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島剛

新聞野島剛觀點》伊斯蘭國的名稱問題

大約15年前，當我還在報社跑社會新聞時，曾報導過一起犯罪案件。不久之後，一名與案件當事人同名的中年男子跑來報社，表示自己要「申訴」。 他說：「可不可以不要再報導這件事了？周圍的人都在拿我開玩笑，每次在報紙上看到這個名字，我都會很不舒服。」 他的名字很特別，因此比較引人注目。然而，我也只能向他誠懇地說明：「我很理解您的心情，但這是當事人的真名，我們只能如實報導。」 這樣比較可能會有些不妥，但是受「同名」的牽累，或許也是目前住在日本的伊斯蘭教徒的心聲吧。「伊斯蘭國」（IS）所犯下的罪行受到國際間撻伐，尤其是日本人質事件讓在日本的伊斯蘭教徒蒙受「同名」之苦。 伊斯蘭國展開了一連串的恐怖活動與挾持人質事件已經造成國際的恐慌，人人聞之色變。尤其是日本的兩位人質後藤健二與湯川遙菜被處決一事，更是在日本民眾間引起了軒然大波，當電視上與報章雜誌不斷地出現「伊斯蘭國」的組織名稱，卻也間接對居住在日本的穆斯林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例如，名稱中有「伊斯蘭」的團體無法在銀行開戶，有時還不能預約使用公共設施。以伊斯蘭教徒的裝扮在街上行走時，會遭到路人的異樣眼光。因此，土耳其駐日大使館與各地的伊斯蘭團體紛紛發出要求或聲明，呼籲媒體改變「伊斯蘭國」這一名稱。 一個市民團體在網路上發起了「不再使用‘伊斯蘭國’名稱」的活動。在短短的1個月時間裡，贊成人數就達到了近3萬，如此熱烈的反響超出了主辦者的預期，可見人們對此問題的重視程度。 伊斯蘭國的名稱在日本和其他國家各不相同，存在許多種不同的稱呼。安倍首相在國會中闡述了日本政府將其稱為「ISIL」的理由：「（伊斯蘭國的名稱）會給人一種代表伊斯蘭的錯誤印象，因而導致伊斯蘭教徒的不快。」美國媒體稱其為「ISIS」，英國BBC則是「Islamic State」。目前，大部分的日本媒體依然沿用「伊斯蘭國」的名稱，但NHK最近改為「IS = Islamic State」。 雖然，以報紙為中心的媒體曾經使用過「ISIL」或「ISIS」等稱呼，但依然認為「伊斯蘭國」才是其正式名稱，所以就採用引號標注或在其前面加上「過激派組織」字樣等方法予以區別。這是因為日本媒體傾向於進行實名報導，認為任何人都有決定自己名字的權利。 另一方面，反對使用該名稱的市民團體則反駁道：「這種做法的依據不過是媒體內部的理論。」他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歧視與人權問題仍然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名稱的正確性到底有多重要？這種想法我也能夠理解。 這一個問題在研究伊斯蘭的日本學者之間也引發了爭論。現狀維持派主張：「如果一個人僅從‘伊斯蘭國’這一名稱上就對伊斯蘭產生誤解，那麼只能說明他知識匱乏，並非本質上的問題。」而呼籲改變名稱的一派則認為：「即使是在中東地區，也很少有人稱其為‘伊斯蘭國’。」 部分伊斯蘭教徒聲稱：「該組織的成員並非伊斯蘭教徒。」拋開宗教上的解釋不談，「伊斯蘭國」是從伊斯蘭社會中誕生的團體，這一事實並未改變。在日本居住的穆斯林人數雖然日漸增加，但是日本民眾對伊斯蘭卻很陌生。因此，一旦出現關於伊斯蘭的負面消息時，又很容易產生了誤解。這也是日本社會的特殊之處。 因此，我個人希望「伊斯蘭國」不要單純地被歸為禁語，而是在政府、媒體、民眾應加強交流，並且藉這個機會讓民眾對伊斯蘭有所理解。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新聞野島剛觀點》日本麥當勞衰落的原因

日本麥當勞的客流量出現了大幅下滑。前日我來到麥當勞，發現以前每天午餐時段都會排起的長隊已經消失不見。據稱，麥當勞的銷售額比去年下降了4成，正在努力縮減成本支出。最近經歷的一件事，就讓我切實感受到了這一點。 前幾天，我在麥當勞用餐，點了起司漢堡和雞塊。起司漢堡的麵包吃起來乾巴巴的，令我不禁想道：以前的味道有這麼差嗎？雞塊的蘸料分芥末醬和烤肉醬兩種，以前我一直是兩個都要，但這次卻遭到了拒絕。店員告訴我，現在只能選擇一種。也許本次經歷只是偶然，但我總是覺得麥當勞正處於困難時期。 從表面上來看，日本麥當勞之所以面臨如此處境，是因為它此前使用了從中國購買的過期雞肉。從去年至今，麥當勞還發生過數起食品中混有異物的事件。但我覺得，現狀背後還存在著更加深層的原因，那就是日本速食的多樣化。 今天，日本人非常注重健康飲食。因此，貼近自然、熱量較低的和食備受推崇。關於這種回歸和食的現象，有以下資料可以證明：日清奧利友集團對日本人的晚餐情況進行了調查（2013年），發現「與10年前相比，烹製和食的頻率升高」的受訪者占到了46%。與之相對，「烹製西餐的頻率降低」的人占32%。前者的最大原因在於「和食更加健康（72%）」，後者的最大原因則是「西餐熱量過高（67%）」。 另外，對於飲食市場來說，日本社會的老齡化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與44年前麥當勞剛剛進入日本時相比，喜歡吃漢堡等高熱量食物的10-20多歲的年輕人數量已大幅下降，中老年人成為了飲食市場主要顧客。而在該人群中，麥當勞很不受歡迎。 與之相對，便利店推出的「中老年食品」似乎取得了成功。面對這一客戶群，各個便利店準備了能將食物分成小份的袋子，開發了高檔麵包、小菜、點心等食品。銷售壽司、烏冬、蕎麥麵的連鎖餐廳數量也在增加，成為了麥當勞的競爭對手。 另一個問題在於，日本麥當勞從商品創意到宣傳手法上都過於依賴美國總部，沒有及時開發出迎合日本消費者需求的食品。 標準的速食連鎖店一般會從全球調集廉價的食材，以中央廚房的方式對食材進行批量加工。在開發階段中選定主推食品之後，再通過效率較高的經銷制度大量銷售。 在這種系統裡，成本效率是優先目標，所以各家分店的商品與服務會傾向於統一。這本不是一件壞事，但目前消費者的喜好已經出現了多樣化趨勢，僅提供美國制定的統一功能表，已經遠遠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我們都在追求新鮮美味的食材和菜餚。當然，熱情溫馨的服務態度也十分重要。在價格合理的前提下，即使多付一些錢，人們也願意選擇更加安全與健康的食品。雖然會顯得有些任性，但這就是消費者的意願。10年之後，每座車站附近都能看到麥當勞的情景，可能已經都消失也不奇怪了。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新聞野島剛觀點》日語的起源

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究竟從何而來？相信很多人都思考過這個問題。特別是在學過外語之後，人們就能客觀地審視自己的語言，從而去想很多事情：「為什麼日語裡總是不明確主語？」「為什麼日語的敬語這麼複雜？」 最近，我讀了一本有關日語的著作——學習院大學語言學教授大野晉的著作《日語的起源新版》（岩波書店）。這並不是一本新上市的書，它在1994年就已經出版，並且在語言愛好者之間廣為流傳。 大野在書中主張：日語源於塔米爾語Tamil。塔米爾是南印度的一個地區。作者指出，日語中的「足」、「行」、「碰撞」、「切」等許多詞語的發音和意思都與塔米爾語相同。 若是普通研究者，這種學說肯定會被眾人一笑置之。但大野是日語學會的泰斗，是一名能夠代表日本的語言學家，因此他的說法引起了很大爭議。然而，大野的學說終究未能顛覆學會的常識。雖然，這兩種語言在詞語方面有諸多相似之處，但語法上存在很大差異，同出一門的說法無法令人信服。 但除了塔米爾語以外，認為日語起源於遙遠地方的觀點還有很多。例如，有人認為日語起源於拉丁語。一個名叫與謝野達的人認為：「在日語中，與拉丁語存在語源關係的單詞有900個。」他還出版了一本厚達620頁的著作，試圖證明這一觀點。 甚至，在明治時期還曾出現過希臘羅馬起源說。哲學家木村鷹太郎是日本首位將《柏拉圖全集》全部譯完的人物。在翻譯過程中，他發現古希臘的語言、習俗、神話與日本存在許多共通之處。於是他開始認為，日本民俗才是希臘、羅馬文明的直接繼承者。基於這種思想，他主張日語是希臘語和羅馬語的一種產物。這種西洋起源說是一種將日本民族文化的源頭歸結於西方的觀點，從當時的議論中，能夠感受到人們試圖以對等的觀點出發，將日本的歷史與西歐列強相提並論。 雖然出現了塔米爾起源說、拉丁語起源說、希臘羅馬起源說等各種觀點，但沒有一種具有決定性的說服力。那麼，日語到底是從何而來的呢？ 從語言學上來看，日語雖然勉強和琉球語有雷同之處，但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個「孤兒」。它和朝鮮語、漢語、東南亞各國語言、蒙古、中亞各國語言並無關聯性。通過漢字的形式，日語從漢語中借來了許多詞語，但是，這可以說是一種後天的影響，兩者在語法上並不存在相似性，具有明顯的區別。話雖如此，就像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區一樣，在語言上被周邊地區所孤立的地方還有很多。日本是一個島國，而且無論是從亞洲還是南洋的範圍來看，它都位處在最邊緣的位置。這也許就是大和民族與其他民族在語言上沒有發生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語言是人類自身特徵的一個部分，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誰，渴望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語言的起源。雖然日語可能是一種被孤立的語言，但希望日本這個國家不要走向孤立，永遠做一個開放的國家。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新聞野島剛觀點》消失在戰亂中的伊拉克古代遺跡

