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71週年，自李登輝總統時期到現在也紀念了20幾年，但是每年對二二八議論的重點仍圍繞在蔣介石是不是元兇、死多少人，乃至於近日美國檔案解密引起的最新出土話題是：是不是用達姆彈殺的？這樣的言論氛圍會誤導人以為，只要推翻蔣介石銅像和國民黨政權，「國民黨一倒，台灣就會好」，但這個邏輯是不成立的。
二二八真相與平反作為轉型正義的一環，如同我在〈「轉型正義」還是「轉彎正義」？〉這篇拙作中說的：「絕對不是一個黨把錯推給另一個黨」、「政府必須負起責任向人民保證，未來不管哪個黨執政，這個社會都將不再有侵害人權、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及實質正義的國家暴力發生，在取得這個信任的基礎上深化民主，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從這個觀點來看二二八，追查被害者人數固然重要，但他們不僅僅是一個數字，更必須了解他們為什麼而死；蔣介石作為下令派兵的元兇責任固然應受追究，卻也必須理解在二二八事件中消失的許多知識份子，其思想言論絕不僅是「反國民黨」、「批評國民黨」，他們在日治時期也抨擊日本殖民政府，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組織文化協會、參與農民抗爭運動等。也就是說，不論是對日本政權或國民黨政權，如果他們活到現在，恐怕也會對民進黨政權同樣疾言厲色。
二二八事件使台灣社會的民主異議力量倒退50年，直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此後國家逐漸朝向民主化，表面上這個社會已慢慢走出二二八的陰影，但共犯結構與派系政治、裙帶凌駕法治的現象仍充斥在司法、情治及其他公務部門乃至民間單位，成為這島國揮之不去的幽靈。
例如在國民政府時期因偵辦陸軍出身的新竹市長郭紹宗貪污美援奶粉「粉蟲案」與包庇走私案件的第一位台灣人檢察官王育霖，他持搜索狀前往市府調查時，卻反遭市長調來警力包圍並搶走卷宗，因此一「失職」辭職下台，埋下他在二二八期間被不明原因逮捕至今下落不明的導火線。諷刺的是，這位以官權侵犯司法的市長郭紹宗，如今還在新竹市文化局官方網頁被紀念，歌頌他「矅改革違反人民意向及不合國情之制度，於接管後，立即加以徹底改革，以發揚三民主義之政治精神。」
王育霖之子王克雄在為其父親出版的《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書中指出「二二八發生時，連震東、黃朝琴、游彌堅、劉啟光、林頂立等五人製作一本二百多名台灣菁英的黑名單，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交給台灣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陳儀執行，他再命令憲兵第四團張慕陶團長及軍統局台灣站林頂立站長來做逮捕、殺害及滅屍的工作。這場世紀大謀殺案是轉型正義最要緊的工作。」學者陳翠蓮根據解密檔案也證實「在二二八當時與陳儀共同計劃鎮壓的台灣人劉啟光，事件後任高雄百貨公司、台灣火柴公司董事長；二二八當時任職警備總部「義勇總隊」隊長、保密局台灣站長的林頂立，事件後成了《聯合報》發行人……」
亦即為惡之人並未受到制裁，這留給台灣人宿命式的記憶就依然是「手槍強於法律，面子強於法律」。去年今天我在拙文《法治文化衝突下的二二八悲劇》中強調，二二八的本質之一，不啻是對台灣社會自日治時期所形成而漸漸普及的法治理念的整肅和重傷，這是一場「法治」與「人治」的對抗，結果是在獨裁國家暴力下，「法治」輸了，台灣司法文化倒退，至今仍未復原。
所以我們無法期待，在這樣社會下執政的政府在施政時，會把法治、人權放在選票、利益的考量前，只要能掌握派系、討好財團，就能收割「銀彈強於法律，黨意強於法律」的政治利益，也成為人們腦內小警總自我審查的標準。當二二八紀念被譏諷為選舉提款機，而沒有面對正義的勇氣，我們就始終是個「無法期待明天的人」。
在國民政府時期因偵辦陸軍出身的新竹市長郭紹宗貪污美援奶粉「粉蟲案」與包庇走私案件的第一位台灣人檢察官王育霖，在二二八期間被不明原因逮捕至今下落不明。 圖：翻攝自博客來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