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對於「外勞」一詞並不陌生，早在1980年代台灣就有外勞的出現，直到1989年引進外勞才正式合法化，因政府為解決14年建國計劃勞動力的問題，以專案的方式引進營造勞工；1992年《就業服務法》通過，其中制定了「外籍勞工專章」，允許民間產業引進外勞，也確立了台灣移工「外勞」的稱呼；而後在業者的壓力下，逐次放寬允許引進移工的行業類別，正式擴展至製造業與家事服務工作。

在外勞政策四大原則：「外勞必須是補充性勞動力、防範外勞成為變相移民、避免製造社會問題、不得妨礙產業升級」下，政府設下了嚴格的移工管理政策，如單次工作期限的規定。根據2012年通過的《就業服務法》第52條修正案，外勞工作期限由2年修正為3年，累計在台工作年限由9年改為12年，但是3年屆滿仍須出國至少1日才能返台工作；此規定避免了移工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5條需連續居留年滿5年的規定，嚴格防範移工成為移民，同時也造成本系列報導中職災移工所面臨的展延居留困境。

1994年勞委會通過「3K行業專案」引進製造業移工，3K行業指工作性質較辛苦、國人工作意願低、缺工嚴重且產業仍有重要性的行業。移工不僅填補台灣缺工嚴重的產業，因這些產業的職災風險較高，風險也轉嫁到他們身上。

除了職災風險、工作期限的限制，移工主要是透過民間仲介轉介來台工作，需負擔高額的仲介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以下簡稱TIWA）理事長顧玉玲2013年於《台灣人權學刊》曾撰文解析台灣外勞政策的矛盾（註一），她指出，移工來台前要支付的仲介費從8萬元至25萬台幣不等，造成多數移工來台工作的前一年半都在還債；雖然勞委會規定仲介費不得高於在台1個月基本工資，但她說，「業界都很清楚，超收的部份就是「外勞配額」的購買費，這是約定俗成、官方漠視、地下化的仲介費用，也是移工最大的負擔。」

好不容易通過層層關卡來到異鄉工作，移工領的不是高薪，而是最低標準的基本工資。陳素香受訪時指出，20幾年前引進移工時，移工薪資就與本地勞工脫鉤，現在只在訴求不要與基本工資脫鉤。

根據媒體報導，勞動部8月25日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後，代表資方列席的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總會理事林榮燦曾說，對調漲基本工資樂觀其成，但前提是外勞和本勞薪資應該要脫鉤，如果不願意脫鉤，那他反對調高基本工資；26日勞動部長陳雄文召開記者會後則公開表示，我國已簽署兩公約，本勞、外勞仍須一視同仁，本勞、外勞基本薪資不可能脫鉤。

TIWA政策研究員陳素香(27)日受訪時則痛批，林榮燦的說法可惡的地方在於：第一，他認為外勞理所當然就應該低新；第二，實際上他並不想加基本薪資，但他把不加基本薪資的責任歸給外勞；第三，他藉機分化本勞跟外勞，「所以這不是王八蛋是什麼？」。

陳素香認為，這就是林榮燦的藉口，他也知道本勞、外勞脫鉤這件事情，其實是很難說的過去，所以他是藉此來反對基本薪資增加，把本勞基本薪資不能提高的責任歸給外勞，「你們要保外勞不脫鉤，你就不要怪我（不提高），如果你脫鉤了，我可以加高（基本工資）給本勞沒關係，但是因為你不脫鉤，所以我就不可能加薪。」

這次由資方挑起的外勞、本勞基本工資是否脫鉤的議題中，移工的「外來者」身份被凸顯出來，他們同樣為「勞工」的身份反而被削弱，僅僅是資方談判桌上的籌碼。多數人不容易看見「外勞」在台灣惡劣的勞動條件、受到層層法令限制，且他們身為「勞工」應有的權益，卻要移工團體費盡力氣才能勉強爭取到。

顧玉玲2013年撰文（同註一）指出，只要工作期限滿了雇主就可將移工丟回母國，政策性壓低移工的勞動條件與移動的頻率，正是「外勞商品」受到青睞原因。而職災移工的議題恰好反映了移工為「外勞商品」的悲歌。

當移工不幸發生職災意外，「外勞商品」失去價值，就被丟回母國，能留在台灣接受治療的非常少數。陳素香受訪時口氣無奈地說，來到TIWA的他們會盡力幫忙處理，沒有來的，99%應該都是受傷沒多久就被遣送回國了，就算賠償也只有一點點，像是「一隻手指頭五萬，兩隻十萬。」

移工依據受傷的部位，獲得一個低廉的賠償數字，彷彿幾萬元就能讓傷口復原。大部分的移工帶著傷口回到母國，無法接受完整的醫療；少數幸運留在台灣的，仍在異鄉繼續辛苦地走完99哩路，盼望能有走到終點的一天。

註一：顧玉玲（2013），＜跛腳的偽自由市場：解析台灣外勞政策的三大矛盾＞，《台灣人權學刊》2卷 2期 p9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