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觀點》法西斯、共產黨 一生必須躍過的兩道深淵

新頭殼newtalk 文/余杰
1970-01-01T00:00:00Z
因為一篇題為〈和平砥柱〉的反共、反蘇聯的“鐵幕演說”,一般人都將邱吉爾視為冷戰的鼻祖。   圖:翻攝自IMDb網路電影資料庫 〈資料照片〉
因為一篇題為〈和平砥柱〉的反共、反蘇聯的“鐵幕演說”,一般人都將邱吉爾視為冷戰的鼻祖。   圖:翻攝自IMDb網路電影資料庫 〈資料照片〉

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邱吉爾與歐威爾》推薦序

冷戰的開端:邱吉爾的鐵幕演講,抑或歐威爾的動物莊園?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的母校密蘇里州富爾敦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一篇題為〈和平砥柱〉的反共、反蘇聯的演說。在這場世紀演講中,邱吉爾講出了「鐵幕」(Iron Curtain)一詞,將共產黨國家定調為獨裁、侵略的邪惡世界,更為往後長達四十年的東西方冷戰拉開了序幕。
邱吉爾在這篇演說中明確指出:「從波羅的海的思德丁到亞得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下。」他強烈主張,英、美應結成同盟,制止蘇聯的擴張。這場演說兩個星期後,對抗蘇聯「鐵幕國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式成立。
邱吉爾演說後不到十天,蘇聯獨裁者史達林發表了一次針鋒相對的談話,譴責邱吉爾是“希特勒的翻版”。一九五五年五月,蘇聯及其僕從國組成華沙公約組織,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抗衡。
此種冷戰對抗局面,一直要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才告結束,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科·福山(Francis Fukuyama)稱之為“歷史的終結”——但是,中共取蘇聯而代之,歷史並未終結。
因為“鐵幕演說”,一般人都將邱吉爾視為冷戰的鼻祖。然而,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被譽為“冷戰研究的學科主任”的約翰•加蒂斯(John Lewis Gaddis)則認為,冷戰的開端另有其人、另有其事。約翰•加蒂斯在其經典的《冷戰》一書中,以非冷戰之地理中心的、位於蘇格蘭西海岸之外海的、幾乎與世隔絕的朱拉島(Jura)所發生的事件為序幕。
這個島嶼平淡無奇,絲毫不具戰略地位,為何約翰•加蒂斯偏偏矚目於此?這個島嶼固然不重要,但此時島上住了一名身患絕症、奄奄一息的外來者。這是一九四六年,身心俱疲的英國人埃里克•布雷爾來此養病——其實,這個海風肆虐的島嶼完全不適合療養,與其說他來此養病,不如說來此安靜地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的妻子在一場失敗的手術中意外過世之後,他便選擇獨居在這個幾乎沒有道路的小島上,貧病交加之中開始咳血。
埃里克·布雷爾是一位尚未得到廣泛承認的作家,他正與病魔賽跑,竭盡全力修訂完成最後一部作品。他的筆名是喬治•歐威爾,他的最後一部小說名為《一九八四》。這部書對人類的未來作出了陰鬱的預測——“如果你想要一個未來的畫面,請想像一隻皮靴踐踏在一張人臉上——永遠。”歐威爾的預測如此準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中共秘密警察的皮靴就那樣踐踏在我的臉上,我對中共極權主義政權的體驗完全是歐威爾式的。
“冷戰”(Cold War)一詞確實是歐威爾幫助命名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在一篇書評中首次使用「冷戰」一詞;二戰結束兩個月後,他再次使用這個詞;一九四六年,他又第三次使用。他堪稱“冷戰之父”。

