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政治流亡者的毛澤東孤零零地死於蘇聯克里米亞，黑海之畔的療養院畢竟比延安的窯洞舒服；而一統天下、志得意滿的蔣介石則在總統任上死於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他的晚年不必忍受台灣的潮濕和炎熱了－－當代歷史上並未發生的事件，逼真地出現在陳冠中的小說《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邦史》當中。如果蔣、毛二人的結局不同，國共兩黨的境遇自然不同，中國及其周邊國家與地區乃至全球格局也會呈現爲迥異的面貌。

這本書當然不能在中國出版，但在中國的讀者比台灣和香港更多。很多爲共產黨的暴政所苦，又沒有在白色恐怖的台灣生活過的中國人和海外華人，最愛做的一個「青天白日夢」就是：假如國共內戰是相反的結果，國民黨打敗共產黨，此後統治「大中國」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那麽人們唱的新歌就是「沒有國民黨，就沒有新中國」，今天的中國一定會比台灣更民主、更自由。香港作家陳冠中沒有停留在做夢上，他以此爲主題寫了一本「國共易位」的「想像之書」。

在流行「穿越劇」的今天，這樣的「虛構歷史」因具有強烈的政治內涵而顯得與眾不同。文學評論家王德威指出：「《建豐二年》的寫作再度證明文學介入歷史、政治的爆發力。史統散，小説興——我們需要小説家的介入，需要小説創造新的關鍵時刻。」《建豐二年》或許可以看作是《盛世》的姐妹篇：在《盛世》中，作者描述了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宛如《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般浮華而恐怖，人民飲用灌注迷幻藥的自來水，載歌載舞、不知今夕是何年；而在《建豐二年》中，作者將美好的想像贈與國民黨政權：一九七八年，國民大會在南京「選舉」少總統蔣經國成為第六任中華民國總統。第二年，蔣經國治國理政已是成就斐然：大國既已復興崛起，萬國競相來朝，國民見多識廣，外交也不再仰人鼻息。

然而，以「建豐」紀年，意味着中國仍是一個專制王朝，威權體制仍然要面對民主運動的衝擊，小說中的中國究竟往何處去，照樣懸而未決。

騎上旋轉木馬，身不由己的人們

《建豐二年》中的人物，有統治者、將軍、政客、文人、商人和活佛，若國民黨繼續統治中國，他們的命運當然是另外的軌跡。

近年來，被譽為最有「民國范」的人物是法名「弘一法師」的李叔同，他在去世前夕曾親筆手書「悲欣交集」。陳冠中筆下生活在「如此中國」的主人公們，如同貿然跨上旋轉木馬卻下不來的人，其命運同樣是「悲欣交集」。

其中，有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也有作者虛構的人物：有已不再年輕的蔣家「少主」蔣經國，有不是被軟禁在台中而是被軟禁在浙江奉化的「戰神」孫立人，有對國民黨持批判態度的第三勢力的代表人物、避居香港的學者張東蓀，有西藏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出了南京監獄後回到西藏的平措，有以中國爲基地、事業更成功的船王董浩雲（董建華的父親），有並未投湖自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老舍，以及虛構的廣州市民麥師奶和麥阿斗。

跟我一樣，陳冠中是孫立人將軍的粉絲，用很大的篇幅爲孫立人虛構了一種更好的人生。以戰功而論，小說中的孫立人比歷史中的孫立人更加顯赫：歷史中的孫立人蝸居台灣孤島；小說中的孫立人在東北戰役中擊敗中共常勝將軍林彪，并乘勝追擊、一舉將共軍驅逐出中國邊境，甚至在韓戰中被麥克阿瑟點將出征，再次立下不朽功勛。

然而，功高震主、鳥盡弓藏，不是黃埔嫡系的孫立人雖無「吾可取而代之」的想法，仍被疑神疑鬼的老總統解除兵權、軟禁終身。自毀長城，何以爲戰？看來，無論是國軍打贏內戰，還是敗退台灣，孫立人的悲劇命運都無法避免。中國不是民主國家，而是「家天下」的專制國家，孫立人無論建立怎樣的蓋世戰功，也無法像二戰中盟軍的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那樣，脫下戎裝走向政壇，並當選爲美國總統。

