢，每一個方面都是望梅止渴、自欺欺人。

一是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體制機制。馬懷德認為，要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特別要加強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制度，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文件，使憲法全面實施具有堅實的體制機制保障。

然而，事實是，憲法在中國並不具備神聖性。中國的官員和民眾均不尊重憲法，視憲法為一紙空文。中國沒有憲法法院，也沒有高於黨權的最高法院，如何進行合憲性審查呢？比如，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可以自行制定違背憲法中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條款的《宗教事務條例》，卻沒有任何機構和個人可以審查和糾正之。

二是完善立法體制機制。馬懷德指出，要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黨委領導、人大主導、政府依託、各方參與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廢釋並舉，不斷提高立法品質和效率，加強重要領域立法，以良法保障善治。

這種說法自相矛盾：既然在黨委領導下，人大又如何主導呢？如果足夠誠實，馬懷德就該承認：人大只是一個在黨委領導之下、對黨委（其實也就是黨魁習近平）言聽計從的橡皮圖章，而不是真正的最高立法機構。而且，人大代表並非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人大自身即不具備合法性。如此，中國豈能有良法？無良法的中國，又豈能有善治？

三是健全社會公平正義的法治保障制度。馬懷德強調，必須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完善律師制度，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確保司法公正高效權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難道馬懷德忘記了，從二零一五年「七零九」律師大抓捕案一直到二零一九年年末再度抓捕律師和維權人士以及重判家庭教會牧師王怡，習近平政權對人權的侵犯、打壓，已經到了文革之後最嚴峻、最囂張的地步。在黨國的鐵拳之下，人權律師群體已七零八落、潰不成軍，諸多人權案件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就秘密審判和徑直宣判了。

四是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馬懷德指出，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就是要保證行政權、監察權、審判權、檢察權得到依法正確行使，保證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障，堅決排除對執法司法活動的干預。

在中國，沒有民選的議會，沒有獨立的新聞媒體，也沒有公民團體，那麼由誰來監督法律的實施呢？馬懷德不敢指出的真相是，共產黨是干預乃至主導執法司法活動的幕後黑手。法院和檢察院是共產黨政法委的下屬部門，法官在黨的書記面前宛如馬仔，正如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面前宛如畢恭畢敬的小學生。

五是建設人民滿意的法治政府。馬懷德認為，要深刻把握建設法治政府的時代背景和現實要求，鞏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成果，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式、責任法定化。

然而，在具有中國特色或者說習近平特色的權力結構之中，政府只是黨的隨附組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權力不是選民賦予的，而是習近平賞賜的。所以，李克強必須像僕從一樣向黨的總書記習近平匯報工作。因此，中國政府不能是法治政府，只能是共產黨實踐、貫徹其權力的工具之一。

六是切實增強領導幹部的法治和制度意識。馬懷德指出，只有各級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以實際行動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才能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圍，也才能在全社會形成崇尚法治的風氣。

習近平時代的社會現實偏偏與之背道而馳：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不僅破壞共產黨自身的慣例、黨章，更赤裸裸地踐踏憲法和法律：為了當終身主席，他可以隨意修改憲法；為了防民之口，他將批評他的異議人士送入精神病院。在國際上亦如此，中共政權宣稱《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過時、不必遵守的文件，而海牙國際海事法庭的裁決則是毫無效力的一張廢紙。上行下效，在中國，誰還會崇尚法治呢？

領導層「有序」更替，領導人永遠在位

習近平的這篇講話中，涉及到領導層有序更替的敏感問題：「二零一四年，我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四週年年大會上也說過：『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法廣的評論指出，從邏輯上講，「國家領導層」應該包括習近平本人，但是自從把習近平思想寫入憲法，在所有的黨政會議上都要重申「兩個維護」，即維護黨的核心習近平本人以來，習近平已明顯地置於「國家領導層」之上。所以，習近平的「有序更替」的內涵再清楚不過了：所有的高官，包括總理和政治局常委都能「有序更替」，而習近平本人則不在其中，他要監督「國家領導層有序替換」，也就是說，他是永遠不退休的太上皇。

極權主義政權無法解決的難題、無法克服的「命門」就是領導人的和平更替——是領導人，而不是領導層。在一人獨裁的體制下，最高領導人這「一個人」才是至關重要的主角，其他領導人都是無足輕重、沒有個性的配角。即便其他領導人有明確的任期制，可以「依法有序更替」；但最高領導人沒有任期限制，無法實現「依法有序更替」，那麼這個政權依然是不穩定的。

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共逐漸探索出一套沒有寫入憲法和黨章的「潛規則」，即對最高領導人的兩屆、十年的任期限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級的人物，則遵循「七上八下」（即換屆那一年，常委如果年齡在六十七歲，則可連任一屆；若年齡為六十八歲，則必須退休）的原則。但這套不成文的「約定」被習近平用修改憲法的這種「合法」方式廢除了。習近平的盟友王岐山雖然因年齡限制退出政治局常委會，但隨即成為中共有史以來權力最大的國家副主席，被稱為「第八個不是常委的常委」（「八賢王」），甚至是凌駕於國務院總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政協主席之上的，僅次於習近平的第二號人物。

由此，習近平破壞了過去三十年來中共的黨內潛規則，讓領導人接班失去潛規則之約束，陷入蘇聯後期「老人治國」的困境——即便在帝制時代，都有長子繼位等種種「祖宗之法」，共產黨的制度建設甚至連帝制時代都不如。連最高領導人都無法實現有序更替，這套政治制度還能稱之為「現代國家治理模式」嗎？

習近平本人既不是繼承王位的國王，更不是民選的政府首腦，他的權力來自於共產黨元老的密室協商，他執政後的所作所為則進一步破壞了江胡時代的「集體總統制」。只能將資金盤稱之為僭主或暴君——前者是指其地位是通過暴力或欺詐的手段得來的；後者是指其地位雖是通過合法的選舉或繼承得來的，卻沒有依據法律和公正進行統治，或忽視了那些在他即位之時就受其約束的契約和協議。《反暴君論》一書指出，暴君的每一項計畫都是為了盤剝其臣民的財產據為己有，這樣人民長期為生計所困，無暇考慮如何奪回自由。暴君從廣大人民那裡大肆勒索錢財並將其浪擲給幾個佞臣和不足掛齒的小人。因此，聖經將國王比作牧人，將暴君比作齜牙咧嘴的獅子——狐狸往往跟在它屁股後面。對於暴君，西塞羅指出：「由於他的惡超乎想像，他是罪大惡極的；然而他又是如此狡詐，以至於他在撒彌天大謊時，其外表顯得最為真誠。」這就是習近平的最佳寫照。

習近平讓自己超乎於法律之外，這種權力運作方式顯然不是作為「第五個現代化」的政治現代化。羅馬帝國的皇帝狄奧多西（Theodosius）與瓦倫廷尼安（Valentinian）致禁衛軍長官沃魯西安努斯（Volusianus）說：「承認自己必須服從法律，這與一位皇帝的威嚴十分相稱。我們的權力依靠法律的權威，使統治者聽命於法律，確乎比擔當統治更為重要。通過此項赦令之公佈，我們希望曉諭世人：我們不允許自己做任何與此相悖之事，也不會將違逆之舉標榜為合法。」由此觀之，中國的政治文明還遠遠沒有達到古羅馬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