我第一次前往伊拉克，是坐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卡車上一路顛簸穿越國境進入戰區。當然，我的護照上並沒有蓋伊拉克官方的入境許可章，因為我是隨同交戰國一方進入這裡。所謂的戰爭，本身就是以一種不尊重對方國家主權的前提下恣意妄為。這一點從我是如何進入伊拉克的，就再清楚不過了。 作為日本報社《朝日新聞》的戰地特派員，我成為了一名隨軍記者，針對2003年3月美軍進攻伊拉克一事進行新聞報導。當時，身處伊拉克的日本人很少，與美軍同行的記者，除我之外還有幾位自由記者，有的跟著海軍，有的跟著空軍，但是在黃沙滾滾的伊拉克戰場上進行現場報導的，或許只有我一人吧。 這場戰爭的勝負很快就揭曉了。美軍從科威特向北推進，佔領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僅花1個月的時間就取得了勝利。當戰爭一結束，我決定前往當地的古代遺跡看一看，以確認它們是否遭受到任何戰火的波及。 在學生時代，世界史的課本上提到了「四大文明」。包括中國的黃河文明、印度的印度河文明、埃及的尼羅河文明，以及伊拉克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又稱兩河文明，意即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土壤。可以追溯至西元前3500年以前，該地區孕育出繁榮的文明。 從地理範圍來看，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北起伊拉克的北部大城摩蘇爾(Mosul)，但是如今卻被伊斯蘭國佔據，南至納西里耶(Nassiriya)小鎮。在歷史上，曾先後出現過蘇美爾、巴比倫、亞述等由高度文明支撐起來的強大古國，留下了無數的文物與巨大的古蹟建築，遺跡的「密度」要比其他地方遠遠高出許多，每走10公里似乎就能看見一處遺跡，其文明價值的程度簡直令人歎為觀止。 當時，我在隨軍報導及戰後採訪時，活動據點大多以南部地區為主，也特地探訪位於納西里耶附近的烏爾城遺址，這座古城在蘇美爾文明的諸多城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這裡有極具價值的皇家墓地，即烏爾皇陵，但是據說在1991年波斯灣戰爭中，遭受到了多國部隊的導彈攻擊而毀損。雖然無緣親眼目睹最近遭受伊斯蘭國一連串破壞的北部古城遺跡，即使如此，透過南部的古代遺跡，我依然能夠切身感受到伊拉克作為古代四大文明之一的發源地，本身具有的崇高歷史價值。 當我乘車接近烏爾城遺址時，被一輛美軍車輛攔了下來。一位士兵毫無來由地對我怒吼：「你以為這是在哪裡！你是哪一國人？有人會利用汽車進行自殺攻擊，我們要檢查你的車輛！」當檢查完確認沒有問題之後，對方開始向我提問： 「你要去哪裡？」 「烏爾城。」 「烏爾城是什麼？」 「是一處遺跡。」 「遺跡裡有什麼？」 「遺跡就是遺跡。」 「你去那裡幹什麼？」 「你知道四大文明嗎？伊拉克擁有世界上最珍貴的古代遺跡。烏爾城就是其中之一。」 「是嗎？我倒沒聽說過。」 「對基督教來說，烏爾城可以說是一處發源地！」 「基督教的發源地不是耶路撒冷嗎？」 「那是新約聖經裡的說法，舊約聖經裡就提到了烏爾城。」 「這我可不知道。」 從一來一往的對話當中，美國人對歷史的一竅不通不禁讓我產生反感。他們根本不知道，烏爾城遺址對於自己所信仰的基督教文明是多麼的重要。 《舊約•創世紀》第11章31節寫道：「他拉帶著他兒子亞伯蘭和他孫子哈蘭的兒子羅得，並他兒婦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出了迦勒底的吾珥（即烏爾，下同），要往迦南地去。」 預言者亞伯拉罕（原名亞伯蘭）是聖經中的一位主要人物，神向他發出指示，要他離開曾經居住的「迦勒底的吾珥」。一直以來，人們認為亞伯拉罕是一位虛構出來的歷史人物，但隨著烏爾城遺址被人發現，他真實存在的可能性也隨之大增。根據發現烏爾城遺址的英國考古學家表示，烏爾曾是世界貿易的中心，並且實現了高度的文明化。烏爾城遺址呈正方形，邊長約1公里，城中有丘狀的神殿遺跡。甚至在烏爾皇陵中發現了大量的金、銀、青金石等寶石與其他高價物品，還有圓柱、拱門、圓形天井、圓頂建築物的遺跡。 由於當時戰爭才剛結束，所以我參觀烏爾城遺址時並沒有看到其他遊客，這讓我感到十分閒適。如果能夠完整地保存這裡的遺跡，並且向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開放，一定會成為伊拉克的一處重要觀光資源。 然而，就在戰爭結束不久後，發生了一件震驚國際的消息--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慘遭洗劫。當海珊政權徹底垮台後，巴格達陷入了無政府狀態。數千名暴徒闖入了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搶走或破壞了大部分藏品。掠奪者裝備了步槍、手槍、棍棒等武器，將收藏品放在手推車上或口袋中，逃得無影無蹤。 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展示著從史前時代到伊斯蘭時代的東方國家歷史文物，不僅是伊拉克最大的博物館，豐富的館藏也是全世界屈指可數的。從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伊斯蘭文明遺跡出土的數十萬件珍貴的文物都收藏在這裡。此次事件中，暴徒掠奪了約1萬件的珍貴文物，其中包括亞述時代的象牙工藝品以及鑲金的象牙嵌板。此外，蘇美爾的都市國家烏爾的黃金豎琴、刻有《漢摩拉比法典》的銘板等見證了文明起源的諸多文物也被搶奪一空。雖然，約有6千件文物後來得以在國境等處攔住追回，但剩下的4千件仍然不知去向。 關於本次的掠奪事件，日本的國士館大學古代文化研究所教授松本健在接受我的採訪時痛心地說道：「如此大規模的文物掠奪行為，在近代中東是史無前例的，其損失不可估計。」 據說，讓伊拉克博物館成長為世界級博物館的人物就是前總統薩達姆‧海珊。過去，歐美考古隊在考察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遺跡時，能夠不受任何限制地將挖掘出來的文物帶回自己的國家。因此，倫敦大英博物館中才得以陳列亞述時代的浮雕，而巴黎羅浮宮也收藏著《漢摩拉比法典》的石碑。 但是後來，海珊總統開始嚴格限制文物出境，並在遺跡考察與發掘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用出土文物大大地充實了國家博物館。他還指示在伊拉克各地建立地方博物館，並向法國政府提出了歸還《漢摩拉比法典》石碑的要求。然而，海珊政權被美國推翻之後，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慘遭搶掠，這也許可以看作是一種歷史的輪迴。 我讀過小說家桃樂絲•麥金塔（D.J. McIntosh）所寫的《巴比倫寶藏》（The Witch of Babylon）一書。原著是英文，2012年推出了日語版。故事講述的是伊拉克戰爭之後，一塊刻有《舊約聖經》原文的石碑不翼而飛，世界各國的犯罪集團對其展開了瘋狂的爭奪。這部優秀的推理小說生動地闡述了一個道理：人類對文物的欲望最終會導致文物無可挽回的破壞。 伊拉克戰爭後發生的文物掠奪事件就如同小說一般離奇。這場大規模的掠奪導致1萬多件文物流失，雖然部分文物在後來得以追回，但大部分都消失在美術品市場的地下交易之中。時至今日，「從伊拉克掠奪的藝術品」雖然不會出現在公開的拍賣會或美術品交易市場上，但是文物收藏業界一直傳聞說，它們正以高價在黑市中被人交易。 在中東，杜拜、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等地一直都是走私團體的據點。我曾採訪過杜拜的走私商，他告訴我，被掠奪的文物將在杜拜等處的秘密倉庫中保管3-5年，等風聲過去之後再拿出來賣掉。那些伊拉克無法追回的文物就是通過這樣的管道輾轉流入中東富商與歐美收藏家之手的。據說在最近，還有不少文物經由香港進入了中國。 2001年，「宙斯神像的左腳」在日本被發現。這件見證西元前3世紀希臘文化的珍貴文物是從喀布爾博物館流失的。由於名氣太大，它在歐洲等地的市場輾轉了8年時間，最終流入了日本。 一般來說，在和平的年代，文物與藝術品會被人高價收購，得到良好的保護，即使易主，人們也能知道它的行蹤。相反地，在戰時文化的命運就如同風口的燈火般飄忽不定，面臨著掠奪、失竊、流失等諸多風險。 最容易理解的一個例子就是故宮。隨著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地區，故宮文物開始南遷。淞滬會戰與南京陷落又迫使文物順長江而上，運往四川省避難。在後來的國共內戰中，故宮文物中的一部分被送到了臺灣。跌宕起伏的東亞近現代史改變了故宮的命運。然而，故宮的文物都還有救，它們中的絕大部分都被保管了下來。雖然分處海峽兩岸，但文物本身並沒有流失。 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生活在當今社會中的我們必須要對文物到底歸誰所有這一問題持有深刻理解。決定文物生殺予奪的權利並不應該完全被掌握在某個特定的國民國家手中，因為文物具有世界公共財產的性質。執政者經常會通過佔有或破壞文物的方式來顯示自己的權威。這是因為，文化是深深地扎根於民族與宗教的「正統性」之中的。 伊斯蘭國對遺跡進行破壞也正是基於這樣的心理，他們認為這麼做是出於自己的宗教信仰，並試圖將破壞行為為正當化。但是，面向文化揮出的刀刃，最終都會傷及自身--這一點已經得到了歷史的驗證。因為，不珍惜文化的政權總有一天會不再把民眾的意願放在心上，最終遭到人民的唾棄。 伊斯蘭國破壞了伊拉克與敘利亞的文物。這不僅讓我回想起，在受到美國攻擊之前，塔利班臨死掙扎般地破壞巴米揚遺跡的所作所為。如果伊斯蘭國最終覆滅，就會重蹈塔利班的命運，「歷史的輪迴」也將由此得到證明。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新聞野島剛觀點》誰是最不受屬下歡迎的上司？

最近，日本某經濟雜誌刊載的特輯主題是「 什麼樣的上司最不受屬下歡迎呢？」其中有一項是「管太多的上司最不受歡迎」。所謂的「管太多」，就是指上司不只是關切屬下的業務情況或工作態度而已，甚至會鉅細靡遺地過問個人的私生活。閱讀了這篇文章之後，我深有同感。而你是否也遇過這種類型的討人厭上司呢？ 其實在我工作的地方，就出現了一位「管太多」的上司，是我們部門的女主編，她每次總是會耳提面命地再三囑咐： 「當公司的電話響起時，不要推給他人，要自己主動去接。」 「在公司裡，若有新進的記者遇到困難時，前輩就該適時給予建議。」 「除了採訪等任務之外，全體同仁一律要出席每週一上午召開的編輯會議。」 「雙面列印才不會浪費紙張。外出採訪時儘量搭乘地下鐵或電車，不一定要搭計程車。」 「希望大家能夠踴躍訂閱自家報社出版的雜誌。」 當然我可以理解上司求好心切和節省開銷的心態，卻不能苟同。現在的日本企業已經不像過去那樣進行軍事化的嚴格管理，在成本考量上，即使在同一間公司上班，除了正式員工之外，也有約聘人員和臨時雇員，不同的雇用方式與待遇也會影響了員工對公司的向心力。員工之間也無法像以前一樣，每晚下班之後小酌一番來增進感情了。 因此，身為一位管理者自然而然會去擔心該如何整合，為了避免整個公司成為一盤散沙，所以上司在日常的枝末細節上就會三不五時地對屬下做出要求。 去年之前，我擔任朝日新聞中文網的主編長達三年。那時候，我堅持的理念是「自主管理」，和「管太多」是完全相反的。 我認為，上司對屬下的管理不應該是一味地發號施令。我們是一家媒體，在遵守報導倫理的大原則下，各位員工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應該充分獲得自由發揮的空間，如果最終沒有取得預期成果，更要讓員工學習勇於承擔責任，不是嗎？ 當我和一些朋友分享這樣的想法時，他們會說：「你只是對別人不感興趣而已。」或許這方面的原因確實存在，但即使如此，我還是對管理一事興趣缺缺。 在我實施的「自主管理」之下，職場的氛圍又是如何呢？至少我個人覺得很融洽。雖然曾經有幾名年輕屬下表達不滿，認為身為主編的我是在「放牛吃草」，但是換個角度想，如果這些人有時間去抱怨他人，為何沒有時間做好自我要求呢？而且，他們自身的工作品質又如何讓上司認同呢？面對下屬若是提出「上司應該認真做好管理」的意見時，我只會說：「那你要更對得起自己才行。」 不管怎樣，當我看到自己的上司拼命管理屬下的模樣，突然開始同情她了。將近20年，我在職場上累積的工作經驗，已經足夠我駕輕就熟地去面對很多突發狀況了，也很清楚明白上司的用心良苦。因此，我以相對應的工作成果去達到要求，同時也站在輔助者的立場幫她維持職場上的平衡。 雖然，有不少年輕的新進員工，似乎對於目前的「管太多」模式感到反感。對於他們這樣的反應，我能夠提出這樣的建議只有： 「等你們當了上司，可別重蹈覆轍呀！」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新聞野島剛觀點》陳舜臣是「中國裔作家」嗎？

