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在本月10日證實，即將廢除特別偵查組。儘管檢察總長顏大和刻意藉著與媒體餐敘的時機對執政黨喊話，說是處理特偵組的存廢要有智慧，但社會普遍對這種反撲聲音冷眼以對。畢竟，對歷經全球最長久戒嚴歷史的台灣人而言，這種對綠「特偵」，對藍「別查」的執法者，不過就是另一個「東廠」的爪牙罷了。
講到戒嚴時代的「東廠」，人們很容易連想到當時利用各種「爪耙子」(密報者)滲透到台灣各個角落的情治機關。不經意的一句話若是被拿去打小報告，輕則升遷無望，重則身陷囹圄、甚至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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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蔣統治下的特務組織，是效法蘇聯模式而來。在東歐，也有一個國家學得淋漓盡致，那就是東德。
東德政權對社會的掌控，很重要的策略則是透過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Stasi）進行高壓統治。這個單位淵源自蘇聯的情報機關KGB。早期的幹部，大多曾在KGB服務，或為KGB工作過。東德建國後，這個部門直到1950年代末期都還是直接接受蘇聯共產黨的指揮，連東德執政的社會統一黨都不能過問其中的人事。直到第3任部長米爾克（Erich Mielke）在1957年上台後，其無個人政治意見、沒有野心、忠誠扮演黨國機器的人格特質，方使國安部與東德掌舵的烏布里希特及後來的總書記何內克全然相安無事。
根據繼何內克之後領導社會主義統一黨的克倫茲（Egon Krenz）的回憶錄記載，何內克與米爾克在每次政治局會議後都一定會闢室密談，談話的內容，連已經被內定要準備接班的克倫茲都未能聞問。
在米爾克就任後，東德國家安全部在整個社會嚴密佈間，組織迅速擴張。他剛上任的時候，國家安全部有1萬4千個專職工作人員，10年後增加到3萬3千個，20年後再倍增為6萬6千個，到了統一前夕的1987年已經成長到9萬9千個。而「非正式僱用的線民（inoffizielle Mitarbeiter）」則多達30萬人之譜，以東德不過1660萬人口的規模，如此龐大的線民網可以說是到了人人都被監視的地步。
許多基於職業而接觸到個人隱私的工作者，如律師、醫師、教師、教練、神職人員等，都是國家安全部要求合作的對象。
東西德統一後，清點國家安全部的檔案，針對前東德公民所記載下來的就有400多萬件，佔所有人事檔案的2/3。聯邦政府經過一番辯論後，決定允許所有名字被國家安全部登錄的當事人調閱自己的檔案。許多當事人都赫然發現，定期向國家安全部彙報其最新動態資料的，竟是其同事、朋友、家人、甚至是配偶。
這些線民中有不少人是被迫為國家安全部效勞的，因為國安部可以撤銷任何證照、撤銷入學許可，或者不讓人參加任何的訓練，藉此毀掉一個人的前途。國安部對被統治者的騷擾與精神暴力，也是讓人被迫屈從的主要原因。
可嘆的是，也有人非常樂意配合。花亦芬教授在其大作《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便指出，「在納粹時代，蓋世太保已經是非常惡名昭彰。然而，蓋世太保在當時所鋪下的線民網絡還不至於去號召民眾透過『告密』來表達對元首的效忠。然而，在東德共產黨統治下，『告密』卻被視為對國家忠誠的具體表現」(p. 343) 。
晚近在中國發展的台灣藝人之中，也不乏樂於以「告密」來顯示其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者。他們動輒指控別的台灣人是「台獨」，逼對方表態。這種人的行徑，恰恰又是花亦芬教授引述波蘭裔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n所說的：「共犯與幫兇之所以靠向為惡的那一方，是精打細算後的結果。他們不是盲目跟隨，而是清楚地想要藉此獲得『得利者的群體感』，好讓別人覺得他們是有靠山的。」說這種人「邪惡的平庸」並不貼切，實際上他們是「精打細算下向惡勢力靠攏」(rationality of the evil, p. 156)
「抓耙子」橫行，令人髮指也讓東廠的陰影揮之不去。台灣相關機關想讓人民相信，唯有大破大立，徹底將過去警總等情治機關豢養線民滲透各界的黑暗歷史交代清楚，並追究加害者的罪責。相關的步驟，德國人已在戰後處理納粹餘孽以及在東西德統一後處理國安部時做出很好的示範。就算看不懂德文，國內也有很多學者專家著書詳解。台大歷史學系花亦芬教授的著作就極其值得參考。本書文筆流暢，交代歷史事實情節比小說更精采，深受東廠遺毒荼害的台灣人，都應該好好讀一讀！
台大歷史學系花亦芬教授著作《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圖：翻攝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