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十幾年來，隨著日劇、韓劇、中劇的低價搶攻，台劇似乎除了長壽的本土劇，還能鎖住某一小塊收視群，其他劇型幾乎都陣亡多時了。直到2016年《植劇場》系列崛起，台劇彷彿才出現轉機。不僅集數縮減、展現多元類型，觀眾的接受度也變高了。像是剛下檔的夯劇《花甲男孩轉大人》總共只有7集，完結篇收視率竟破4%，網路影音平台也累積了600萬總瀏覽量。

在這樣台劇榮景下的接檔戲，也是《植劇場》系列壓軸劇《五味八珍的歲月》，7月14日首集播出，也以平均收視1.04%開了紅盤（與《花甲》首集1.22%相差不遠）。但這部改編自名廚傅培梅同名自傳的台劇，接下來是否也能在完結篇時再創新高，從鄉民的反應看來似乎並不樂觀。

《五味》與《花甲》雖然都是《植劇場》系列，從導演、編劇到演員，看來也沒什麼落差，劇情也都與台灣這塊土地息息相關。但《花甲》說的是台灣農村的故事，演員蔡振南、龍劭華與康康到海裕芬（光好），劇情顯示雖在同一家庭長大，四個人的台語口音卻不僅是南腔北調，還有海口腔與外省調，可是觀眾就是能接受。

相反的《五味》裡安心亞，即使苦練多時的所謂「大連腔」國語，仍被眾多鄉民認為是多此一舉，反而拖累了本來就有的演技與表情。從鄉民角度來看，《五味》與《花甲》相比，《五味》似乎就是少了那一「味」，以至很難再有看《花甲》時的那種感動，但原因絕不是來自演員的腔調。

大多數籍貫台灣的鄉民可能會發現，你的祖父母跟李登輝、辜寬敏、金美齡，甚至柯P的父母，就算說的同樣是台語，但與那種出身日治時代「國語家庭」的長者，好像也不太一樣吧？

如果有同感，那麼本魯提醒你，同樣生在日治時代，本省人會因出身背景而有不同的面貌。在中國不也是同樣道理嗎？難道每個外省人都會像《光陰的故事》或《寶島一村》裡的演員那樣嗎？《五味八珍的歲月》裡到底少了哪一味？

中菜名廚的最愛卻是親子丼

台灣在五十年前剛有黑白電視時，就有一位頭髮永遠梳得一絲不亂，穿著鮮白的圍裙，用著機關槍似的介紹，神乎其技的刀功，主持一個電視烹飪節目《電視食譜》，她就是伴隨著我們台灣孩子一起長大的傅培梅阿姨。

傅培梅祖籍山東，但在東北長大。她結婚前在電信局工作，從不曾動手燒飯。開始學烹飪，是由於婚後家裡常有朋友來打牌，先生覺得沒面子，罵她：「你做的是什麼東西嘛！」「誰都比你強！」好強的傅培梅於是四處拜師，成為我們後來所知道的「名廚」。但她其實是名師，並非名廚。因為跟她學過燒菜的人很多，真正吃過她燒菜的人卻很少。

在電視上主持烹調節目四十年，教過的菜色多達四千種，這麼高的曝光率，卻不曾動過開餐館的念頭。傅培梅的中國料理功夫，早已到了藝術家的層次。用過她食譜的主婦或主夫都相信，只要照著她寫的步驟作菜，雖不成亦也不遠矣。

傅培梅不像坊間許多名廚，動不動就瞎扯什麼創新改革，她講究向古法學習，不斷探聽、實驗各名家秘訣，擇其精華放進食譜。她教過的菜遍及中國八大菜系，在台灣用烹飪統一了中國菜。「傅培梅」不僅是個名字，更代表一段時代的記憶，是台灣人（無論本省人或外省人）一提到中國菜，就不能不想到的人。

1980年代我剛退伍時，還未出現有線電視，有一次透過小耳朵（衛星訊號接收天線），看到傅培梅在《奥さまクッキング》（夫人的廚房）裡介紹中國菜時，竟然與台灣電視上看到的一模一樣，頭髮還是梳得一絲不亂，穿著鮮白的圍裙，用著機關槍似的介紹，展現神乎其技的刀功。但讓我最驚訝的是：她的日語竟然與平日在電視上說的華語一樣流暢，害我嚇了一大跳。

直到後來從她的自傳《五味八珍的歲月》裡才看到，原來大多數台灣人只知道她在東北長大，卻不知她讀的是日本小學；而她竟在書裡寫著，她記憶裡最早也最深的食物，居然是父親第一次帶她去吃的「親子丼」。

「丼」是一個日本漢字，《康熙字典》中說「丼」與「井」同，但日語讀做Don。「丼」樣子有點像蓋飯，裡面有一碗飯，上面放置些副食，一般常見的就是還有勝丼(豬排飯)，天丼(炸蝦飯)，牛丼(牛肉飯)，鰻丼(鰻飯)等。