陳舜臣是日本戰後傑出的作家，留下了數量相當可觀的著作，但是對於這位大作家之死，日本媒體的報導卻是低調，而且是輕輕帶過。 　　 他的生涯著作總共超過100冊以上，而且獲獎無數。「江戶川亂步賞」、「直木賞」、「大佛次郎賞」、「吉川英治文學賞」、「日本藝術院賞」等，幾乎囊括了各種文學相關獎項，因此稱陳舜臣為國民作家一點也不為過。但是，或許因為他不是日本人，也可能是臥病在床有10年之久，最近他在日本文壇的存在感似乎越來越稀薄。 2015年1月，陳舜臣逝世於日本。每家報社的文藝記者對於作家評傳的寫法不同，但是至今尚未看到有任何切入核心討論的文章。這可能是因為和陳舜臣有親交的記者或評論家都已經退出第一線，現在寫訃聞或評傳的人幾乎不曾和陳舜臣有過直接的接觸和交誼。 相反地，台灣和大陸的媒體對於陳舜臣的報導比較熱衷，對於他的生平事蹟和著作等，做了詳盡的介紹。在大陸，他寫的《鴉片戰爭》或《小說十八史略》等書被廣泛閱讀。還有，陳舜臣的字裡行間帶著某種程度的「愛國心」，容易成為中國媒體聚焦的部分之一。 但是，不管在日本、大陸和台灣的訃聞裡，提到的不外乎是陳舜臣的生涯中寫了幾本書或得了什麼獎，僅流於表面的介紹而已。可是，對於他人生經歷的重大轉折卻缺乏詳盡的報導，這一點讓我感到相當詫異。 因為陳舜臣這位作家在世期間長達90年，他的人生見證了戰後的日本、台灣、大陸一路走來的風風雨雨，他的個人史也是一部歷史物語。然而，對於他的殞落，如果一味地強調他的豐功偉業也只是流於俗套罷了，要理解他在戰後史的代表意義，必須要從他的國籍變遷來探討。 陳舜臣的國籍？ 陳舜臣的祖籍是福建，是從福建省渡海來台的移民，一開始是台北郊外新莊地區的小農，直到有商業頭腦的祖父那一代開始，在神戶和台灣之間做生意，當台灣成為日本的被殖民地時，父親舉家移民日本，而陳舜臣是1924年出生，他之後進入大阪外語大學，專攻印度語。和大他1歲、蒙古語專攻的司馬遼太郎是學長學弟的關係。聽說在學期間兩位只是點頭之交而已，之後因為開始展開執筆活動的契機，而成為了莫逆之交。 關於陳舜臣的國籍問題，大致上是如此被介紹的：「1973年從台灣的中華民國改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稱「中國」）的國籍，但因為天安門事件的爆發，轉而對中國政府感到失望，而在1990年取得日本國籍。」 但是，經過了調查之後，其實這樣國籍的變遷並不單純，而且這也關係到了陳舜臣在台灣衍生出來的著作權糾紛。 緣由是陳舜臣有一本相當受歡迎的著作是《諸葛孔明》（中央公論新社），1991年台灣的「大村出版」翻譯出版了這本書，當時台灣對於外國書籍尚未有保障著作權的概念，所以對日文書籍也沒有特別的規範，因此陳舜臣的書在台灣並不構成任何違法的行為。 然而，同年10月「遠流出版」和陳舜臣訂契約，獨家授權出版《諸葛孔明》、《太平天國》、《鴉片戰争》等膾炙人口的代表作品，甚至後來台灣讀者知道《諸葛孔明》原來是翻譯作品時，還曾經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台灣裔的華人作家」 遠流出版社基於契約當然就要求大村出版社回收之前出版的書籍，但是大村出版社以陳舜臣是日本人為由，並不構成侵害著作權，所以拒絕了回收的要求。這個爭論甚至被告上法院，焦點就在於陳舜臣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也就是他是否擁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陳舜臣在1990年拿到日本國籍，這是公開的事實，所以大村出版自然就以為他已經放棄了中華民國國籍。但是，經過調查的結果，陳舜臣在1945年後的幾年住在台灣，那時取得了中華民國國籍，而且也是拿中華民國的護照回到日本。然而，在那之後他從沒有公開表示他是否放棄了中華民國國籍。 遠流出版社在詢問了內政部管轄的戶籍事務所之後，結果顯示「1991年3月19日第81戶司發行8150103號」的文件裡是解釋：「台灣光復之初，居住在台灣者自動就視為擁有中華民國國籍，陳舜臣並沒有表明放棄國籍，因此現在仍擁有中華民國國籍」。所以，以法律層面來說並沒有錯，因此大村出版社最後必須回收《諸葛孔明》一書。 從上述的事件重新思考陳舜臣的國籍問題，可以做出如下的整理。 正確地說，陳舜臣在1945年之前是台灣籍的日本人，1945年日本戰敗，他剛好暫時回到台灣，因此就自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回到日本之後在名義上也一直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但是，之後他在1973年拿到中國的護照，卻沒有申請放棄台灣的中華民國國籍，事實上形成了「兩岸雙重國籍」的狀態。 在1990年取得日本國籍，正式聲明放棄中國國籍，但是卻沒有特別去取消中華民國的國籍，因此這次是形成了「日台雙重國籍」的狀態。 有訃聞將陳舜臣稱為「中國人作家」，但是我想這需要慎重的檢討。雖然，陳舜臣本人似乎對於被稱為中國人一事並沒有不滿。然而，若要準確地說，陳舜臣不曾住在中國，現在也沒有中國籍，所以很難稱他是「中國人作家」，我想應該稱為「台灣出身的旅日華人作家」比較正確和洽當。 人生的決斷「選擇國籍」 為何陳舜臣會在1973年選擇了中國國籍？這或許可以從當時的時代背景看出一些端倪，因為1972年日台斷交和日中邦交正常化，這樣的國際情勢影響了相當多的在日台灣人。 　　 若是調查相關新聞報導，陳舜臣自己對於會申請中國國籍的理由，是因為伴隨著國交正常化，從日本到中國的取材和收集資料變得很方便，但是如果拿和中國對立的中華民國國籍的話，要去中國就相當困難了。他的目的很單純，並不像是其他人懷抱政治理由或是趨勢而隨波逐流。 1972年，很多住在日本的中華民國籍人士被迫作出抉擇。像王貞治就是父親出生於浙江省，也是擁有中華民國國籍，連同他自己也沒有放棄中華民國國籍，他的說明是「如果我換成中國國籍或是日本籍的話，這樣的行為會被放大解讀為政治理由吧」，所以他依舊保留了中華民國國籍。我想在那個時代，很多人都面臨了「選擇國籍」的人生重大抉擇，這樣的選擇不只是出於個人意願，甚至是背負著強烈的政治意識，和現代是完全不同。 從台灣移居到日本生活的移民，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對台灣有強烈的身分認同，曾經歷國民黨的獨裁高壓統治，台灣意識強烈，主張台灣和中國是不同的，例如金美齡和黃文雄就是典型例子。 另一類型是站在「中華」的立場去思考自己的身分認同，這裡的「中華」概念也包括台灣在內，像是兩年多前逝世的邱永漢和本文提到的陳舜臣即是此例。這並不是善惡是非的問題，他們對台灣的故鄉情感是無庸置疑的，只是這樣的身分認同的區別是在要侷限於台灣海峽的內側，或是要延伸到對岸的大陸。而且，也會因為本人或是家族是否曾經遭受到白色恐怖等的政治體驗而影響其身分認同。 「我是支那人！」 上述的選擇國籍和陳舜臣的身分認同之間，究竟有何種相關性呢？這相當耐人尋味。戰前的日本社會，陳舜臣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反而讓他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的這一事實。 這或許可以從他的自傳小說《青雲的軸》（集英社文庫）窺知一二。小說裡的男主角「陳俊仁」在神戶上學時，老師不經意地說出「支那人」一詞，頓時同學們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老師注意到緊張的氣氛，便補充說道：「他不是支那人，台灣是日本的領土，所以是日本人。」但是，這些話語帶給主角很大的衝擊，他在內心大喊著：「支那人哪裡不好，我就是支那人」。 另外，陳舜臣對於《鴉片戰爭》的執筆動機是如此說明：「我出生時（1924年）是台灣人，但是因為甲午戰爭成為了日本人，在20歲的時候又變成了中國人。我的命運跟隨著時代洪流被翻弄著，到底是為了什麼？我真的很想要知道。」但是，陳舜臣這裡說的「中國人」，並不是指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而是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廣義的「中國人」。 值得紀錄和回顧的生涯 從陳舜臣的作家活動中，可以得知他對“中國”抱持著濃厚興趣，尤其是非常關注和歷史有密切相關的絲路和故宮，並且會定期去中國大陸。他在中日外交關係的議題上也經常踴躍發言，提供了很多的建議，促進日本人的中國理解。甚至，司馬遼太郎在評論陳舜臣的中國人論或關於中國歷史的記述時：「讓戰後日本人對中國歷史有深入理解的，就只有陳舜臣一人而已」，給予了高度評價。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晚年時似乎對台灣寄予了深厚的懷鄉情感，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在經歷了前述的出版著作權爭議得知了自己的中華民國國籍還被保留，因此他在2003年表明了想要恢復台灣戶籍。雖然恢復戶籍和國籍是不同次元的事情，但是新聞曾報導他和妻子蔡錦墩（逝）一起拜訪台灣，將戶籍設在台灣北部的淡水。至於實際上他在台灣居住了多久，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在他病倒之後，無法自由地往來台日之間而徒留遺憾。 很多戰後的日本人是透過陳舜臣的文學和歷史認識了中國歷史和文化，他的著作可以說是留給後世的輝煌遺產。陳舜臣他走過的人生軌跡，是濃縮了錯綜複雜的東亞近代史，因此反映在他的作品上，才會顯得如此栩栩如生吧。在本文裡我試著從陳舜臣的國籍問題切入，探討他的身分認同問題，而他的個人體驗，也是整個大時代的一個縮影。我想不管是他的作品或是他的一生，都是值得被詳細記錄和回顧的，以紀念他的貢獻。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新聞野島剛觀點》日本為何成為伊斯蘭國的攻擊對象

日前，兩名日本人質遭到伊斯蘭國（ISIS）挾持殺害的事件，震驚國際社會。從外交觀點來思考人質事件的話，一月中旬安倍首相訪問中東之舉，雖然讓外界看到了日本在外交上的傳統中東政策正朝向積極方向轉變，但是另一層面來看，卻陷入了伊斯蘭國「恐怖主義」邏輯的圈套。與其說，這是「安倍外交的失敗」，我認為這是由民族、宗教等複雜利益交錯的中東問題的縮影而已。 長期以來，日本維持的中東外交是起始於1973年爆發的石油危機。當時全球陷入石油危機，使得依賴能源進口的日本陷入恐慌。因此，日本政府為了確保能源供應穩定，選擇了「與阿拉伯國家友好」的立場，與以色列之外的所有中東國家都保持友好，不涉及任何敏感的政治問題。雖然，日本的外交政策常被揶揄「拷貝美國」，但是唯獨在中東問題上是與親以色列、反伊朗的美國劃清界線，這是在日本的外交關係中比較獨特的。 以歷史來看，阿拉伯國家一直飽受英美法等歐美大國粗暴的干涉。但是，日本既不出口武器，也不袒護哪一國，更沒有軍事介入的問題，所以阿拉伯國家基本上對日本懷有敬意。而且，日本是好的買家，用好的價格購買中東石油。戰後，日本和阿拉伯國家慢慢累積的信賴關係是無形資產，當然不能坐視它流失殆盡。 然而，這次安倍首相出訪埃及、約旦、以色列等政局動盪不安的地區，埃及的軍人推翻了民主政權，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是個讓美國頭痛的強硬派，日本首相與這些領導人握手，看在穩健派的阿拉伯人眼裡，大概很不是滋味吧！尤其是這次的人質事件，日本政府把「當地對策本部」設在約旦，與伊斯蘭國的談判也委託給約旦。然而，約旦本身就與伊斯蘭國處於交戰狀態，也是處於紛爭的當事國，在自國飛行員去年12月也被俘擄的狀況下，以「用日本人質交換女死囚」的條件無疑是節外生枝，最後不只是營救後藤健二的任務失敗，飛行員之死更讓約旦發動報復攻擊。 難道除了尋求約旦的協助之外，沒有其他解決之道嗎？最有可能為這次事件解套的方案大概有兩個方向。一是對伊斯蘭國保持中立的土耳其。因為土耳其曾說服伊斯蘭國釋放過49名人質，擁有特殊的談判管道。而且還從伊斯蘭國所控制的產油區購買石油，當然購買石油的是民間走私商販，但如果沒有土耳其政府的默許，恐怕這生意也做不成。土耳其握著伊斯蘭國的生命線。同時土耳其也非常親日，埃爾多安（Erdogan）總統和安倍首相的個人私交很好。尤其是在人質事件發生之後，日本沒拜託土耳其，這讓很多人感到意外。有評論家認為日本政府希望儘量避免依賴與歐美國家關係不太好的土耳其，關於這一點我沒有掌握相關資訊也難斷定真偽。 另一個解決方案是尋求伊斯蘭教長（Imam）的協助。2004年3名日本人在伊拉克被伊斯蘭激進派綁架時，伊斯蘭教長會議發揮了巨大效果，而伊斯蘭國內部也有很多伊斯蘭教長，有些甚至位居政權中樞。 很多中東人認為：「後藤不是伊斯蘭國的敵人，他關心烽火下平民百姓的生活，寫很多報導向日本人發信，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記者。殺害後藤的行為，從伊斯蘭教的教義來說，絕對是不正確的。」但是，在整個事件中，日本為什麼沒能依靠更多像這樣的輿論力量呢？土耳其和伊斯蘭教長的這兩張牌，沒能發揮效用實在令人遺憾。 另外，在營救人質的過程中，沒有支付贖金這一點我也抱有疑問。伊斯蘭國對後藤提出贖金的要求是在2014年12月3日，這一天距離安倍訪問中東還有1個半月的時間。如果一開始伊斯蘭國只是想要贖金的話，雖然不清楚具體的金額數目，但是若私下交付贖金解救人質的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 日本礦山工程師在吉爾吉斯共和國被綁架後，日本政府曾動用外務省秘密經費支付了3億日元後成功救出人質。當時政府內部的相關人士曾經證實此事，雖然日本政府沒有正式承認，但是幾乎所有人都默認這個事實的存在。據說，法國也曾支付伊斯蘭國贖金解救人質。但是，這次為什麼沒有談妥贖金呢？ 日本政府對此三緘其口，我們也無從得知。希望今後在國會討論等場合中，能夠看到更多關於這場談判的細節。因為，今後日本人在國外遭遇同樣的問題時，我們需要冷靜思考並知道該如何應對。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新聞野島剛觀點》日本的“粹”文化