他們如此截然不同,卻又如此驚人相似

邱吉爾與歐威爾不會爭奪“冷戰”這個詞語的命名權,他們幾乎同步看到納粹滅亡之後另一場極權主義勢力的崛起。他們一生中先後奮力抵抗了納粹和共產主義兩種人類有史以來最為邪惡的意識形態和國家體制。美國作家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將邱吉爾和歐威爾合在一起作傳,使得生前未曾謀面兩人彼此互補與對照,共同構成一部二十世紀人類尋求自由的精彩歷史。勇士的勇氣疊加起來,可以填海,可以移山,可以驚天地,可以泣鬼神。所以,《邱吉爾與歐威爾》一書,比任何一本邱吉爾與歐威爾的單一的傳記都更扣人心弦。
表面上看,邱吉爾和歐威爾的人生是如此不同:邱吉爾出身貴族,狂熱地嗜好政治,出將入相,最榮耀的成就是領導英國對抗納粹德國,拯救英國於水火之中,他的一生也盡享榮華富貴,包括美酒、雪茄與美女;反之,歐威爾出生於遠東緬甸的一個普通英國殖民者家庭,雖然也上過伊頓公學,卻從未培養起所謂的“貴族氣質”,他唯一擔任過的政府公職是基層警察,從未掌握過炙手可熱的權力,他試圖以筆和紙為謀生手段,卻顛沛困頓乃至貧困潦倒而死。
但是,在本質上,邱吉爾和歐威爾這兩個人又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背叛了各自的階級及“同溫層”,逆時代潮流而上;他們兼有戰士和先知的雙重身份,像遠航巨輪的高塔上的瞭望者一樣,一旦發現前方有危險事物,明知會遭遇多數人的嘲笑與攻擊,卻“雖千萬人,吾往矣”,對同胞和整個人類發出擲地有聲的警告。
當希特勒通過選舉上台、顛覆了脆弱的魏瑪共和國之後,英國有一部份貴族、政客和知識分子對生機勃勃的法西斯主義產生了一種狹隘但強烈的認同傾向,甚至對希特勒也五體投地。一九三六年,英國傑出的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拜會了希特勒,之後向英國外交部報告說,這位德國領導人“真心希望和平”,英國應當將其當著值得信賴的朋友看待。
多年後,日裔英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在其代表作《長日將盡》中,惟妙惟肖地重現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英國貴族階層虛偽浮華、紙醉金迷的時代氛圍:一九三六年,英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的達頓勛爵組織盛大的派對,一手安排納粹德國駐英大使與英國首相到其府邸密談,甚至想促成英王親訪德國,與希特勒會談,他為自己的“和平主義”立場而洋洋得意。然而,他的作為即便不是有心賣國,也是“害國”,書中寫道:“在過去這幾年當中,爵爺可能是希特勒先生在英國為他搖旗呐喊,助他實施其宣傳詭計最為得力的一枚棋子了。”
如聖經所說,“先知在故鄉是不受歡迎的”,邱吉爾和歐威爾是最早識破希特勒真面目的英國人,他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邱吉爾因為強烈反對納粹政權,被奉行綏靖主義外交政策的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政府長期排除在決策圈之外,同時遭到英國輿論和學術界的恥笑。對此,歐威爾曾指出:「英國統治階級究竟是邪惡、還是愚蠢,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難回答的問題。」

反對共產極權主義是更偉大和更艱難的事業

在希特勒尚未露出猙獰面目之際,反對納粹德國需要力排眾議;而在蘇俄異見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尚未出版和中國的文革慘劇尚未傳到西方之際,反對共產極權主義是千夫所指的“政治不正確”。邱吉爾與歐威爾一生“反左”,名滿天下,亦誹滿天下。
經過自己人殺自己人比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叛軍殺共和軍還要血腥的西班牙內戰之後,歐威爾對左派的幻想徹底破滅,轉而以批判共產集團和烏托邦思想為志業。即便自己的作品在出版的過程中屢屢受阻(破壞其出版的居然是英國的情報部門),他也毫不畏懼地諷刺那些為獨裁者辯護的左派文士說:“他們一嗅到『進步』的味道就立刻蜂擁而來,彷彿蒼蠅聞見死貓一般。”如果何謂“進步”必須由某一群人士作出唯一的定義,那麼獨裁和暴政就近在咫尺。
邱吉爾反共,只是受到左派的惡毒咒罵;歐威爾反共,則面對蘇聯及其傀儡政黨實實在在的死亡威脅。《動物農莊》上市不久後,歐威爾從朋友那裡買了一支手槍,說他怕共產黨想殺他。兩位歐威爾專家約翰·羅登(John Rodden)和約翰·羅西(John Rossi)寫道,歐威爾的恐懼可能比他知道的程度還要真實——冷戰結束後,曝光的蘇聯秘密檔案顯示,當初歐威爾要是被捕獲的話,他必死無疑,他確實列在西班牙共產黨的處決名單上。
西方左派文人對異見者的圍剿鋪天蓋地且數十年不停息。邱吉爾和歐威爾共同的論敵、英國左派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曾去莫斯科拜訪史大林,從此成為蘇聯的辯護士,任何對蘇聯有所不敬的人物,都受到他的攻擊。而十四歲就加入英國共產黨的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根本不願翻開丘吉爾、歐威爾以及索爾仁尼琴的著作。霍氏晚年接受加拿大作家伊格納提艾夫(Michael Ignatieff)和英國BBC電臺訪問時,都被問到史達林在蘇聯推行共產主義,造成將近二千萬無辜人民的死亡,是否值得?他的答覆是:「如果能創造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僅值得,也是正當的(justified)」。一九八九年東歐和蘇聯的共產黨政權開始崩潰後,霍氏居然痛心到說那是「整個人類的失敗」(the defeat of humanity)。這種說法,不是“離邪惡有多遠”的問題,而是根本就構成了邪惡的一部分。
然而,晚近一百年來,丘吉爾、歐威爾、索爾仁尼琴、奈保爾(V.S.Naipaul)等“右派”並不代表西方知識界和輿論界的主流,蕭伯納、沙特(Jean-Paul Sartre)、霍布斯邦、杭士基(Avram Noam Chomsky)等“左派”才是“西方不敗”——他們不講事實、不講邏輯,聲稱堅持無產階級的立場,卻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三十年後的今天,還有那麼多西方的“擁抱熊貓派”為共產黨中國塗脂抹粉、溜須拍馬——他們甚至不知羞恥地炮製出一封“百人聯署信”,勸說川普政府“不要將中國當做敵人”,聲稱“此舉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他們究竟是自以為聰明地與虎謀皮,還是愚不可及地引狼入室?中國對西方文明和秩序已經構成嚴重威脅,危險程度超過了昔日的納粹德國和蘇俄。所以,雖然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的蘇俄都已灰飛煙滅,但邱吉爾和歐威爾的逆耳忠言並不過時——「如自由真有什麼意義,那應該就是指把人們不想聽的說給他們聽。」
有些人只反法西斯主義而不反共產主義,有些人則只反共產主義而不反法西斯主義。邱吉爾和歐威爾的一生躍過了兩道深淵,與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惡魔正面對決。

