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語、農權、台灣國!耀伯一生的夢想與奮鬥目標。這一路走來的心路,化做一篇篇文章,耀伯要出新書了,預計11月由玉山出版社發行,感謝所有人的一路扶持,更感謝所有支持耀伯新書的好友們。

橋頭事件!震驚獨裁者的黨外團結與勇氣

農曆春節即將來臨的1月21日,冬天清晨5點20分,距離天亮還有段時間,天地一片寧靜的黑暗中,國民黨情治人員強行侵入余登發在八卦寮的住處,粗暴叫醒高齡75歲,睡夢中的余登發,並且扣上手銬押進囚車。

余家子女輾轉獲悉後,為此驚魂慌亂未定,沒想到,5個小時後,情治人員又到省議員余陳月瑛的住處,逮捕余登發患有肥胖症的兒子余瑞言。先後兩波的逮捕行動,讓余陳月瑛非常恐慌,憂心還有第三波,驚嚇到把兒子余政憲藏起來。

余陳月瑛首先致電給省議員張俊宏,張俊宏立刻緊急連絡,黨外要角快速會合並召開緊急會議。國民黨「趕在」黨外即將環島拜年的前一週,構陷「吳泰安匪諜案」逮捕余登發,獨裁者恐嚇打壓黨外之心,儘管並非路人皆知,但黨外要角們立刻心中雪亮。

「余家政治實力最強,有縣長、有省議員,『喊水會結凍(威鎮群雄之意)』的余登發,國民黨攏敢掠(都敢抓),就敢掠任何人。掠余登發表明是欲來硬仔(要來硬的),是全面鎮壓的開始,黨外袂使(不能)逃避,拚,才有活路。」耀伯轉述所知道的許信良發言。

許信良在會中最重要的發言,立即獲得大家的認同。許信良對情勢的研判與因應建議,耀伯臨老回憶,仍強烈表達佩服與贊同。

「拚,才有活路」的覺悟之下,許信良主張趁國民黨不備,南下橋頭示威,現場迅速達成共識,隨即分頭進行各項工作。

「彼是戒嚴體制下,第一個打破戒嚴令的街頭示威遊行,我聽說義雄兄伊因(他們)攏寫好遺書,彼個恐怖氣氛,絕對不是這馬(現在)少年人會當(可以)想的,自由不是天頂掉落來的。國民黨叫是掠(以為抓)余登發父子,台灣人就會嚇到、屈服,無!就是很多台灣人不屈服,台灣才有今那日(今天)。」專制獨裁如此殘暴,耀伯對當時的勇者們,報以無限的感動與尊敬。

事出突然,黨外人士日以繼夜,分頭連絡,在電話被監聽的年代,時間緊迫所造成的焦頭爛額,非當事人所能想像。尤其,許信良遊說驚慌失措,想走「陳情」軟訴求的余家班,更是秏費不少時間,直到深夜才達成共識。

余家班裡,余登發的女婿縣長黃友仁持反對立場,但最後拍板的是省議員余陳月瑛,她說,她原本是保守的人,但現在國民黨抓她公公跟丈夫,她不能坐視。余陳月瑛同時對連夜趕來的黨外人士表示敬意與謝意。

余登發父子遇難後,黨外人士歷經24小時的疲於奔命,戒嚴體制之下,破天荒的第一場示威遊行,終於,即將在天亮後登場。

參加遊行者共29人,主要為三個類型,首先是具備民意基礎的黨外公職人士,包括桃園縣長許信良,省議員林義雄、張俊宏、邱連輝等,以及台中市議員何春木、前高雄縣議員林景元、鳳山市民代表辜水龍。

其次是前一年登記參選「增額」中央民代,而在黨外運動界擁有高知名度的候選人,包括從北到南的王拓、陳婉真、陳鼓應、黃順興、姚嘉文 、張春男、周平德、郭一成、邱茂男、楊青矗等。

其他則是專職黨外運動或人權工作者,包括施明德、陳菊、曾心儀、陳博文、胡萬振、魏廷昱、蕭裕珍、賀端藩、陳永田、陳允中、李柏文、艾琳達等。

「余登發父子接受華匪國鋒指派,擔任台灣南區司令」、「勾結匪諜吳泰安,聯合共匪欲武力推翻政府」,這是22日上午打開報紙,就會看到聳動而斗大的兩排新聞標題。

無論對國民黨是擁護、害怕、憤怒或反抗,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在被報紙標題嚇到的同時,並不知道更大的震憾彈,已經在高雄的橋頭,由廿九個置生死於度外的黨外人士引爆。雖然,這場讓蔣經國也震驚的示威遊行,只有短短兩百公尺。

「彼天,我事先完全毋知影,是路仔聽到有人咧傳,橋仔頭那邊有人遊行抗議、發傳單,馬上騎腳踏車趕過去,警察憲兵比遊行的人擱加(更加)多,看到姚嘉文站佇最頭前,毫不畏懼佮憲兵對峙,彼種勇敢的表情,我到這馬擱記介(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有人在遊行抗議!這件事現在聽起來,稀鬆平常,但是在戒嚴體制之下,戴振耀知道事態非同小可,立即趕赴現場。

戒嚴法!獨裁偽裝民主的畸型大變態

有別於傳統黨外「日語世代」,都是單打獨鬥的狗吠火車,這是黨外「國語世代」勇敢團結並以實際行動,挑戰荒謬戒嚴體制的開始。

面對聞訊趕來阻止前進,並要求解散的南警部副司令張墨林少將,姚嘉文不斷反問,尊敬余老縣長的人民,為什麼不能基於人情世故,一起走路到「鳳橋宮」,為受難的余老縣長拜拜祈福?