最近，我去了東京一家極具人氣的烤雞肉串店吃飯。該店店名叫做“粹”（譯注：原文為和製漢字“粋”，下同）。據說，店長非常喜歡這一個字，早在開店之前就下定決心將其作為店名。為了對得起這個名字，飯店在菜品上下了不少功夫，創造了很多種與普通的烤雞肉串店風味不同的美食，味道也相當不錯。 日語中有大量文字是從漢語傳過來的。由於是漢字，所以即使是放在漢語中，人們也能明白它的意思。而與此同時，日本也出現了和製漢字。這是日本自創的字，在漢語中並沒有對應的漢字，意思也完全不同。然而在這些和製漢字中，有很多都傳達著日本人的重要理念。 其中，“粹”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和製漢字。每當談及日本的江戶時代，這個字都必不可缺，整個江戶文化甚至都能用“粹文化”來概括。準確把握了“粹”的理念，就能大致理解江戶文化。在日本，有句話叫做「沒有比談論‘粹’為何物更土的事情了。」這也反映出了“粹”的本質。雖然它存在於人們的理念之中，但要想用語言表達出其具體含義，是極為困難的。 從九鬼周造所著的《粹之構造》一書中，我學到了一些有關“粹”的知識。粗略概括起來，書中對“粹”是這樣定義的。 一、高端上檔次並不一定意味著“粹”。經常會有人混淆“高端”與“粹”的概念，其實光鮮與低俗也屬於“粹”的要素。 二、倔強、注重自尊。這是一種反抗精神，即使知道介入某事對自己有害無利，也要進行反抗。在“江戶人的氣質”中，這種“倔強”的精神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和“俠氣”有些共通之處。 三、善於放棄、知難而退。這是一種與執著背離的理念，即不拘泥於某事，不過分強求。例如，對於當代社會所追捧的出人頭地、金銀財寶等利益不過分追求，便是“粹”的表現。從這之中，能夠看到莊子的一些思想。 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得上是“粹”呢？《粹之構造》認為：不被規則所拘束、又不完全無視規則的人符合這種條件。也就是說，浪者一般的生活方式並不能稱得上是“粹”。當然，從東京大學畢業、進入一流公司的精英們也不屬於“粹”的範疇。保持社會一員的身份的同時，又不完全迎合社會的規則，這樣的人才可以用“粹”來形容。 即使如此，向外國人解釋“粹”的概念也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它和中國的“俠”的理念有著相似之處。大概只有在當地生活的人，才能夠真正地理解這些理念吧。 話說起來，寫這篇稿子本身，可能就不算是一種“粹”的行為。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新聞野島剛觀點》從電影《刺殺金正恩》看日美鴻溝

美國喜劇電影《刺殺金正恩》引發了美朝兩國在網路上的攻防對決。該電影講述的是一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和一名製作人在接到美國中情局（CIA）的指示後，利用一次精心策劃的採訪來接近並暗殺朝鮮第一書記金正恩的故事。 後來，製片方索尼(SONY)影視娛樂遭到了被認為是針對該影片進行報復的網路攻擊。一時間，影片在美國停止上映。但在歐巴馬總統的力挺之下，影片最終得以公開。然而，在真正看到這部製作低劣的作品之後，令美國人很費解的是，為什麼這種低檔影片會受到朝鮮的舉國批判。這種反應令人感到十分有趣。 實際上，在上世紀90年代，CIA曾向日本公安員警高層提出過毒殺前任總書記金正日的設想。 以「金正日的廚師」聞名的藤本健二曾出版過《金正日的廚師——從近距離觀察權力者的本色》等作品，公開了這名神秘領導人的部分內幕。 1982年以來，藤本健二多次往來於日本與朝鮮之間，成為了金正日總書記喜愛的廚師。1988年，他成為了總書記的專屬廚師。但在1996年，為了購買食材而臨時回到日本的藤本因為其他事情遭到逮捕。在接受公安員警的訊問時，藤本提到了自己在朝鮮的經歷。後來，藤本在日本國內當起了廚師，據說還遭到了刺客的追蹤。但是，由於惦念留在朝鮮的妻兒，他在2年後決定返回朝鮮。當時，公安員警曾請求他協助蒐集情報。 在朝鮮，藤本再次成為了總書記的專屬廚師。有一次，他在北京置辦食材時和日本公安員警進行了通話，但遭到竊聽，因此受到了在家中軟禁的處分。最終，他還是在2001年平安地回到了日本。金正日總書記似乎非常喜歡他做的料理。 日本公安員警高層在與美國進行非官方接觸的時候，把這些事告訴了美方。結果，美國CIA高層及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部長異口同聲地指出：「藤本有機會通過河豚等毒物來毒殺金正日總書記。」 但是，無論是毒殺還是爆破，日本的公務員是被禁止進行違法行為的，所以美方提出的建議完全不在日方的考慮範圍之內。 在影片《刺殺金正恩》的製作過程當中，片方對原CIA工作人員等諸多專家進行了採訪，故事的構思應該是建立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之上。在被認為是由朝鮮發起的猛烈的網路攻擊中，索尼的美國子公司——索尼影視娛樂（SPE）內部的大量資料遭到洩漏。其中受到世人關注的是，在影片上映時，SPE內部曾存在爭論：圍繞著金正恩的暗殺場面，索尼總社社長平井一夫與SPE聯合主席艾米•帕斯卡通過郵件進行了討論。 起初，電影中包含了金正恩頭部爆炸的鏡頭。聯合主席帕斯卡向平井社長發送郵件時表示：「將刪除337號場景(暗殺金正恩的部分)中頭髮與面部溶化的鏡頭，同時對頭部爆炸進行模糊處理。」平井社長在回信中寫道：「經過深思熟慮，可按您所說的修改337，但在美國以外國家上映的版本中要刪除這一場面。」 對於平井社長做出的修正指示，聯合主席帕斯卡在發給電影導演塞斯•羅根的郵件中抱怨道：「這真令人頭痛。25年來，SPE還是首次接到總社的指示。」 SPE堅信影片能夠獲得成功，也許本意是想在片中留下一些極具衝擊力的鏡頭。但是，和朝鮮之間存在微妙關係的日本人對此事持有不同看法。索尼在1989年以4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哥倫比亞電影、將其收入SPE旗下時，曾有記者問過索尼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如果這家公司製作了一部批判天皇的影片，您會怎麼做？」得到的回答是：「日本人是不會觀看這種電影的吧。」 對於言論自由的認識，日本兩國存在著差異。盛田的這句回答可以說是將這種差異表面化的珍貴案例之一。 在我看來，本次事件中包含著這樣一個問題：影片上映的中止是否關係到了言論鎮壓。而更加有趣的是，它還反映出了不同地區在對「威脅」的認識上所存在的差異。 對於美國來說，朝鮮並不是一個直接的威脅，但它是日本的直接威脅。因此，兩國在此事的應對態度上存在差異。再如剛剛步入邦交正常化交涉進程的美國和古巴。對日本來說，古巴僅是一個棒球水準很高的神秘國度，而在美國看來，則是一個需要在國家安全方面敏感應對的存在。人們的立場會因生活與工作場所的差異而不同，國家也是一樣。同時，威脅也不是一種絕對的東西，而是具有相對性。《刺殺金正恩》所引發的騷動，就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前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影片為《刺殺金正恩》電影曝光的27秒死亡片段

新聞野島剛觀點》與日本漸行漸遠的沖繩

不可否認的，沖繩與日本的關係漸行漸遠了。尤其是近五年，這樣的實際感受越來越明顯。 東京的政府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住沖繩的民意，在某種程度上和北京無法控制台灣選舉的現狀有些相似。 在日本，有7成的美軍基地集中部署在沖繩，因此作為補償，本土以「經濟援助」的名義撥款給沖繩做建設。如此一來，沖繩的保守政界和經濟界在過去基本上是接受東京的意向，引導沖繩的輿論。但是，如今不管東京與沖繩的保守派聯手組成怎樣的「同盟」，沖繩的民意都不再如他們所願。這或許意味著，一直以來在美軍基地負擔和經濟援助之間取得一定平衡的「東京．沖繩」關係正面臨了轉捩點的時刻。 而且，這一趨勢也在本次眾議院選舉中進一步得到印證。 最近安倍首相心裡想的事情很容易寫在臉上。12月15日眾議院選舉自民黨大獲全勝後，記者招待會上的安倍首相心情超好，滿面春風。唯一讓他面露不悅的瞬間就是被問到沖繩第四選區自民黨候選人慘敗給對手一事時，因為競爭候選人的立場就是反對美軍基地遷至邊野古。 安倍首相說：「這是個遺憾的結果，普天間基地問題不能永遠擱置一旁。今後希望能夠嚴肅認真推進（美軍基地）遷往邊野古的工作。」 然而，這句話聽起來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 去年1月的名護市長選舉、11月的沖繩知事選舉、12月的眾議院大選，「反對邊野古方案」的陣營取得三連勝。這樣的結果，在在顯示了圍繞在美軍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必須認清的一個現實，就是邊野古遷移方案受到頓挫，同時也意味著普天間問題的「永久化」，實質上無限期延長，永遠得不到解決。 關於沖繩的基地問題，也有一種方案是建議把美軍普天間基地遷移到「沖繩縣以外」，但這方案的執行可能性幾乎為零。 邊野古拒絕美軍的遷入，眼看著最終結果只是頂多維持現狀，即美軍基地繼續留在普天間。 實際上，負責基地問題的日本政府幹部也在嘆氣：「誰也沒有明說日美達成共識的邊野古遷移方案是否已經放棄，因此，只能等待3年後的名護市長選舉了」，同時也必需設想今後的進展方向。 「如果沖繩縣方面取消對填海造陸（為搬遷基地修建新機場）認可的話，那就會發起行政訴訟吧。即使是日本中央政府可能獲勝，但是今後在修建基地的過程中會衍生很多瑣碎的問題，比如搬運砂土、石塊等建材，這些方面無論如何都需要經過沖繩縣政府的許可。 可是現任沖繩知事，無黨籍的翁長雄志主導下的縣政府肯定不會配合。如此一來，中央政府才能辦到的事情卻只能慢吞吞地進行。這樣的拉鋸過程中，如果下次名護市長選舉是由主張推進基地搬遷的候選人勝利當選的話，那今後的進展就會起變化。然後，縣知事選舉中基地推進派當選，或者是翁長縣長的態度軟化，或者……」 這是個設計精細卻又看不到終點的搬遷之路，對日本來說可能沒有太大的影響，可是美國並不會在這個層面上思考問題。 現階段，美國方面以不變應萬變，心理做好了基地遷移幾乎泡湯的準備，並且開始建議日本政府應該對年久失修的普天間基地進行維修改建等。 「普天間的維修改建和遷移方針相互矛盾，可能會造成問題的永久化。但拿不出搬遷日程表的日本政府也沒辦法拒絕美國的要求。」上面提到的幹部也這麼說。 另一方面，美國內部也開始出現了「如果沖繩居民不支持邊野古遷移方案的話，那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助理約瑟夫．奈爾）的聲音。日美兩國是在1996年達成了普天間基地的搬遷共識，然而18年過去了，中國海軍實力和遠端導彈的威脅令駐沖繩美軍非常擔憂。美國所考慮的已不是「普天間還是邊野古」，而進入了「沖繩抑或關島」的階段。 普天間基地所在的宜野灣市民的投票行動也令人震驚。 宜野灣市所屬的沖繩第二選區在眾議院大選時，反對邊野古遷移派的照屋寬德以6000票的優勢贏了基地遷移推進派的宮崎政久。知事選舉中宜野灣市民也幫助翁長雄志以2000票勝出。當地的民眾迫切希望美軍基地能夠遷走，卻沒有因此選擇「遷往邊野古」這條能最快最直接減輕他們負擔的捷徑。 原本媒體和政治家認為本次眾議院大選的爭論不該聚焦在邊野古遷移問題，但是對此我心存疑問。 就像沖繩大學副教授樋口耕太郎指出：「沖繩的特徵是爭論焦點矮小化，即把問題降低到是撤除基地還是發展經濟。知事選舉和眾議院大選中宜野灣市民支持邊野古遷移反對派就是表明了對宜野灣市來說，還有其他比遷移基地更重要的課題。」 他接著並補充道：「獲得交付金（日本政府撥給沖繩縣的資金）、重新開發美軍基地所在的土地，居民的收入也不會增加，地域共同體逐漸解體、勞動環境惡化、教育品質下降、環境遭到破壞、自殺增加……屬於沖繩的特色漸漸消失。選舉的結果只不過是反映了那些對於沒有任何改變、充滿閉塞感的現狀非常不滿的沉默多數派與反對基地遷移到邊野古的人匯合在一起。自民黨等的保守派誤讀了沖繩縣民們的民意成為選戰失敗的原因。」 另外，關於沖繩的民意有些部分不能單純地去理解，因為沖繩本來就是個充滿「兩面性」的地方。 很久以來，沖繩就扮演著對中國進貢的「朝貢國」的角色，同時面對日本也是「薩摩藩（鹿兒島縣）的屬藩」。與日本人打交道時，為了強調自己是日本人他們有一套服飾，迎接中國使節時當然換上中華風的服裝去應對。沖繩人的語言是屬於日語系統的，但從中國移民過來的官僚階層作為「中文派系」在沖繩的朝廷裡工作，他們逐漸形成了「沖繩內的中國」。 有著這樣歷史淵源的沖繩，當然它的意志表面也存在兩面性——有人覺得應該看透這一點，對此我表示部分贊同。 如今，沖繩的風向已大幅偏向「反對東京」。這或許可以理解為他們覺得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太過於依附東京就不太符合沖繩的利益吧。輿論調查顯示，沖繩對於和日本本土同樣強大的中國抱有反感。或許是受尖閣諸島（台灣稱為「釣魚臺」）問題影響吧，而且沖繩的民意原本就很難讀懂，想必今後安倍首相和東京的媒體界還會繼續為沖繩而煩惱吧。 不管怎麼說，沖繩將繼續成為安倍政權的沉重負擔——這一點從本次選舉的結果中就可以確認。問題在於，戰後的沖繩應該怎樣定位？這次眾議院選舉大勝後，成為了安倍政權長期執政的重大考驗了。即使安倍首相說要「嚴肅認真推進」邊野古遷移，但是以現況來說，「嚴肅認真」肯定是行不通了。 既然如此，不如正視以往所欠下的帳，珍惜選舉後得來的寶貴執政時間，認真地重新思考和面對「沖繩的根本問題」，我認為這是解決難題的捷徑吧。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原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新聞野島剛觀點》左派之王《朝日新聞》被誰打敗？