「親子丼」的「親」是指雞肉，而「子」是指雞蛋，就是將雞肉切絲與洋蔥絲、魚板絲、少許青菜一起炒，在起鍋前再加一個蛋，然後覆蓋在飯上，或許是因為加了一點醬油和糖，口味微鹹又微甜的關係。

這種一個人一碗飯的方式，可以減少家中炒菜的壓力及洗碗時間。在那物資缺乏的時代裡，「親子丼」單純卻美好的滋味，也成為我兒時回憶裡魂縈夢牽的一部分。然而傅培梅這位閱盡中國各式美食的廚藝家，竟與我這只知囫圇吞棗的魯蛇村夫一樣，喜歡日式「蓋飯」這種單純的「定食」，確實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中菜師傅與日菜師傅的差別

服兵役之前，我在一家飯店廚房裡打了兩個月的工。第一個月在廣式茶樓，除了師父外，還有好幾個國中一畢業就來當學徒的孩子。他們的年紀與我差不多，所以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以為他們在這裡當學徒有的都兩三年了，應該多少會點功夫，起碼做個叉燒包、燒賣之類的簡單點心不成問題吧！

結果不然，他們每個人都說不會。後來我也注意到了，這幾個學徒們確實不會。原來師傅每次作叉燒包時，在關鍵步驟時，會突然把他們都支開，例如叫他們去別的地方拿東西，所以叉燒包麵糰的麵粉比例？放多少水？有沒有其他添加物？學徒們不會知道。連在捏包子上面的紋路時，都刻意轉過身去，不讓學徒們看見究竟該怎麼捏。

午餐通常忙到兩點結束，前場沒客人時，師傅們就交代一下學徒們，準備晚餐的食材與清洗廚具，然後就到一邊去賭博了。有時甚至還到別的地方去賭。五點左右師傅們回來，賭贏了心情好，一切正常；萬一賭輸了，上門的客人倒楣；學徒們就更慘了。

然而第二個月我在和風館工作時，氛圍卻大不相同。那位日本來的大師傅非常嚴格，別說學徒常挨罵，連師傅也偶爾難逃。但大師傅雖嚴厲，卻毫不藏私，教學徒時一步一步的作，不合標準就罵了再重來，直到完全符合為止。

二點到五點的大師傅休工時間，他也絕不閒著。盯著每個學徒清洗廚具，鍋盆瓢刀每一樣都要洗到亮得能當鏡子才能停下。他不但要求地板刷得雪亮，連水溝蓋都拿起來檢查，看看溝裡有沒有堆積雜物或廚餘。從兩國廚師對待學徒的態度，我就能感受為什麼有這麼多教中國菜的師傅，大家卻對傅培梅印象特別深刻。

傅培梅特有的「日本味」

傅培梅出身不僅是富，更具貴氣。戒嚴時代她將公公、婆婆與母親三個人一起接到香港，再來台灣。別說要讓中國那邊放人很難，要讓台灣這邊開放入境更難。所以傅培梅要學燒菜，用的絕不是《阿信》那一套，反而接近傳說中的「一兩黃金學一道菜」，有點像是用千金買千里馬骨頭的故事。

傳統的中菜廚師，擔心學徒出師後與自己搶工作，除非準備收了當女婿，否則就算教，也總是藏一手，甚至故意教錯的。但傅培梅的家世背景，學會了也不可能去跟廚師搶飯吃，因此即使是最簡單的菜色，誰能越快把她教到會，教到讓她學得有成就感，下次她就還會再找這位師傅。因此所有教她的師傅，為了快點拿到學費，自然都把壓箱底的絕活拿出來。

傅培梅晚年生活已沒有年輕時這麼風光，2004年1月《時報周刊》甚至報導，她的財產都已變賣或抵押資助兒子及女婿的生意；但傅培梅受訪時卻說：「完全不是那碼事」。無論是否如報導所說的那麼「潦倒」，傅培梅卻依舊堅持不開餐廳（連掛名都拒絕），只專心教學與研發。當初教她的師傅都已退休甚至死了多年，她仍信守承諾。

另一方面傅培梅的料理節目，沒有現在這些手比腳還笨的來賓插科打渾。當年台視還不能錄影，只能棚內現場播出；又沒有瓦斯爐，現場要有好幾個階段的炭爐；傅培梅從生的食材切割、洗滌開始，到料理完成後擺盤，每個動作都清清楚楚；婆婆媽媽可以照《電視周刊》預先準備食材，跟著電視上的示範一起做菜。這種一絲不苟的事前預備功夫，跟今日的美食節目大異其趣，不同的也就是日本教育裡的「匠人」或「達人」精神。

《五味八珍的歲月》裡到底少了哪一味？本魯認為就是「日本味」，那種日治時代「國語家庭」特有的長者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