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打著習仲勳親筆題字「《炎黃春秋》辦得不錯」的金字招牌，《炎黃春秋》這份由中共黨內開明派人士主持的刊物，仍然未能逃過最後一劫。當其「掛靠單位」（中國沒有任何一家民營的媒體，即便是民間創辦的媒體，也必須找到一個體制內的部門「掛靠」）文化部下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強行接管之際，該雜誌的主辦者們斷然宣布停刊，結束了四分之一世紀的生命。
追求集權 不惜與老爸一刀兩斷
《炎黃春秋》雜誌社前社長、趙紫陽時代曾任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說，雜誌這次受到的整肅不守法而蠻橫粗暴，跟以前不一樣，讓他聯想到文革時代才會發生的那些事情。兩年前被迫離職的前總編輯、發明「潛規則」這個概念的歷史學者吳思，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炎黃春秋》和藝術研究院的衝突越來越激烈，好幾次都鬧得很厲害，鬧到要去印刷廠控製印刷的程度。經過這麼一番打擊，可能很難堅持原來的初衷了。黨內改革派、開明派、溫和的民主派又失一城。」而曾擔任趙紫陽的秘書、六四以後唯一下獄的中央委員鮑彤則評論說：「我個人認為那個挂靠單位已經直接侵犯了《炎黃春秋》的出版自由。雜誌失去出版自由，和作者失去寫作自由是一回事，和讀者失去閱讀自由也同樣是一回事。因此，它也直接侵犯了這一雜誌的作者群和讀者群的公民權利。」
此次中共當局對《炎黃春秋》採取釜底抽薪式的打擊，顯然得到習近平本人的首肯。將大小權力集中於一身的習近平，不會將文宣工作的最終決定權交給他並不信任的、表面上分管文宣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劉雲山更沒有膽量故意折騰出這樣的國際新聞來「高級黑」習近平——這是某些海外人士對中國高層內鬥的天方夜譚式的想像，他們對習近平仍然懷有不切實際的幻象，「善意」地將習近平執政以來所有壞事，都歸結到劉雲山等「江澤民餘孽」身上。
「《炎黃春秋》辦得不好」，這就是習近平的真實想法。習近平與習仲勛的想法截然相反，如果習仲勛還在世，並且出來挺《炎黃春秋》，也會因過於「自由化」而被送進秦城監獄。習近平甚至會以此顯示他敢於大義滅親。當年，鄭芝龍投降清廷之後，鄭成功立即將父親當作勢不兩立的敵人；今天的習近平爲了捍衛共產黨的權力，為何不能跟良心未泯的老爸一刀兩斷呢？共產黨人不就宣揚黨性高於人性嗎？
搞一言堂 習要比前任堅決得多
其實，我個人對《炎黃春秋》評價並不高，它在幾次整頓之後，早已傷痕累累、氣息奄奄。它所發表的文章從來不敢越「雷池」一步。 「雷池」是什麽呢？曾擔任副社長的楊繼繩透露，雜誌社被迫再三承諾，發表的文章不碰政治敏感問題，如多黨制、軍隊國家化、中央級領導人及家屬的問題以及宗教、國防、少數民族、「六四」和法輪功問題；而這些問題恰好正是當下中國面對的棘手的挑戰，不面對這些問題並不意味著這些問題就憑空消失了。如果用這張單子來實現「自我審查」，剩下可以討論的問題就屈指可數了。
有一些思想更徹底的學者，早已對《炎黃春秋》的畫地為牢感到不耐。六四後曾流亡海外的出版界前輩於浩成認為，《炎黃春秋》是「救黨派」，而這個黨基本上是無可救藥的；《炎黃春秋》現在還談什麼改革，「事實上就是延緩中共的專制統治」。
然而，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可以苟且偷生的《炎黃春秋》，在習近平時代再無存身之地。這表明中國言論自由的環境一直在惡化。習近平連「救黨派」秉持的「第二種忠誠」都不能容忍，他要像楚懷王那樣，非得將忠心耿耿的屈原逼上死路不可。習近平的榜様是希特勒和毛澤東，希特勒和毛澤東永遠和絕對正確，不容旁人說三道四，甚至都不給諫臣作秀的機會。
反右運動的前夕，儲安平批評共產黨的統治是「黨天下」，他沒有經歷整個越走越黑的毛澤東時代，否則他最後必定會將「黨天下」修正爲「毛天下」——連黨都可以被毛輕而易舉地摧毀，毛才是「一言堂」的堂主。如今，習近平的夢想是打造同一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一言堂」，正如自由亞洲電臺評論員未普所說：「這種搞一言堂的行為，習要比其前任堅決的多。他的前任，紅色江山看門人江澤民和胡錦濤都知道，《炎黃春秋》的存在，實際上是作為中國言論開放的樣板來搪塞海外批評的，可是習近平連這張遮羞布都不要了。這到底是顯示習當局的底氣，還是顯示其極端不智？」愚蠢的人永遠不會承認自己的愚蠢，承認自己愚蠢的那一天，他就變聰明了。
如果說胡錦濤統治末期抓捕並重判劉曉波、打壓《零八憲章》，說明中共拒絕改良和改革，堅持將一黨獨裁的模式走到底；那麽，《炎黃春秋》在習近平時代不無悲壯地遁入歷史，則表明中共才是自己的「終結者」，即便一些退休的開明派也不能「妄議中央」，習近平無疑就是當代的桀紂。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