12月5日是戰後日本媒體上稱為左派之王的《朝日新聞》徹底地被打敗的一天了。 兩個月前的9月11日，日本《朝日新聞》的木村伊量社長在位於東京築地的朝日新聞社總部罕見地召開記者會，並且率領其他重要幹部，當著現場約100名大批記者的面前深深低頭，鞠躬道歉。 當日的記者會上，木村社長並沒有明言是否會為這次的「誤報」事件而引咎辭職，表示「一旦確定改革的方針，再決定自己的去留」。但是，受到社內外的批評，12月5日木村正式表明辭去社長一職。《朝日新聞》發生了誤報事件，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考驗，也意味著日本的媒體界要重新洗牌了。 從8月以來，引起大眾輿論的一連騷動，讓《朝日新聞》的名譽和信用，甚至是發行量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一口氣從730萬跌破到700萬份的水平。這段期間，作為《朝日新聞》內的資深記者，同時也是日本媒體人的一員，我不停地思考一件事。「我們到底被誰打敗了？」。是右翼份子的攻訐嗎？是《產經新聞》等右派媒體的攻擊嗎？抑或根本的問題是出在「《朝日新聞》自己身上？ 木村社長道歉的理由有兩個：一是關於福島核電廠的〈吉田調書〉。政府曾針對發生臨界事故的一號機組，對當時的吉田廠長進行聽證調查。今年5月，《朝日新聞》圍繞在〈吉田調書〉主題上率先做了獨家報導。但是，後來《朝日新聞》承認這次的報導內容存在嚴重錯誤，決定撤回相關文章。 另一個理由則是緣起於所謂的〈吉田證詞〉，是關於二戰中的從軍慰安婦問題。《朝日新聞》曾在1992年根據吉田清司這個人的證言，寫了《從軍慰安婦報導》。然而，這次報導也被斷定為吉田的證言不可採信，因此也決定撤回報導。 對國外讀者來說，這兩個報導究竟哪裡出錯了？之前《朝日新聞》的應對方式哪裡不妥當？若要解釋整個來龍去脈，可能太過複雜了，篇幅也會變得冗長，總而言之，就是《朝日新聞》承認過去的誤報並且公開道歉。然而，這次的記者會背後，顯然地就是左右派媒體的角力關係更加白熱化。 這次《朝日新聞》的道歉被視為是歷史性事件，因為這表示在日本戰後的媒體界、言論界左右兩派對立的格局中，一直以來占上風的左派被逆轉了，變成了右派佔優勢的局面。在日本，左派始終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對保守政黨自民黨政權和日美安保條約秉持批判態度，但是右派則是站在保守的立場上，與左派態度恰好相反。 這次，對左派的代表性媒體《朝日新聞》誤報一事窮追猛打的就是右派的《讀賣新聞》、《產經新聞》等其他雜誌媒體等。《讀賣新聞》的發行量有1000萬份，《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有300萬份，而這兩家報紙在政治立場上都很親近自民黨和安倍政權。 另一方面，有400萬發行量的《每日新聞》和有200萬份發行量的《東京新聞》則被認為是與《朝日新聞》同屬於左派的報紙，對現任的安倍政權具有高度警戒心，像這一次的誤報問題，不同於讀賣和產經那樣展開猛烈抨擊，它們在報導時只關注在事實本身，並不會流於意識形態的批判。 換言之，這場記者會很顯然地就是日本媒體中的右派聯盟打敗了左派聯盟的最佳佐證。戰後的日本為何左派會如此興盛，這要回溯到二次大戰時日本沒能遏制住軍部的暴走，對「大日本帝國」實施的箝制媒體言論自由束手無策，出於對歷史的反省，戰爭結束後的社會氛圍裡，自由派、反權力、反勢力的論調成為了主流，民眾也期待媒體能夠盡到監督政府和公權力的責任。在這樣的背景下，最具有影響力的則是左派知識份子的集聚地《朝日新聞》，過去的大咖記者也有不少是學生運動出身、充滿正義感的人，可見影響力之大。 筆者1992年進入《朝日新聞》工作，當時公司裡的前輩經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拿出作為朝日人的驕傲」，所謂的「朝日人」是象徵著不屈服不妥協於公權力的媒體人。同時，朝日的工資也是同業界內最高的，當我第一次打開薪資袋時真的嚇了一大跳，作為一個22歲剛畢業的年輕人，我拿到的薪資和當時40歲表哥的薪資差不多。 「這麼高的工資是為了讓你不要接受任何來自於採訪方的招待。一切贈禮和宴請都不能接受。」上司這樣嚴厲的教育我。正如他說的，我的薪資幾乎都花費在各種採訪上，基本沒存下錢，收到禮物後就買一個同樣價錢的禮物回贈。以及由對方提供差旅費、車馬費的集體採訪活動我都一概拒絕了。 當時，大家對朝日的評價是最準確的報導、最具批判性的觀點，也是最深思熟慮的社論，甚至可以是日本的良心，因此朝日新聞社全體員工都懷抱著一種自豪和驕傲。而競爭對手的讀賣、產經等其他報紙媒體，面對朝日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也只能敬讓三分。 那時候，《朝日新聞》可以說是日本的意見領袖。因此，就是這樣的《朝日新聞》，當木村社長的道歉謝罪就像是舉白旗投降似的一幕，在很多人看來都難以置信。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是每天如此龐大的國內外新聞要整裡提供給家家戶戶，若是報導有錯，當然就是道歉改正，僅此而已。但是，這次的問題在朝日承認報導有誤之後，不斷地持續遭到保守派媒體的群起圍攻。最後，結果是很難堪地屈服於這樣的攻擊，不只是召開記者會公開道歉，木村社長甚至引咎辭職以示負責。 筆者認為，在報導上會出如此大的紕漏，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朝日內部組織的腐敗和怠慢。朝日記者都有很強的自尊，有時這會促使大家努力創造更多優質的報導，帶來積極效果。相反地，像這次「不要因為別的媒體指正或抱怨，所以就輕意承認錯誤」的這種心態，反倒使自尊心變成了絆腳石。當日的記者會上，某位前記者問到的一句話令我難忘：「難道《朝日新聞》就沒有自淨能力嗎？」 正如他所言，像是90年代後半期關於慰安婦問題的報導，「朝日的報導的確有不實之處」這一事實基本上得到確認，儘管如此，朝日一直沒做任何應對，始終置之不理。另外，有關核電廠的報導也是今年5月刊登後，馬上就遭到來自四面八方的質疑，如果這些都能早點做出應對，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也不會像現在這樣被動到被推上記者會場。這一點，在我們從採訪其他企業和組織的過程中早就反覆地見識到一個不能正確實施危機管理的組織往往是走向惡化的組織。 最近十年，日本社會輿論發生很大的變化，民族主義或是愛國討論很受歡迎，整個媒體的走向是偏於保守化。例如網路上盛行反中、反韓的言論，而中國的對外姿態變得強硬，這無疑是正中日本保守派陣營的下懷，燃起了日本人的愛國心。兩年前安倍政權的誕生，更是讓右派媒體士氣大振，但是反觀安倍首相和《朝日新聞》之間關係則是水火不容，十多年來一直在各種議題上論戰不休。或許這次《朝日新聞》的挫折，幸災樂禍的圍觀者裡也包括了安倍首相吧。 這次的誤報事件，很多民眾批評《朝日新聞》：「有關慰安婦問題、核電廠問題的報導讓國外媒體大眾有了錯誤的認識，嚴重損害了日本的國家利益」。但是，「國家利益」這個詞本來就是見仁見智，很多人對其理解都各有差異。政府認為符合國家利益的事情對大眾來說未必是國家利益——與公權力之間保持這種距離感，曾是過去日本言論界引以為傲的精神。然而近年來，在日本似乎只要亮出「國家利益」一詞，就什麼都可以批判了。當這樣的氛圍逐漸形成，可以說《朝日新聞》也被這種「國家利益論」打倒了吧。 曾經的日本自由派勢力、即「左派」大本營朝日新聞的這次失敗，將給今後的日本社會留下巨大影響。面對主張解禁集體自衛權、強化日美安保的安倍政權，朝日的批判或許無法像過去那樣激烈了。 有種預感在彌漫——「日本」要變了。作為「左派」潰敗的里程碑，朝日新聞的失敗或將銘刻在歷史的記憶中。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原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新聞野島剛觀點》眾院選舉大勝 安倍長期政權第一步