根據「戒嚴法」規定,超過三人以上的聚集活動,即符合戒嚴法第十一條,「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並取締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

所謂戒嚴令,在民主憲政國家,是指因應外強侵略戰爭、內部叛變內亂,或重大天災,為快速控制或穩定社會秩序的緊急狀況,授權國家元首,得以暫時採取限制人民部份自由的臨時措施。

但是,世界上沒有民主憲政國家,可以「臨時」限制人民部份自由,達38年之久。否則,乾脆學中國、蘇聯、北韓,擺明就是獨裁專制,不要偽裝依據憲法授權。

沒有戰爭,和平時代的戒嚴體制,立即產生許多畸型的違憲法制,集會自由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集會是指三人以上,集體進行具有共同意識或共同目的的行動,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都包括在內。集會又分靜態定點的會議、婚喪喜慶;具移動性的廟會遊行、迎親送殯等。

為因應緊急狀態而「暫時性」的戒嚴令,就不可能還有「核准」集會的必要與空間。反之,如果婚喪喜慶可以正常進行的承平時期,為什麼29人結伴走路到鳳橋宮拜拜,為余老縣長祈福就不可以?

那一天的遊行隊伍,很多都是戴振耀在高苑商職那場聚會裡,見過面,聊過天的。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陳菊跟陳婉真,兩人手拉「堅決反對政治迫害」的橫幅布條,隊伍後面還有胡萬振跟曾心儀,兩人手持竹竿撐高,寫著「立即釋放余登發父子」的布條。

張春男手持麥克風,對著圍觀的橋頭鄉親,控訴國民黨政治迫害余登發父子,現場同時大量散發的影印傳單,是陳鼓應跟王拓共同草擬的「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

大意是說,國民黨藉口美國斷交,停止選舉,已違反民主憲政,但為顧及全民團結,他們均已容忍。如今,以莫須有罪名,政治迫害素為民眾所敬重的余登發先生,是他們絕對無法容忍,而且堅決反對到底。

冒險到三鳳宮貼抗議海報

「彼時我心內想,選舉時幾十萬人投票給他,出代誌怎無人敢出來挺,我嘛感覺真懊惱。尤其各地黨外人士,攏勇敢來橋頭遊行聲援,橋頭人煞攏(卻都)無行動,感覺見笑(慚愧),想欲幫忙,擱毋知影按怎(想要幫忙,又不知道怎麼)幫忙。」耀伯述說當時內心的百感交集。

「阿耀,你會使(可以)替我去貼這咧海報嗎?」余登發女兒,高雄縣長黃友仁妻子黃余秀鸞,看到趕過來關心的戴振耀,立即求援詢問。

「當然無問題。」戴振耀二話不說,當即收下黃余秀鸞手中寫好的兩張紅色海報,再邀當時也在現場的台大學生楊秋興,帶著漿糊,一起搭計程車到高雄市的三鳳宮。

「我拿10塊予楊秋興,交待伊說,如果我貼海報予掠去(被抓去),就馬上打電話予黃友仁縣長。彼個時代貼這種海報介危險。到三鳳宮,擱看到附近有警察,真緊張,阮就先將海報塗好糊仔(漿糊),趁較安全的時陣(時候),趕緊佇三鳳宮兩邊的圍牆貼上去就跑。」耀伯回憶當時情景。

三鳳宮,位於高雄市河北二路,名稱來自「三塊厝」(今高雄市三民區)與「鳳鼻頭山」的首字,號稱全台灣規模最大的哪吒三太子廟,同時也是高雄黨外人士經常進行選舉演講的地方,向有民主聖地之稱,類似台北市萬華的龍山寺。

「我貼去俚就趕緊走(貼上去就趕快跑),緊張,嘛介刺激,但是走(跑)無多久,想欲知影擱有佇無(想知道還有在嗎)?就佮秋興仔擱倒回去看覓,啊,不但擱佇,而且還圍一大堆人佇看,想說會當替(可以替)老縣長做一寡仔代誌(一些事情),真歡喜。所以擱坐計程車去縣長公館,報告三鳳宮貼海報的情形。」

耀伯心目中的余登發,是一位面對任何打壓迫害,仍然堅毅無畏的勇者,但是,余登發父子被抓後,原為單純傳統女性,奉公公之命參與黨外運動的余陳月瑛,卻突然面臨夫家最重要的兩個男人,同時被捕的驚惶,戴振耀也深感不捨。

「歐巴桑(余陳月瑛)驚惶到把政憲帶去藏起來,雖然彼時還無『林宅血案』,但是她畢竟是看過228事件、白色恐怖,驚到破膽,煩惱國民黨抄家滅族,對第三代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