用“美好的英語”捍衛自由

相對於丘吉爾生前即享有“立功、立言、立德”的成功人生,歐威爾的名聲大都是在身後獲得的。歐威爾死後七十年,他工作過的BBC才同意讓這位昔日名不見經傳的僱員的塑像坐落在公司大廳。BBC時政節目主持人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指出:「歐爾對真理的信念直截了當、堅不可摧、令人膽顫。他始終在自我批評,也始終在要求讀者認真辨別真偽。在假新聞盛行的時代,現在真令人油然而升歐威爾時代之感。我認為他在敦促我們更勤力地去揭示,同時對批評持更開放的態度。」可惜的是,BBC的中文網是中國大外宣戰略的重災區,上面充滿了用歐威爾最為厭惡的“新語”寫成的諂媚中國的報道,幾乎淪為中共宣傳部的“英國分部”,歐威爾若看到此種情形,該怎樣痛心疾首?
歐威爾不像丘吉爾那樣長壽,更沒有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在短暫的一生中實現了其理想:「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把政治寫作變成一種藝術。」《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這兩本“小長篇”,可以驕傲地與索爾仁尼琴比磚頭還要厚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也使歐威爾得以躋身於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的行列。歐威爾對蘇俄的批判達到了普世性的高度,比如,以下這段簡潔的文字一語道盡了歐威爾那個時代的簡史,也是歐威爾展現過人文筆的巔峰之作:

轟炸不設防的村莊,把居民趕到荒郊野外,以機關槍掃射牛隻,用燃燒彈焚燬田舍:這就是所謂的「平定」。無數農民的家園遭到劫掠,他們被迫帶著隨身行李長途跋涉:這就是所謂的「人口遷移」或「邊境整頓」。人民無故入獄多年,或從後腦杓將他們槍決,或是把他們送到北極的勞改營,讓他們染上壞血病而過世,這就是所謂的「消除不可靠的因素」 。

這段話不僅適用於納粹德國、史大林的蘇聯,也適用於金氏家族的北韓、波布(Pol Pot)的紅色高棉、查維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的委內瑞拉、卡斯特羅(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的古巴以及毛澤東和習近平的中國——用暴力和謊言維持的獨裁國家都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尤其是今天的中國,用“再教育營”來掩飾“集中營”,用“自主知識產權”來掩飾“肆無忌憚的偷竊”,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掩飾“只此一家的天下朝貢體系”。中國這個擁有超過四億個攝像頭,人臉識別系統和步態識別系統舉世無雙的國度,比歐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更像天羅地網的世界——更加恐怖的是,生活在其中的大部分人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由。
邱吉爾和歐威爾不僅批判極權主義,更捍衛“英語民族”的自由傳統和英語本身的純淨與清晰。邱吉爾將說英語的人當著同一個民族或同一國家的同胞,並寫下了蕩氣迴腸的多卷本《英語民族史》,連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邱吉爾成為極少數以非虛構寫作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邱吉爾的《英語民族史》只寫到一九零零年,意猶未盡。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為之寫了續集《一九零零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史》,他在此書中指出,源于英國的以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倫理為特徵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具有普世價值;相比其他模式,這種模式更適合現代世界。英美兩個英語國家相繼主導世界進程長達三、四百年之久,這種局勢至今仍沒有改變之跡象。二十世紀的英美文明乃至整個人類經歷了一戰、二戰、冷戰及與伊斯蘭極端勢力之間的反恐戰爭等四次生死存亡的考驗,這四場戰爭又是“英語民族”、“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和“美英特殊關係”等身份認同得以形成的最大推動力。
而今日以英美為核心的自由世界與中國之間的“文明衝突”,則是其正在經歷的第五場挑戰與考驗。這不僅是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工業實力、文化和科技實力的決戰,更是要自由、還是要奴役的思想與精神的抉擇。在這場戰鬥中,邱吉爾和歐威爾的遺產將是克敵制勝的法寶。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的母校密蘇里州富爾敦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一篇題為〈和平砥柱〉的反共、反蘇聯的演說。

邱吉爾講出了「鐵幕」(Iron Curtain)一詞,將共產黨國家定調為獨裁、侵略的邪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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