在《建豐二年》中，曾經組建進步黨、社會民主黨、民主同盟等黨派的文人政治家張東蓀，不願生活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中國，而在英國治下沒有嚴厲的新聞檢查制度的香港，批判蔣家王朝、倡導民主理念，自由自在地著書立說、教書育人。

在戴晴所著的《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中，張東蓀真實的悲劇命運讓人不忍卒讀：張東蓀促成北平和平易手、保護古都免於戰火，算是國家的一大功臣，中共當局卻指控他向美國出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重要情報，他因這一莫須有的罪名冤死獄中。其家人亦多受牽連，或淪為賤民，或慘死獄中。戴晴在書中指出，張東蓀遭受此飛來橫禍，是因為他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選舉中，他是唯一沒有投票給毛澤東的人，他的選票被祕密警察查出來，毛對其恨之入骨。陳冠中一定讀過戴晴寫的這本傳記，對張東蓀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無法拯救張氏於水火之中，只好在小說的世界裡讓老先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說。

若暫時承認「中國」這個地緣政治概念，生活於其版圖之中的就不僅僅是漢人。藏人、蒙古人、維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命運如何？《建豐二年》如何想像南京政府與西藏的關係？陳冠中特意挑選了持共產主義思想的藏人平旺作為切入點：平旺與年輕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拉薩不期而遇，彼此信仰不同，卻能友好相處。那是一個讓人略感欣慰的場景。

然而，陳冠中仍然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架構下思考西藏的處境，顯示出他在西藏、香港乃至台灣問題上，並未達到認同「住民自決」這一普世人權價值的高度。近期，有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偽造一個謊稱來自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說法：孫中山時代的中華民國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心目中最理想的中國，西藏願意遵從此一中國的主權。這個說法比小說《建豐二年》還要魔幻：且不說並不存在「孫中山時代的中華民國」——孫文僅僅擔任過幾個月的臨時大總統，此後他自我加冕的「非常大總統」名不正言不順；即便以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這兩個法統並非一脈相承的「中華民國」而論，其主權始終未及於西藏——從辛亥革命直到五零年代初解放軍以武力佔領西藏，西藏在那四十年間已然是主權獨立國家，擁有政府、軍隊、護照和駐外使館。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並未如清帝國那樣向拉薩派出「駐藏大臣」，蔣介石派遣特使入藏會見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必須得到西藏政府發給的旅行證件才能進入藏地。

讀小說中平旺的故事，對照現實中平旺的命運，讓人感慨萬千：現實中的平旺在秦城監獄被關押二十年，之後不允許回到西藏，他對中共峻急蠻橫的西藏政策有過嚴厲批評：「我是個雪域藏人，是個革命者……對西藏的遺留問題，即根據中央徹底否定「極左」國策的有關決議，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數以十萬計的流亡藏胞理應回國安居樂業，不宜再拖，否則後患無窮的問題，冒著風險和非議，前後給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常委呈送了幾封信。我以自己的經歷和身分，該說的話都坦率地說了。」二零一四年，平旺以九十三嵗高齡在北京辭世，在辭世之前一個月，將作為「政治遺囑」的《平等團結路漫漫：對我國民族關係的反思》一書，交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陳冠中一定讀過這本書，是這本書給了他寫作的靈感。

蔣氏父子是「好獨裁者」嗎？

爲蔣介石「平反」之風，始於美國資深外交官陶涵（F. Jay Taylor）。陶涵是第一位為蔣「平反」的西方人，拿到蔣經國基金會的一筆巨款，寫成《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一書，陳冠中的小說大概受其影響。

寫民國的故事，不可能避開兩蔣父子。以陳冠中的聰明，不至於像中國國內和海外那些神經錯亂的國粉（國民黨粉絲），將蔣氏父子當作「民族救星」和「民主燈塔」。不過，《建豐二年》至少暴露出陳冠中對兩蔣父子具有「溫和的同情心」。