如果用賽馬來形容本次眾議院選舉的結果，那就是執政黨率先起跑，在野黨在各個環節都遠遠落後，甚至有人落馬。最終，執政黨以十匹馬身的優勢遙遙取得冠軍。但是，由於在野黨的速度過於緩慢，所以觀眾無法判斷執政黨本身跑得到底算不算快——14日舉行的眾議院選舉就在這樣實力懸殊的狀況下落幕。 自民黨的席次從原本的295席略減為293席次，事實上可以說是維持原狀，再加上結盟的公明黨獲得35席，執政黨拿下的席次超過了總議席的3分之2，擁有提出修憲議案的權利。在野黨中，民主黨略增至70席，維新黨的席次沒有改變，生活黨零席次全軍覆沒。當中，只有日本共產黨表現不錯，拿到的席次增長一倍。 安倍再度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日本選民的熱烈支持下，實現了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罕見的長期政權的第一步。 在當前形勢下解散眾議院，並以延遲消費稅增稅的策略贏得民心——從選舉戰術的角度來看，安倍政權獲得絕對性的勝利，打了一場相當漂亮的仗。據說，有很多在野黨議員原本計畫在新年假期出國旅行。不巧的是，旅行還是可以去的，只是有些人的身份不再是議員了。 但是，這樣下去真的沒有問題嗎？本次選舉的投票率剛好超過50%，在很多日本民眾看來，這應該是一場「基本上沒必要進行的選舉」吧。 日本綜研理事長寺島實郎批判道：「執政黨和在野黨只在戰術層面考慮黨的利益和策略，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拿下更多的議席，而不是應該推行怎樣的政策。對一個人口即將減少3成的國家來說，照理說應該削減國會議員席次，卻遲遲沒有行動。眼前的事實是各黨不能拋開一己之私推行改革和建構相互扶助的關係，如此的政治結構再清楚不過了，這將會導致了國民與政府的距離漸行漸遠。」 在野黨的作用，原本應該成為有效抗衡執政黨的對抗勢力，卻也在這次選舉中讓民眾感到失望。 曾在日本政壇叱吒風雲的小澤一郎、菅直人等知名人物，雖然都當選了議員，但是他們在政界的影響力已接近於零，就像是電影《無人生還》（No One Lives, 2012）的情節一樣。對於那些不想讓自民黨獲勝的選民來說，根本找不到可以投下神聖一票的對象。 本次選舉中，在野黨的宣傳口號想要表達的理念太過模糊。一名在東京都內廣告公司工作的資深員工就認為民主黨的口號「實在是太差勁了，是導致產品滯銷的典型廣告」。 他表示：「民主黨推出的競選口號——『現在，正是改變潮流的時刻』是一種被動的說法，只是在批判自民黨，並沒有表明民主黨計畫推行的政策。相對地，自民黨強打『恢復景氣，只有此路』的口號，明確表明自己的主張，之後就交由選民決定是否支持這樣的理念，更加帶有積極性。在資訊傳達的效果上，自民黨在口號上就贏了民主黨。」 一直以來，民主黨代表的實現社會公正、寬容價值的自由主義勢力的存在，的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在外交、安全保障方面，民主黨或許應該停止與自民黨內閣針鋒相對的鬥爭。若是這樣持續下去，民眾心中對於「自由主義=非現實」的印象可能就更加根深蒂固了，今後在野黨如果想要有所建樹的話，也許就只有低聲下氣請求自公兩黨的聯合勢力來接納自己，別無其他選擇了。 這樣的選舉結果對於外交的影響又是如何呢？寺島實郎對於當選的自民黨在處理沖繩問題與採取的亞洲外交政策表示擔憂。 在激烈的沖繩知事選舉中，最終是由反對美軍基地轉移的翁長雄志勝出。對此，外務省的一名官員認為：「邊野古的移建已經無望。」日本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也是持續緊繃。美國對自己在沖繩的失敗以及日本與中國的對立極為失望，扮演「牽制中國」角色的沖繩美軍可能會反而會尋求「脫離沖繩」之道。 寺島說道：「美國開始懷疑，安倍政權是有意把自己捲入到日本和中國的對立紛爭裡。先不論安倍政權是否具備同等的交涉能力，日本現在應該與美國積極展開戰略對話，針對圍繞在21世紀的日美關係、美軍基地縮小、兩國地位協定修正、對中關係等問題進行徹底討論。」 關於本次選舉該如何命名，社會上出現了許多說法，其中的「安倍經濟學選舉」這個稱呼應該最合適不過了。因為，像是從事金融行業的相關人員之間，早在選舉結果出爐之前，就出現了「眾議院選舉在月初就已經結束了」的聲音。總之，不管是日本社會的整體氛圍或輿論調查，均顯示了民眾對於持續實行安倍經濟學是抱持信心的。 4日，朝日新聞等主要報紙紛紛報導了選舉情勢調查結果，預測「執政黨將獲得壓倒性勝利」。當天，日經平均股價更新了本年最高值，之後也一直保持在較高水準。大多數人認為，股價將在年末達到1.8萬～2萬日元左右。也有經濟學家推測道，明年中期的股價能夠漲到2.25萬日元左右。這種現象反映出了民眾對於現行經濟政策的期待，認為如果執政黨能在本次眾議院選舉中獲勝，政權就會更加安定，安倍首相推出的經濟發展戰略將會真正得到實現。 今年4月實施消費稅增稅以來，日本經濟景氣一度陷入停滯。然而，當日本銀行在10月底宣佈採取追加金融緩和措施之後，推動了日元貶值與股價上漲的氣勢。安倍首相承諾將消費稅再次增稅延緩一年半實行，更進一步地帶動景氣的好轉。而國際原油價格的大幅下降也成為了促進景氣的因素之一。 日元貶值導致日本進口產品的價格上升，這帶給民眾的日常生活與中小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壓力。今年中期，WIT原油期貨價格曾是每桶100美元，最近已跌破70美元。根據法國巴黎證券的試算，只要原油價格停留在目前水準，其效果就相當於推行每年減稅近4萬億日元的政策。順便一提，消費稅每提高1%，一年就能帶來將近3兆日元的稅收。 多數的政府智庫均認為，雖然日本今年的實質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成長率是負的，但2015年應該能夠回復到1%-2%的水準。然而，用長遠眼光來看，結果又會是怎樣呢？ 安倍經濟學是一個促進經濟發展的中長期政策，共包含3個方面。第1支箭是通過大規模的金融緩和增加市面上流動的資金，第2支箭是大力興辦公共事業，第3支箭則是在推動當前景氣的同時，利用規制緩和等手段為企業創造便利的商業環境。 作為第1支箭的金融政策，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實在有限。而關於第2支箭，面臨財政困難的政府也是巧婦乃為無米之炊，已經接近極限。關鍵在於，政府是否會真正推行包括放寬醫療領域限制等政策在內的第3支箭。執政黨明明在國會佔有壓倒性的多數，卻在經濟發展戰略方面一直沒有拿出具體成果。雖然在本次選舉中執政黨再度獲勝，但艱難的改革是否真正能夠得以推行？或許對安倍首相來說，沒有時間沉浸在再度勝選的蜜月期，接踵而至的種種挑戰正等著他呢。 今後重要的選舉活動，有將在明年4月舉行的統一地方選舉，在國會中勢必無法避免輿論嚴重分歧的議題，探討有關集體自衛權的安保法制的問題。2015年的黨首選舉中，自民黨內應該不會出現能夠對安倍造成威脅的候選人。如果自民黨能夠在2016年的眾議院選舉中繼續獲勝，那麼安倍就能夠穩坐首相位子，直到2018年的任期結束。 但是，「安倍晉三的首相旅程」可能就此畫下句點嗎？其實也不盡然。因為在「安倍大勝」之後，東京的永田町（日本政治中心）很早就開始討論之後的事態發展了。只要自民黨修正了黨規中「首相可任2個任期，共6年」的內容，首相任期就不會受到限制了，那麼安倍以首相之姿迎接2020年的東京奧運也是指日可待的。無論如何，本次選舉結果對安倍打造長期政權的野心產生巨大影響。 如果安倍經濟學取得了成功，日本社會得以恢復活力，那麼本次的眾議院選舉可能就會成為戰後日本實現經濟復興的歷史性選舉。雖然支持安倍內閣的右派與民族主義者期待進行憲法修正的聲浪可能不絕於耳，但是目前安倍政權最緊要的課題是在如何順利推行安倍經濟學上，努力恢復日本的經濟發展。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原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新聞野島剛觀點》報導台灣選舉 日媒打破慣例

這次台灣的地方選舉結果出爐，執政黨的國民黨面臨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敗，而日本媒體又是如何報導的呢？我試著比較日本5大報社的相關新聞，在標題和篇幅上分別反映出了各家報社的關注焦點，而在內容上因為著重在「日本人想知道的台灣選舉」，所以和台灣媒體的觀點有些許差異。 日本媒體本身很重視的就是「新聞價值」，並且依此來安排版面。日本報紙的首先是「綜合版」，共有三面來刊登國內外的各種新聞，通常最重要的新聞是放在第一面，次要的就放在第二、三面，接著是依照新聞內容的專業性來區分為政治版、財經版、國際版等，通常關於台灣的報導也是放在國際版。 但是，若是報導台灣選舉的新聞就不一定了，因為根據以往的觀察，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是放在綜合版的第一面，而立法委員選舉則是放在第二、三面，或是國際版，而像這一次的地方選舉在這十年來都是刊登在國際版上。 按照慣例，日本各大報社在準備這一次台灣地方選舉的報導時，應該也都是朝向以國際版的新聞來處理，但是因為選舉結果太過出乎意料，遠比國民黨預期的還更加難堪，堪稱是歷史性的大敗。因此，日本報紙在處理這次的選舉新聞時，打破了以往「地方選舉放在國際版」的規則，紛紛以不同的版面和篇幅的來刊登。 例如《產經新聞》在綜合版第一面，以斗大標題寫著〈台灣地方選舉　執政黨慘敗〉，而《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也分別在第二、三面刊載了相關的選舉報導，新聞標題都是〈台灣統一地方選舉　國民黨慘敗〉。同時《朝日新聞》聚焦在當選台北市長的柯文哲身上，以〈改寫兩大政黨的政治版圖〉為題來深入分析：「規模相當於東京都知事選舉的台北市長選舉，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在沒有任何黨派的背景下，遙遙領先24萬票當選了台北市長，為這次的地方選舉帶來相當大的衝擊，這是台北市長改為民選以來，第一次由無黨籍人士當選」。 另外，其他報社也各自在國際版上大幅刊登了這次選舉結果的分析報導，這部分就是考驗每位特派員的敏銳度和觀察力。然而，針對這次的選舉報導，不只是日本，同時包括了歐美的各大媒體，為了展現高度的新聞價值，幾乎傾向將這次的選舉結果與兩岸關係做連結來報導，因為對於國外的讀者來說，比起台灣內部民心丕變的情況，更關心這樣的選舉結果對今後和中國的關係會帶來什麼影響，所以在這次的選舉報導內容上，國際媒體和台灣媒體之間產生很大的落差。 這一次，日本報紙國際版的新聞也都集中在兩岸關係的議題上，一致認為國民黨的挫敗深刻影響到兩岸關係的發展，像是「這無疑將會成為兩岸交流的阻力」（日經新聞）、「這是重新檢討兩岸關係的契機」（產經新聞）、「中國擔憂會影響下屆總統大選」（讀賣新聞）等內容，嚴格地說，這樣的觀點流於表面，缺乏獨特的見解。 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日經新聞》把分析焦點放台灣的內政上，進一步指出了「這次民進黨在地方選舉獲勝，蔡英文主席的功不可沒，是下屆總統大選的有力人選」，這是和其他報紙不同的地方。 而《朝日新聞》則是將報導集中在「第三勢力」的崛起，認為柯文哲的當選意味著「堅持和民進黨有一線之隔的柯氏大獲勝利，象徵著不受任何政黨束縛的台灣新勢力的抬頭」。並且在12月1日《朝日新聞》的國際版「新聞人物」一欄，詳細地介紹柯文哲「給人的印象是大喇喇的性格，也不是那種高親和力的人，幾次的失言風波也讓人記憶猶新，但是他的坦率敢言為他帶來了高度人氣」，而在這次的選舉裡要如何解讀所謂的柯文哲現象，每家報社的態度似乎不盡相同。 但是，在日本的５大報社裡，只有《每日新聞》單純以國際版來報導這次的台灣選舉結果，我也看了12月1日和2日的報紙，以報導篇幅來說，相較於其他報社是最不顯眼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對這次台灣地方選舉的漠不關心，據我理解，《每日新聞》的台北特派員選前寫過不少相關報導。 當新聞稿傳到了東京總公司時，要怎麼處理國外新聞，通常依據當日的版面安排和編輯部門的上司的判斷，就像我在台北當特派員時，寫了好幾則的長篇報導都被大幅刪減後才刊載，讓我恨得牙癢癢，所以《每日新聞》只在國際版有限的篇幅裡報導台灣選舉，我猜測應該是因為公司內部的判斷才會如此。 總言之，這次讓人跌破眼鏡的台灣選舉結果，讓日本的報社改變了以往的報導台灣選舉模式，或許如何思考這次選舉對台日關係等的影響，也是耐人尋味的課題。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原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

新聞野島剛觀點》日元贬值中的安倍經濟學真面目

日元正在持續貶值，有時甚至會跌到1美元兌換118日元的水準。日本的股價恢復到了1萬7千日元左右，失業率也控制在了3.5%的低水準。安倍經濟學推行的日元貶值政策似乎收到了成效，但其中也有一些方面存在弊端。到底應該如何理解日元貶值的現象呢？ 對於企業來說，日元貶值的確是有利的。出口汽車、電機的企業能夠借此增加產品價格的競爭力，將其以便宜的價格大量銷往海外。但是仔細想來，由於過去幾年的日元匯率一直居高不下，有很多企業已經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了國外。在中國、越南等地生產的產品和日元貶值基本不會發生關係。 近來，因日元貶值而導致的食品價格上升成為了人們談論的話題。日本的糧食自給率約為4成，在世界範圍內處於最低水準。由於日元貶值，日本進口食品的成本在近兩年中上升了約2成。 在我寫這篇稿子的時候，日清食品已正式宣佈上調桶裝速食麵的價格。麵包、乳酪等其他食品也在紛紛漲價。有傳言說，漢堡裡夾的肉量也減少了。 這樣想來，我得出了一個結論。在日元貶值推動股價上升的情況下，那些持有股票等金融資產的人可能會非常開心，但其他的人也許只是因為周圍的人都在為「股票上升」、「日元貶值」而高興，所以自己也覺得這種情況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有些經濟學家則認為：「雖說目前的日元匯率較低，但也只是恢復到了雷曼危機之前的水準，政府所做的不過是挽回了以往政策的錯誤而已。」 「日元兌美元的匯率每降低10%，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就會增加0.2%-0.5%左右。」 「在經濟政策方面，自然應該採取那些能讓日本經濟整體得到提高的措施。如果國內的財富分配因此出現了問題，屆時只要進行調整就可以了。」 這些意見都有其合理之處。 日元貶值是對大型企業有利、對普通民眾有害的。因此，日本的保守派、自民黨、讀賣新聞更加願意看到日元貶值，而民主派、民主黨、朝日新聞則對其採取了警戒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不同人的意見自然也會不同。 我個人所擁有的資產總額雖然並不很多，但由於長年在海外工作，其中有一半都是外幣，包括美元、台幣，新加坡元、港幣、人民幣等等。我在這些國家都生活過，當時的工資也是按外幣直接結算的。我並沒有有意識地進行投資，這些外幣有的存了定期，有的購買了穩定的長期基金，有的只是放在了存摺裡。 我的電腦裡存著一個Excel表，只要輸入最新的匯率，就能將我的各種外幣資產換算成日元。和80日元兌換1美元的時候相比，用現在的117日元計算的話，我的外幣資產增值了近4成。我不打算立刻賣出這些外匯，所以並不能得到實際利潤，但心裡的確會有些高興。要是日元兌換美元的匯率變成了130日元、140日元的水準，我可能就會想買一些奢侈品或新的手提電腦了。 想著這些事情暗自竊喜的我忽然意識到，讓大家都擁有這種心情，可能才是安倍經濟學的真正面目吧。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原朝日新聞駐台記者）

