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今天，德國人打破柏林圍牆。這起歷史事件是蘇聯末代總書記戈巴契夫帶動東歐共黨集團改革衝擊的結果。這一年稍早中國也有許多大學生起來要求中共當局跟著改革，卻慘遭鎮壓。30年過去了，東歐許多國家民主化成功，但蘇聯的主體俄羅斯與當年拒絕改革的中國非但不民主，反而干擾其他國家的民主選舉。中國更進一步在世界各地推銷獨裁發大財的「中國模式」。《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記者夏魯爾(Ishaan Tharoor)稍早撰寫的1則分析報導，也指出中國一方面為這個世界帶來許多陰影，但30年前的陰影也依舊在中國徘徊。
夏魯爾指出，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的紀念活動比先前的歷次紀念活動都更加盛大，很容易讓人們以為民主已經戰勝獨裁，歷史到達終點。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一道惡名昭彰的圍牆在柏林倒塌後，卻有更多的圍牆雨後春筍般在世界各地矗立。
夏魯爾引述歷史學家克拉斯（Brian Klaas）在《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指出中國，俄羅斯和越南把資本主義與各自國家的獨裁體制加以結合，使得專制統治得以長久。土耳其和埃及創造了新的蘇丹主義。 在中東歐，曾經是1989年革命亮點的匈牙利和波蘭再次擁護一黨統治；德國如今也飽受右翼民粹主義的困擾。就連美國，當前也受到一個可能很危險的強人統治。
事隔三十年後，許多評論家也將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迫在眉睫的東方霸權上。作為一個龐大的國家，中國實際上代表了與蘇聯完全不同的一面，它實際上正在超越美國的經濟影響力。自柏林牆倒塌以來，它在全球舞台上的出現相當程度打消了一個曾經廣為接受的信念，那就是民主的步伐與市場資本主義和經濟現代化同步發展。
夏魯爾引述布魯金斯研究所的斯泰爾岑繆爾（Constanze Stelzenmüller），指出中國正在變得更加集權，而且它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沒有使之變成「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是無情地濫用了國際貿易體系。而俄羅斯則已經變成了專制的盜賊統治。
評論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儘管我們歡慶祝中歐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但我們卻完全低估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生存的重要性。基於歐洲中心史觀，西方人對羅馬尼亞所發生的事件比對天安門廣場的事件更加關注，那裡的共產黨在那年六月展現了其真實的壓抑面孔。如今，距今已有30年之久，歐盟和北約的擴張，甚至是1991年蘇聯解體，在歷史上似乎都沒有中國在1989年之後的驚人崛起那麼重要。」
中共事實上也非常看重柏林圍牆倒塌與蘇聯瓦解的歷史教訓。習近平七年前曾指出，這些事件之所以會發生，起因於當年的蘇聯領導人過快，太過激進地改變了他們的理想和信念。歐洲政治的資深編年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上個月指出，為了避免重蹈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命運，習近平和他的共產黨領導人從蘇聯集團共產主義崩潰中吸取了教訓。 一路走來，他們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混合制度，可謂列寧主義式的資本主義(Leninist capitalism)。
然而，中國模式的成功卻無法掩蓋其諸多麻煩。中國正處於經濟衰退之中，其增長速度是數十年來最慢的。叛亂和動亂擾亂了國家的邊緣：在香港舉行的數月示威遊行對北京統治提出了代際挑戰。為了消除人們認為的分離主義威脅，中國在新疆的西部地區發起了全面的歐威爾式鎮壓行動，數以百萬計的人被迫進入「再教育營」。
弗格森指出，30年前的歷史回音如今也在中國出現。 蘇聯當年是先在外圍開始崩解。 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新疆和台灣是今天要關注的重點地區，而不是北京。柏林牆倒塌其實是一連串事件的連鎖反應，整起連鎖反應始於1988年夏天在波蘭，並蔓延到匈牙利，再到萊比錫……直到到達柏林。他預言，某些類似的過程最終也會導致中國的網路長城倒塌。
夏魯爾在結論時指出，現在談這些可能還為時過早，但1989年的幽靈仍然徘徊。他於文章最後引述柏林自由大學中國歷史教授穆爾哈恩（Klaus Mühlhahn），指出中國許多政策都是由恐懼驅動的。這種對失去權力的恐懼以及與蘇聯類似的發展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北京當局的政策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