無論小說的情節如何玄妙，嚴肅的歷史學家都必須面對這樣的質問：蔣介石真有機會打贏內戰嗎？蔣氏父子是「好獨裁者」嗎？

「好獨裁者」是一個自欺欺人的概念。人們不能拿毛澤東這個空前絕後的暴君當作標凖或底線，認為比毛澤東好一點的獨裁者就是「好獨裁者」，這是一種卑賤的奴性。任何一個沒有經過人民的選舉而霸佔權力的獨裁者，都是壞傢伙。

當然，陳冠中也揭露了國民黨獨裁專制的一面：美麗島事件沒有發生在高雄，而發生在北平；受害者不是林義雄、施明德、陳菊等「黨外人士」，而是現實世界裡，被鄧小平關進監獄的西單民主牆的活動人士——他們在小說中被蔣經國被當作「暴徒」逮捕。

然而，書中若干細節的設置，因與現實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顯得難以自圓其說。研究民國史的臉書群組「秋海棠民國史地」的管理員Kelvin Hang認為，書中「老總統」連任五屆的細節自相矛盾。書中寫道：「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零年），蔣中正競選第三任中華民國總統……蔣堅持『反共復國』為己任，才通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部份條文，以獲得連任。」既然沒有共產黨的威脅，天下大治，怎會有逃到台灣才炮製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沒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蔣又如何突破《憲法》獲得連任呢？

另一方面，蔣介石和國民黨不可能打贏內戰。與其説蔣是被毛打敗的，不如説是被他自己打敗的。國共內戰剛剛開打，身患重病、來日無多的史迪威將軍拖著孱弱的身軀前往華盛頓，告訴杜魯門總統：「蔣是不值得美國扶持的騙子！」史迪威預見到國民黨必將一敗塗地——他親自訓練出來的戰鬥力極強的遠征軍，由孫立人和廖耀湘這樣的名將率領，卻被稀釋到萎靡不振的國軍之中，最終難逃覆滅之命運。

杜魯門對蔣政權的貪腐早有所聞，蔣宋孔家族從美援中貪汙七億五千萬美元，在巴西與美國投資房地產，杜魯門怒斥説「他們都是賊！」若非貪汙了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晚年的宋美齡怎麼可能在紐約過着帝王般錦衣玉食的生活？這些財富要嘛是中國困苦民眾的民脂民膏，要嘛是美國政府援助的「救命錢」——連「救命錢」都要貪汙，真是沒救了。

蔣經國也非「民主之父」。漫長的白色恐怖時代，他用在蘇聯學到的克格勃的手段，打壓民主力量，無所不用其極，手上沾滿鮮血。五十年代，韓戰爆發，美國重新援助台灣，美軍顧問團發現，國民黨的軍隊有着高度發達的諜報系統，包括各種便衣特務，卻無法展開戰術偵察，或獲取戰鬥情報。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指出，這是蔣介石丟掉中國的首要原因。

台灣的民主化，更多得益於日治時代教育普及和地方選舉所形成的公民社會的雛形。國民黨政權不值得留戀，蔣氏父子更不值得跪拜。如果到過綠島和景美人權園區，仍然讚美兩蔣，那就是缺乏基本的理性和誠實。熱愛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的中國人，為什麼非得在共產黨與國民黨、壞與次壞之間作選擇呢？中國人有權利創建新的政黨、新的國家和新的未來。

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反思，陳冠中只是開了一個頭。共產黨的壞並不能推導出國民黨的好。今天的歷史學者需要反思抗戰勝利之後，為何左派思潮席捲全國，共產黨確實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更需要一路往前反思：黨軍北伐、孫文赤化、五四運動中的激進思潮、辛亥革命中的種族屠殺以及清末戊戌變法的急功近利，一百多年來的「革命史」都需要重寫。