新聞野島剛觀點》日本人的美德讓你覺得很假？

最近，在日本興起了一股「日本人論」熱潮。其實，回顧戰後的歷史，所謂「日本人論」在過去經常出現，例如80年代後半期的「日本人論」興起時，大家都圍繞在「日本人與世界」的主題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比如日本人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相比，有哪些不同之處？有何特殊之處？或者是多麼保守？還有，為什麼日本人如此缺乏國際觀？ 那時，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正值高峰，但是日本人反而對自己很沒有信心。 然而，最近的討論熱潮卻恰好相反，很多相繼出版的著作是關於「日本人的這一點很優秀」、「如此出色的日本人」的主題，這些積極正向的觀點反映出有越來越多人對身為日本人感到驕傲，形成「日本人鼓勵日本人」的傾向。 這樣的對比或許會讓人感到納悶，當日本的經濟實力領先世界、握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的時期，日本人卻對自己感到自卑、妄自菲薄。反觀之，今日的日本經濟陷入萎靡不振之際，日本人反倒開始讚賞自己了。這似乎有些諷刺，但反過來也可以理解為「正因陷入衰退才更想自我勉勵」的心理。 在當下這一波「日本人論」裡，經常聽到這樣的議論——日本人對待外國人非常熱情親切。而明治時期曾到訪日本的法國畫家費利克斯・雷加梅（Felix Regamey,1844-1907）的話也經常被引用。他將遍訪日本的經歷寫成了《日本素描紀行》（原題：JAPON,1903）一書，內容提及：「他們恐怕不知道我有多麼喜歡他們。而且他們也不清楚，自己是多麼有資格被世人所喜愛」，說明他對日本的著迷程度。 1876年，雷加梅來到日本後被這裡的風土人情深深吸引，留下了不少畫作。比起大自然的風光明媚或是傳統建築，讓他內心感動的是「在這裡生活著的日本人的日常之態」。就像最近在大陸流行的一句話「台灣最美麗的是人」，大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吧。 最近，在網路上一篇名為《讓赴日外國遊客吃驚的日本人之美德》的報導引起了一陣討論。文章中列舉了這樣幾點： 「街道、廁所、車站等公共場所都很整潔」 「聽說日本人洗澡的次數多，衣服也乾乾淨淨，注重清潔」 「夜裡出門也很安全」 「丟了東西還能找回來」 「很有公德心：垃圾扔到垃圾桶內、不闖紅燈、不邊走邊吃、不邊走邊抽煙」 「感冒了就戴上口罩，在電車內把手機關靜音等，顧及周圍的感受，替他人著想」 「在公司裡，謹守前輩後輩的禮儀分際，前輩傳授給後輩技能，後輩尊重前輩」 「無論是跟別人約見面還是公共交通都很守時」 「服務業熱情周到，很貼心」 「日本製的產品和藝術品都很精美，品質極高」 「飲食營養均衡，有益健康、活得長壽」 「無論做什麼都不會爭先恐後，排隊等候，井然有序」 「建築和庭園風格體現了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感覺」 每當這些「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美德」在日本被人津津樂道時，我總覺得很不好意思。就我個人而言，不太喜歡這種自吹自擂的調子，被稱讚了應該要更謙虛的，很多事情不是只有日本做得好，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值得我們去學習。 但是，最近像這樣的「日本人的美德」就發生在自己身上，讓我親身體驗到日本人的服務真的很棒。 在日本有家名叫「鮮堡」（Freshness Burger）的漢堡連鎖速食店。我家附近就有一家「鮮堡」店，直到1年前它歇業為止，我都經常光顧，還辦了張會員卡，就是卡裡面可以儲值消費的那種。但是，這家店所在的大樓重新改建的緣故，所以1年前關門了。我的會員卡也用不上了，就一直放在皮夾裡。 上週，因為偶然的機會我來到另外一家「鮮堡」連鎖店吃飯，想起了這張很久沒用的會員卡。我把卡遞給收銀台前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之後，才被告知已經不能使用了。根據規定，超過1年完全沒使用過會員卡的話，包括裡面儲值的金額在內整張卡都作廢了。而我那張卡的餘額還有3000多日元，夠吃10個漢堡了，而且是在3天之前，才剛滿一年的使用期限。我趕緊確認了一下，發現卡的背面確實是這麼寫的，我只能自認倒楣地說：「唉，那就沒辦法了」。 就在我要放棄的時候，店員對我說：「確實超過使用期限了，我試著跟總公司交涉看看吧。3000日元就這樣浪費掉了，真的很可惜。我就跟總公司說您之前到海外出差了，看看是否有辦法可以解決。您先到座位上邊吃邊等吧。」 我先用現金結賬，拿著餐點找個位子坐下。過了一會，店員跑過來跟我說：「搞定了。我先把這張會員卡寄回總公司，讓他們重新發行一張儲值同等金額的新會員卡，然後再郵寄到您家裡，您是否方便留下住址給我呢？如果有什麼任何疑問，也歡迎隨時跟我聯繫。」 就這樣，我接過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他的名字「小野川」和這家店的電話號碼。本來是我粗心大意，會員卡過期了無法使用，也只能摸摸鼻子認了。但是，這位親切的店員卻為我處理好一切，我只需要在家裡等候一張儲值同等金額的新會員卡寄來即可，不久後，我也確實領到了有同等金額的會員卡。店員的貼心讓我更確認了日本人的美德，也成為了「鮮堡」的忠實顧客。 在日本經常會遇到這種出乎意料的服務。如果在別的國家，遇到這種情況時，服務員大概會冷冷丟下一句：「不行就是不行。卡的上面不是寫得清清楚楚嗎？」如果運氣好沒碰上如此冷漠的服務員，頂多是告訴我總公司的電話號碼，讓我自己去交涉看看。 最近，我跟台灣朋友聊天時問他：「你覺得日本人的缺點是什麼？」。他回答說：「日本人很假」。 我想這句話我多少能夠理解，因為日本人是個很容易與他人保持距離的民族，對於「朋友」和「他人」的界定常常會讓人感到困惑。在中華圈，是不是「朋友」被區分的很清楚，在人際關係的應對也有本質上的不同。但是，日本人對於眼前的這個人，通常不太會去深入思考究竟是「朋友」還是「他人」，因此相處起來也不會有什麼特殊待遇。所以，無論是朋友也好，不認識的「他人」也罷，他會謹守該有禮儀本分，不會逾越那一條隱形的界線，這一點在外國人眼裡看來或許會覺得「很假」。 其實，有時候我也不太喜歡日本人的這種性格，可是偏偏我自己時常給外國人留下這種印象，可見民族性這東西真是很難輕易改變啊。 但是，這種「很假」的性格實際上也並非一無是處，比如在對待諸如外國人之類的「他人」時，體現出了一種公平性。也就是說，無論對方是誰，都是應該平等對待的「他人」，不管是不是朋友、是不是本地人、是不是外國人，都一視同仁，所以日本人的服務常常讓外國人覺得非常周到貼心。 對於「鮮堡」的小野川來說，我只是他每天遇到的幾百個「他人」之一，沒有理由特別照顧，正因為有他如此親切的舉動，才會讓外國人真切感受到了「日本人的美德」並為之感動。 小野川的紙條我還放在抽屜裡，就一直收藏吧。提醒我自己，也能多多學習他身上的「美德」。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朝日新聞原駐台記者）

新聞野島剛觀點》日本，又被北韓擺了一道

日本，總是被北韓這個國家搞得團團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有日本人打從心底都非常清楚這一點，然而這一次似乎又要重蹈覆轍了，冷不防地被北韓擺了一道。 上禮拜，日本外務省負責亞洲‧大洋洲局的伊原純一局長訪問北韓，舉辦日朝協議。北韓完全無視日方的期待，對於「拉致問題」（北韓綁架日本人）隻字未提，反而是將焦點集中在收集二次大戰中的日本人遺骨問題，或是嫁到北韓的日本人女性的歸國問題，藉機向日本索取相對的回饋。實際上對日本來說，這次的北韓訪問根本就是白跑一趟，在日本國內也引起了社會大眾普遍表示失望。 先前，日本和北韓希望能夠一次解決包括綁架受害者在內的各種問題，曾經舉行雙邊對話。當時日本民眾滿心期待，認為拉致問題的受害者可以回國了，因為北韓方面盛傳「這次金正恩來真的了」的預測，日本方面也部分解除了對北韓的經濟制裁來釋放「善意」。 另外，北韓與中國、南韓之間的關係也相當錯綜複雜。尤其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上任以來，尚未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正式會晤，這對於北韓和中國兩國一直以「鮮血凝結成的友誼」相稱的層面上來看，是難以想像的事態。而另一方面，習近平訪問了南韓並與總統朴槿惠舉行會談。這麼看來，中韓關係越走越近、日本和北韓開始談判——這是在過去的同盟關係和戰後的冷戰格局框架內所無法想像的狀況同時發生了。 在日本國內，有部分媒體在報導中、提到了安倍晉三首相訪問北韓的可能性。如果事態真如此發展：北韓的金正恩第一書記首次會晤的外國首腦不是習近平主席，也不是朴槿惠總統，而是安倍首相的話，這將會成為一次歷史性的事件。 的確，東亞現在發生的很多事態都是顛覆了過去的既有思考模式，原因就在於美國的衰落與中國的崛起。戰後的日本和南韓在美國的威權之下，實質上是沒有「外交自主權」的。但如今，美國的態度從過去積極插手亞洲事務的老大哥，轉變為消極調停外交衝突的和事佬，以退為守，在不影響美國的利益之下，希望「亞洲各國都能儘量和平相處，最好是不要勞煩我們親自出手」。 相反地，中國一改過去「韜光養晦」的低姿態外交，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積極展開強國外交。在此背景下，過去一直在外交上追隨美國腳步的日本的處境也似乎越來越艱難，不得不提出自己的外交路線。尤其是近幾年，在歷史問題和島嶼主權的爭議上，日本與中韓兩國之間的國際關係緊張，甚至交惡，迫使日本開啟和北韓的談判，這無疑是為了牽制至今尚未與日本舉行首腦會談的中國和南韓。 同樣地，北韓也不是省油的燈，會和日本坐下來談也是自有它的盤算，北韓試圖在日美韓的聯盟關係中吹皺一池春水，刺激一直以來的盟友中國。據熟悉北韓問題的消息人士透露，有分析認為，日本和北韓兩國在5月29日緊急宣佈雙方達成了「斯德哥爾摩共識」的背景之一，可能是為了牽制習近平主席7月初的訪韓之旅。 然而，到了9月，日本在對北韓的關係上卻面臨出乎意料的混亂局面，起因是北韓對於日朝對話的態度突然變得消極了。 表面上的解釋是，雙方對於拉致問題的意見發生了分歧。據說日方想優先解決拉致問題，在這基礎上再進一步推動交涉，而北韓方面認為不應該侷限於拉致問題，包括在北韓的日本人妻子等問題在內的整體應對，而非將拉致問題特殊化。但是，把話說穿了，如果雙方真想好好對話認真解決的話，也不是那麼困難的問題，很顯然地，北韓的「熱情」一下子冷卻了下來。 就在此時，突然傳來一條令日本方面震驚的消息。10月4號，北韓國內實質掌權的第二號人物、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黃炳瑞（北韓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在仁川市內與韓國青瓦台（總統府）國家安保室長金寬鎮舉行了會談，傳達北韓想在10月底至11月初之間與韓國舉行第二次南北韓高層長官會談磋商的想法。 根據南韓統一部公佈的消息指出，今年8月曾向北韓提議舉行高官層級的對談，但是北韓卻遲遲沒有正面回應，因此，南北韓的對話自2月舉行的副部長層級的對談以來陷入了停滯狀態，但是現在雙方又言歸於好，想要重啟磋商。 這一舉動不由得讓人懷疑，北韓只是把日本當誘餌，為了讓韓國上鉤而已。因為南韓的位處北韓和日本之間，當然不願意被雙方夾擊而動彈不得，而北韓看準了南韓的擔憂，成功地利用了日本去挑動南韓的敏感神經，坐享漁翁之利，這也是北韓慣用的外交伎倆。 然而，日本方面也出現了新的曙光，一些國內媒體預測11月中旬在北京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上將有機會實現安倍首相和習近平主席的首腦會談。如此一來，若是日中關係得以改善的話，被晾在一旁的南韓或許又會感到焦慮吧，同時北韓應該也會改變對日本的消極態度，主動示好吧。 東亞的外交局勢真是虛虛實實、詭譎多變，而且是前途未卜，看來這個秋天，東亞的外交舞臺勢必迎接一場鬥智角力之爭。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新聞野島剛觀點》AV女優不能當新聞記者嗎？

