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淪為北京屠夫「路西法效應」的實驗室
我已經十年不能去香港了。十年前，我還不相信有一天自己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
從二零零三年到二零一零年間，我差不多每年都有機會訪問香港，我的新書也在香港一本本地出版，政治評論集《中國影帝溫家寶》甚至有機會進入香港圖書獎的決選名單。然而，自從銅鑼灣書店系列綁架案發生之後，香港的出版業全面崩壞，我再也無法在香港出版任何一本新書，也極少有香港媒體願意發表我的文章。
我沒有親身嘗試過自己能否入境香港，香港政府從未公佈過那張傳說中的“黑名單”。但是，我看到持美國護照的前天安門學生領袖周鋒鎖被香港海關拒絕入境，甚至暴力驅趕，身上留下傷痕，便決定不作這種無謂的嘗試。
短短二十年間，香港政府變得跟北京政府一樣“黑”。文明改變野蠻，需要幾代人的教育規訓、耳濡目染，香港花了一百年時間來學習大英帝國與新教文明的觀念秩序，才成為東方之珠；反之，野蠻改變文明，只需要短短幾個小時就能完成，北京只需動一根小手指，就能釋放無窮無盡的“平庸之惡”——你聽說過那個名為“路西法效應”的心理實驗嗎？今天的香港，不就是一個北京屠夫放大的實驗室嗎？
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根據真實的實驗經過寫成《路西法效應：好人如何變成惡魔》一書，成為探討人性之惡的經典之作。一九七一年，津巴多在史丹福大學進行了一個心理實驗（即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他找來二十四名志願者，在模擬監獄內分別扮演「獄卒」和「囚犯」。本來實驗為期兩周，但獄卒穿上制服和手持警棍，並在教授示意可隨意運用權力去控制「囚犯」後，很快就失控。「獄卒」為求建立身份和地位，濫用手上的權力，不斷虐待「囚犯」，甚至使用令人發指的暴力。津巴多被迫提前終止實驗，他在書中承認：“人的個性氣質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麼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後來，在根據本書改編的電影《史丹福監獄實驗》的宣傳海報上，寫著一句口號：「穿上制服，卻脫下人性！」這句口號，不正是今日香港的寫照嗎？
“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昔日深受市民愛戴的香港皇家警察，是亞洲最有效率也最有法治精神的警隊；如今，這支高度專業化的隊伍，已淪為黑警，跟中國窮凶極惡的國保警察並列，亦宛如希特勒蓋世太保的升級版——虐待、強暴、殺人、毀尸滅跡，連十二歲的孩子、十月懷胎的孕婦和白髮蒼蒼的老人都不放過。香港警匪片的編劇和導演們，一定會為自己太過缺乏想象力而感到羞愧。曾被譽為香港歷史上最傑出電影的《無間道》系列，講述了一個黑社會與警隊互相派出臥底的故事，此類故事在香港警隊整體將身份轉化為黑社會的現實面前黯然失色。誰又能想到，香港民調會顯示，超過半數的市民都給警隊評分為零，七成以上的市民呼籲解散並重建警隊？
此時此刻，需要重溫一九八八年劉曉波在第一次訪問香港時，接受香港媒體人金鍾訪問時的一段話。金鍾問劉曉波，中國何時能夠實現現代化，劉曉波回答說：“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可以說，這些年來，我的香港論述就是圍繞這一中心思想展開：去中國化，是香港絕處逢生的希望所在。
香港人唱自己國歌：《願榮光歸香港》
我雖然不在抗爭的現場，但我在精神上與香港抗爭者同在。
我是看香港電影和電視劇、聽香港流行歌曲長大的，對於香港，自然要“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我是右派和獨派，跟劉曉波和奈保爾一樣擁抱以英語文明為主體的“普世價值”，當然將那些高舉米字旗和星條旗的香港人視為“同路人”。多年來，我一直關心香港議題，寫了諸多關於香港的評論文章。如今，這些文章終於可以結集成《香港獨立》這本書了。
我是最早思考香港獨立這個議題的、具有中國背景的知識人之一。記得二零零三年第一次訪問香港時，見到香港泛民陣營的前輩們，直截了當地向他們詢問港獨議題。無論是支聯會創始人、德高望重的司徒華，還是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無論是崇拜恐怖分子切·格瓦拉並自稱托派的“長毛”梁國雄，還是後來占中運動發起人、港大法學教授戴耀庭……他們個個大搖其頭說，港獨不可能，在香港有港獨“妄想”的人屈指可數。他們都是廣義的“大中華主義者”，對觸手可及的“民主中國”以及香港在中國民主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抱有極其樂觀的想像。
然而，在二零一九年夏天開始的反送中運動中，奇跡出現了。本土派、勇武派、港獨派，雨後春筍，前赴後繼，風起雲湧。香港的年輕一代，不再是“左膠”或“大中華膠”（有趣的是，這兩個名詞都誕生自香港，「膠」源自香港網絡術語「硬膠」，帶有愚蠢、思維僵化之意，而「硬膠」是粵語髒話「戇鳩」的諧音）。他們發現了一個常識：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一個自由邦能長存於極權帝國的繈褓之中，一國兩制是拌了蜂蜜的毒藥。所以，他們的口號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他們不迴避使用“光復”這個名詞，香港既然需要“光復”，就說明她目前處於北京政權的“再殖民”或“劣質殖民”（相比於英國的“優質殖民”而言）狀態；他們更不害怕使用“革命”這個名詞，以“革命”自詡的中共，在香港人眼中卻是壓迫者及革命的對象，歷史充滿了弔詭與反諷。
這場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逆權運動，也誕生了自己的“革命歌曲”。我剛剛撰文指出，在運動中廣為傳唱的、音樂劇《悲慘世界》中的知名歌曲《你有聽見人民的聲音嗎？》(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可以成為未來香港的國歌，港人就創作了一首可以成為國歌的本土歌曲：《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詞曲創作均匿名，在抗議者常去的網路論壇上被反復修改，它與國歌的常見特徵一樣，伴奏以銅管樂器為主，昂揚抒情，包括「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這樣的歌詞。有一位香港抗爭者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我一生都在等待一首像《願榮光歸香港》這樣的歌。……隨著人們持續在大街上、商場裡倔強地唱起這首歌，還有什麼比它更能代表我們這場無人領導的運動？香港人有慧耳，也有善心。當一首真正代表我們身份的歌曲響起，我們會知道。願榮光歸香港。”
是的，願榮光歸於香港，這首歌詠唱的正是我在這本書中反復強調的主題：香港不是早已被中共馴化的北京、上海、廣州或深圳，香港如同雅典、耶路撒冷、日內瓦和但澤，是一座充滿榮光、擁抱大海的自由之邦。香港人比表面上已經獨立的新加坡更獨立：新加坡不過是李光耀家族經營的一所幼稚園，李顯龍有什麼資格對香港人以一城敵一國的自由之戰指手畫腳？沒有人能奪走香港人的自由之心，即便威脅要將“分裂分子”全都“粉身碎骨”的習近平也不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