這本書能成為國民黨的救命稻草嗎？

在《建豐二年》中，國民黨政府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所實行的政策，多半參照國民黨逃遁到台灣之後的「勵精圖治」，如「十大建設」、如發展出口加工業、如開放報禁和黨禁。然而，國民黨在台灣的很多政策，只能在特定時空中發生，若將其轉移到他處，則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陳冠中在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專訪時説：「我沒有打算將中國塑造成一個烏托邦。但或許因為台灣取得的成功，我可以說他們會做些類似的事情。」他舉例説：「一九四九年後，國民黨在台灣的確開展了土地改革，所以我猜他們也會在大陸推行。台灣的土地改革很成功，因為那是非暴力、合作性質的改革。地主成為國有企業的股東，並獲得了貸款。他們轉變為資本家，推動工業發展。」

陳冠中的邏輯是不成立的：既然土地改革有如此巨大的好處，蔣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之後，為何長達二十多年都不實施呢？即便蔣實際控制的區域有限，至少可以在其控制的東南諸省實行。蔣沒有實施土地改革，因為他依賴大地主和大財團，不可能主動削弱其統治基礎。

那麽，國民黨逃到台灣之後，為什麼可以迅速實行土地改革？不是因為蔣介石從失去中國大陸的慘敗中汲取教訓，而是因為他們沒收、掠奪的不是自己的土地，而是台灣本省籍地主和鄉紳的土地，以及日本人遺留的土地。拿別人的土地分給窮人（特別是隨同蔣氏政權到台灣的外省人），讓獲利者對國民黨感恩戴德，不正是一本萬利的買賣嗎？這樣的買賣誰都會做，蔣介石這樣做，絲毫不能說明他多麽聰明睿智。

在作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民眾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嚴重的認同危機。回歸中國之前，港人從台灣借來「中華民國的鄉愁」聊以解憂。陳冠中跟香港泛民陣營中的李柱銘和黃毓民等人一樣，深懷中華民國或國民黨情結。有趣的是，很多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以及生活在中國國內、找不到出路的年輕人，也都是深淺程度不一的「國粉」。他們真的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已被台灣的年輕世代所厭棄？《建豐二年》中描繪國民黨一九四九年之後在海峽兩岸以及香港、西藏等地實行「良性獨裁統治」的「烏有邦史」，讓不少中國人、香港人以及海外華人產生「王師北定中原日」之遐想，卻無法激起台灣人的情感認同。中國國民黨不願改名爲「台灣國民黨」，以實現在地化，正在走向泡沫化。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多名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吳伯雄、朱立倫、洪秀柱——前後赴中國朝拜之際，屢屢有自稱「泛藍聯盟」的中國民眾前去中山陵迎接，並要求加入中國國民黨。這些民眾剛舉起青天白日旗，立即被共產黨警察抓走，而國民黨主席「入鄉隨俗」，假裝沒有看見，生怕中共因此翻臉。

「國民黨」這個名詞，在台灣島內和在中國及海外華人當中，所引發的情感和聯想完全不一樣。台灣評論人摩訶指出：「陳冠中的《建豐二年》，很像是某種自慰的囈語，但另一方面，他又揭示著某種可能：『民國』能否有一天，真的回到中國大地呢？」對於日薄西山的國民黨來說，這或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唯一希望。「國民黨若要求長久，其實應該把心思花在這些期盼中華民國重回大陸的中國人身上。說起來這也才符合國民黨的統戰之道，只在台灣打混仗，實在太小家子氣了些。國民黨諸公應該看看《建豐二年》，好替自己壯膽，去想他們自己不敢想的未來。」對於在選戰中一敗塗地、黨產遭凍結、再起的希望日漸渺茫的中國國民黨，《建豐二年》不單單是一本小說，或可成為人手一冊的勵志經典和心靈雞湯。

洪秀柱的案頭應當有一本《建豐二年》，這樣她去北京見習近平的時候，腰桿就能挺直一點，甚至可以買一本送給習近平——慶豐帝會被書中的建豐帝的故事感動嗎？習近平被感動的機率微乎其微，但洪秀柱等國民黨掌舵人讀了這本書之後，能否改換思路：不再宣揚「九二共識」、「國共一家親」之類的謊言，不再幫助共產黨暗渡陳倉地佔領台灣；而是爭一口氣、鼓一把勁，傾注全力於中國大地，去跟中共逐鹿中原？那麽，也就不枉陳冠中苦心經營這本小說了。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