最近日本的《週刊文春》雜誌刊登了一則報導，標題是「前日本經濟新聞的記者是AV女優」，引起一場不小的騷動。多數人對這則報導抱持了批判的態度，認為「難道AV女優就不能當記者嗎？這分明是職業歧視」！ 但是，我覺得以職業歧視來質疑這篇報導並不恰當。當然，「職業不分貴賤」是一種理念。可是實際在這個社會上，的確存在一些從法律上來看並不違法，但在倫理道德上卻是灰色地帶的職業。例如，未經行政許可就借貸金錢就屬於這一類。 而演AV一事何嘗不是游移在灰色地帶的職業呢？日本的狀況與台灣不同，並不會禁止AV業，所以，這位女記者在日本演AV為工作並獲取報酬的權利是得到保障的，員警不會因此逮捕她。雖然如此，但在眾人面前毫不避諱的明言「我是AV女優」又屬另外一碼事。 「鈴木涼美」她曾是日本知名報社《日本經濟新聞》的記者，同時也是個年輕的社會學者。去年6月，她出版了《AV女優的社會學》（青土社）一書，內容深受各界的好評，還獲得不少的獎。如果仔細閱讀的話或許不難發現一些蛛絲馬跡，除非作者本人可能親身體驗過當AV女優，否則一般人很難寫出這樣的作品。可是關於這一點，她在書中完全沒有提及。 有些人會在書裡介紹自己採訪和調查研究的具體過程，當然也有人不會寫明，基本上這是作者個人的自由，明確寫清楚的好處是容易說服讀者，獲得信賴。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張，這與作品本身的品質並無關係。因此，她在書中沒透露自己演過AV的這段經歷本身並不存在任何問題。 這本書獲得很高評價，但並沒有暢銷到在日本全國上下皆知的程度。所以不難推測，《週刊文春》也許正是出於這一點，所以選擇特別強調她曾經是「日經記者」的身份，並非是另一個社會學者的頭銜，而這篇報導利用在社會觀感上對記者和AV女優的巨大反差成功地製造了話題性。 關於這一點，無疑反映出了AV女優的社會地位之低。在日本，演AV本身並不犯罪，但卻包含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20來歲沒什麼學歷和工作的年輕女性，演一部半小時就拍完的AV，就能獲得100萬日元左右的報酬，如此不費吹灰之力就賺進大把鈔票，這意味著本身要背負性產業工作者的惡名。如果是我知道了自己女兒去演AV的話，會氣得發瘋並拼命阻止她。 對此，她本人也在這次的風波中發表了這樣一篇頗有深意的文章。簡單說就是她對《週刊文春》的報導，在某些部分上表示出了一定的理解：「圍繞AV女優的負面印象若能夠完全抹消的話，那她們的金錢報酬將會暴跌。我在21歲時領到的一部片子80萬日元的薪水裡，應該是包含了對於10年後我31歲時被《週刊文春》爆料而惹得母親大發雷霆的風險補償。」 而且一般在日本企業裡不允許員工兼副業，要在公司以外從事臨時性工作的話，得有上司的許可才行。就拿我來說，要在《朝日新聞》以外的地方寫稿時，必須要提交給上司一份A4紙的申請書。換句話說，那位日經記者肯定不會跟上司說「接下來我得趕去拍AV了」吧。當然用藝名的話一般不會暴露。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普通白領的她確實違反公司規定了。 另一方面，媒體也分很多種類，報導這則新聞的雜誌《週刊文春》的讀者群基本上是以男性白領們為主，擅長曝光政治家、明星、社會人物或企業的醜聞、秘密等，發行量多達50萬冊，是很有影響力的週刊。用中文講或許可以定位為「八卦雜誌」，但有時它也發揮著實現社會正義的作用，如揭發那些報紙上無法搬上檯面的話題，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 若是日本的知名報社，日本全國的發行量相當可觀，但報導內容上的限制也不少。例如，議會上會把報導拿出來議論，學術論文的參考資料裡也會被提及。可是，讀者們的好奇心光靠這樣的報紙是不會滿足的，想更直接地瞭解別人的失敗經歷、探尋秘聞八卦的讀者就去看《週刊文春》這類雜誌，同時它又可以深入追蹤一些敏感題材，對社會來說存在著一定的必要性。 媒體報導不是對政府唯命是從、也不是為了爭取國家利益，雖然部分是顧及商業利益，但是部分則是為了實現社會正義而往往伴隨很多棘手的問題，有時候確實承擔了社會系統中的「公共性」的成分。 《週刊文春》把AV女優的「真實身份」聚焦在「日經記者」上，而非優秀的論文作者，以「日本社會深得信賴的著名媒體‘日經’聘用了AV女優」的議題來吸引讀者目光。當然，所謂「翻舊賬當眾曝光」當事人肯定不好受，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覺得演AV這件事稀鬆平常再普通不過，那這樣的社會價值觀也真的會讓人擔憂不已。為何在當今的社會道德上依舊將AV或者說性產業視為灰色地帶呢？這是有其道理的，若是這條底線崩潰的話，社會本身將陷入道德風險。 這次「日經記者是AV女優」的新聞所引發的思考實在是不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還真得感謝《週刊文春》拋出了一個很好的討論話題。 作者：野島剛（朝日新聞原駐台記者）

新聞另一個「國民作家」：渡邊淳一

這十多年來，渡邊淳一始終和村上春樹共同被譽為日本「國民作家」。暫且不論渡邊的小說品質如何，他的一舉一動往往都會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眾所矚目。單就這層面的意義來看，渡邊淳一絕對稱得上是1億3000萬日本人隨時關注的「公眾人物」。 當然，村上春樹走的是純文學路線，而渡邊淳一則專注於通俗文學。換言之，就是渡邊永遠都不會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但是，村上的小說很難被改編成電影，例如《挪威的森林》（2010）的票房慘遭滑鐵盧就足以說明了這一點。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渡邊創作的《失樂園》等一系列描寫男女情愛的作品。這些小說被多次改編成電視劇與電影，都相當賣座。 這樣看來，透過不同媒介接觸到渡邊淳一作品的人數，可能遠遠多於單純在小說銷售量上吃香的村上春樹。 然而，當有人興高采烈地分享說：「我剛讀了村上春樹的新作」時，並不會被旁人側目；相反地，要是有人說：「最近，我讀了渡邊淳一的新作」的話，卻可能會被朋友們在背地裡說：「這個人真是庸俗。」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鮮少會有人在公開場合說：「我是渡邊淳一的忠實讀者。」但是，不可否認地實際上有很多人都直接或間接地接觸過渡邊的作品，沉迷於他筆下刻劃的男女之愛，成為「潛在粉絲」。 若非如此，渡邊的作品不可能如此暢銷。當《失樂園》推出後在日本引起熱潮時，平時不包書套的人都會替這本書加上書套，在電車上忘我的閱讀。筆者便是其中一人。 當渡邊淳一辭世的消息傳出的隔日，也就是5月6日，日本各大媒體紛紛對他的作家生涯做出了評價。 「渡邊淳一一貫堅持從正面描寫愛與性。甚至，他的作品有時會被稱為情色小說，但這正是一位畢生探求生與死的作家譜出的人間讚歌。」（朝日新聞） 「渡邊是戀愛小說的第一人。在自己壯麗的作家人生中，渡邊不斷地從男人與女人的深奧關係中探尋著人類的本性。」（讀賣新聞） 「正因為渡邊一直探尋包括自己在內的『人性』，他才能將自己的體驗冷靜而透徹地注入作品之中。他始終對人類的本性充滿了好奇，並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小說的創作。」（每日新聞） 上述的評論內容都很貼切，卻未能透徹地闡釋渡邊淳一的本質。對於這些推崇純文學的大型媒體的文化專欄記者來說，渡邊可能是一個非常難以評價的人物。 渡邊淳一究竟是一位怎樣的作家？ 這個問題不如讓他身邊的女性來回答，或許她們能夠做出更為精闢的評論。事實上，在一些媒體上對渡邊的逝世表達哀悼之意的大部分都是女性。這當然也非常符合渡邊的風格。 曾演出電影《失樂園》的女演員黑木瞳說道：「我心愛的渡邊老師，您我最後一次共飲的是法國瑪歌古堡紅酒（Ch.Margaux），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您溫情的招待，直到最後，您一直都是一位瀟灑的紳士。」 擁有大批女性讀者的女作家林真理子則談到：「有一次您身穿和服來到銀座的酒吧，服飾華麗而耀眼，在女人堆裡快樂地飲酒，就像是一名文士。您經常說，描寫男女間的情愛非常有趣，根本難不倒您。」 另外，作家小池真理子則惋惜道：「每次和渡邊見面，他都會和我談論寫作的心得，以及男女之間應有的關係。我想出版界中再也不會出現如此大方，並擁有自由豁達人生的作家了吧。」 在她們之中，有些人曾與渡邊淳一傳出緋聞。無論屬實與否，從她們溢於言表的悲痛之情，我們就能清楚感受到渡邊是多麼受女性歡迎。 雖然我與渡邊淳一素未謀面，卻一直都憧憬著擁有像他一樣的人生。當渡邊邁入中年時，我還是一名學生，讀過他的作品卻想成為像他那樣的中年人；而這些年當他年老了，我又想成為像他那樣的老人。相信有不少男性和我一樣懷抱著同樣的幻想，但無論如何，渡邊都是一名無法被取代的人物。 渡邊淳一原本是一名醫生，由於他在小說中揭露了自己當時任職的大學醫院的陰暗面，因此受到了排擠，於是他索性辭職，成為了一名專職的小說家。最初，他的小說多以醫學與歷史為主題，但到了中年之後，他開始專注於戀愛小說，創作出了《一片雪》、《失樂園》、《愛的流放地》等備受爭議的作品。雖然已經有家庭的渡邊經常與眾多女性傳出緋聞，但是這都沒有對他的社會評價造成嚴重影響。 其中的原因在於，渡邊淳一曾在散文中寫過：「若是真心去愛的話，就能得到對方的原諒。」由於他自己對每份感情是真誠相待和全心投入，所以即使女方受到傷害，最終也會選擇原諒。 發現正和自己交往的女子竟然有其他男人，便試圖用鋸子把女方家的門鏈鋸斷，破門而入；和一名有夫之婦相愛，想要一起殉情自殺；渡邊把自己的戀愛經歷一一寫在小說之中，其作品呈現的真實感是其他作家無法企及的。 此前，渡邊淳一曾感嘆道：「現在的年輕人受到了過多的社會行為規範的拘束，以至於不能突破戀愛的理論，發現未知的自己。」據聞，渡邊本人豪放不羈地投入每一場戀愛，甚至是超越了社會規範，因此產生了所謂的「渡邊文學」。他有這樣的感嘆，或許是源自於他對自己的這份自負。 若讀者翻閱過渡邊淳一的作品，便會發現他的主題始終圍繞在「愛與死」，渡邊對於「死」的執著超乎尋常。他的心中有個根深蒂固的想法：「愛」能被「死」淨化，並成為永恆。這些思想的原點在於，渡邊在北海道就讀高中時的初戀——一名同年級的女孩。她是一名天才少女畫家，同時和多名男生交往，也曾誘惑並且玩弄了渡邊。最終，她在北海道的阿寒地區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一經歷在渡邊的心中埋下了對「愛與死」的憧憬。 由於渡邊淳一的《失樂園》、《愛的流放地》等作品描寫了不倫之戀，所以在文學界的評價並不高。但是，若回顧他整個創作歷程，長達半個世紀的寫作，其作品涉及醫學、歷史、戀愛等諸多領域，以這樣的質和量來說都是相當可觀的。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感興趣的題材孜孜不倦地收集資料，並且持續創作，幾乎沒有出現失敗之作。 渡邊筆下涉及性愛內容的作品雖然飽受社會批判，被認為「過於庸俗」，但是這些作品依然流傳至今，並且廣為大家所知。或許可以說，作家渡邊淳一的人生本身就像是一部小說，他也創造任何人都無法模仿的「渡邊淳一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