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還在吵「無立委資格李女士」上台質詢、館長和國昌狼狽為奸、互相取暖助選的等政治新聞時。有一位行動影響全球，「有真正學問力」的「當代公共性知識份子」Jürgen Habermas辭世，卻被台灣社會和媒體忽視。

 

故我特別在此文為96歲長壽Jürgen Habermas，完成辭世紀念文，也因為我的碩士論文是以Jürgen 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為主題。

 

  Jürgen Habermas是享譽國際的德國哲學家與社會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他畢生致力於捍衛啟蒙精神，提出「溝通行動理論」與「公共領域」概念，倡導透過理性對話形成社會共識，是當代審議式民主的奠基者與最具影響力的時代啟蒙者。

 

  回顧Habermas一生，他誕生於德國杜塞爾多夫(Dusseldorf)，並在靠近科隆的古倫梅巴斯巴赫(Grummersbach)地區裡的一個小鎮上成長，1949年進哥廷根(Göttingen)大學就讀，1954年在波昂大學（Univ Bonn）完成博士論文，1956年與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思想家T. Adorno相遇，成為Habermas一生的轉捩點，Habermas在學術上的博學多才，使他有資格成為Adorno的助手，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傳人。

 

  西元1960年Habermas到法蘭克福大學（Johann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教書，其間在指導教授W. Abendroth帶領下，積極著手於博士後研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此書雖在當時並未受到重視，但在此作品中，卻已經展現了批判理論對社會現象的分析，除了科技整合性的研究，和注重社會史（布爾喬亞史）和概念史（公共領域）的辯證批判之外，同時對法治國家的民主憲政顯示出好感，Habermas在這一點上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前輩教授們，有了很大的差異。

 

  西元1961年Habermas正式應H.－Gadamer的邀請，到海德堡大學（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擔任哲學教授，而Habermas在1964年返回法蘭克福大學，接替Max Horkheimer，擔任該校哲學和社會學教授，1965年發表就職演講《知識與人類的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1968, tr. 1971) ，其演講稿於1968年出版，其中並收納了另一篇重要著作《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1968年Habermas初期曾全力投入德國大學生所主導的反抗運動，但爾後感覺後期的學生運動朝著不現實的方向發展，例如在文化上，把學者當作資產階級予以否定，而且還出現蒼白無力的絕望與恐怖主義，都讓他感到沮喪，並且因此與當時德國學生運動領袖Rudi Dutchke等發生爭執，於是逐漸淡出學生運動，而Habermas指責當時後期學生運動是「左翼法西斯主義」，並發表《表象革命及後裔》一文；1971年前往施坦恩堡(Starnberg)與Carl-Friedrich von Weizäcker一起擔任馬克斯‧普朗克科學技術世界中生活狀況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所長。該所的成立目的是探討幾十年來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所造成的人類生活環境的根本變革。這一目的和Habermas的研究興趣親緣性甚強，而Habermas著名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就是在這裡開始萌芽的，並於1973年完成這部奠定其在學界地位的扛鼎之作，1983年重返法蘭克福大學重執教鞭，1971年與以社會系統論(Social System Theory)著名的社會理論家盧曼(Niklas Luhmann)發生論戰，1974年得到德國榮獲斯圖加特市的「黑格爾獎」，1976年榮獲德國語言與文學研究院頒發的「佛洛伊德獎」，1980年榮獲法蘭克福市的「阿多諾獎」，發表了題為〈現代性：一項未完成的計畫〉的演講，拉開了與法國後現代理論爭論的序幕。被授予紐約社會研究所的榮譽博士學位，1986年榮獲德國研究協會的萊布尼茨研究專案促進獎，與Ernst Nolte、Andreas HiIlgruber等著名歷史學家展開『歷史學家之爭』，1987年榮獲哥本哈根市的「朔爾姐妹獎」，1988年成為倫敦歐洲研究院的正式成員和貝爾格萊德科學院的外籍研究員，1989年獲得漢堡大學、希伯萊大學以及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榮譽博士稱號，1992年開始與自由派的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展開爭論，1994年Habermas正式退休，1996年與John Rawls的爭論繼續進行並走向深入，出版《包容他者》。1999年七十歲，在法蘭克福舉辦了隆重的慶典，德國外交部長菲舍爾出席。祝壽文集題為《理性的公共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理性》(Öffenlichkeit der Vernunft und die Vernunft der Öffenlichkeit)。發表支持科索沃戰爭的文章，掀起關於戰爭合法性問題的大討論，2001年4月15~29日訪問中國，分別在京滬兩地高校和學術機構作系列演講，引起強烈反響，於當年獲得德國書業協會頒發的和平獎，2003年2月6日與法國哲學家Jacques Derrida共同發表《核心歐洲宣言》，再度引發學術界與政治界的一場思想論戰。

 

  Habermas是一個論述多產的思想家，其重要著作包括1961年《學生與政治》、1962年《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3年《理論與實踐》、1968年《知識與興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1968年《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1969年《抗議運動和高校改革》、1970年《社會科學的邏輯》、1971年《體系研究的成果是什麼？》、1971年《哲學-政治側影》、1973年《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1976年《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1980年《〈時代的精神狀況〉一書目錄》、1981年《政治短文集》1-4卷、1981年《溝通行動理論》、1983年《道德意識與溝通行動》、1984年《溝通行動理論的先期研究和補充》、1985年《現代性的哲學話語》、1985年《新型的混亂》、1987年《一種對遺憾的清算》、1988年《後形而上學思維》、1990年《追加的革命》、1991年《作為未來的過去》、1991年《文本與上下文》、1991年《論辨倫理學的解說》、1994年《人生現實與有效性》等著作。

 

  Jurgen Habermas曾和微軟公司董事長Bill Gates，同列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年度專刊《TIME100》「2004 全球100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風雲榜。不同的是，Habermas屬於「科學家與思想家類」(Scientists & Thinkers)，開放軟體LINUX發明人托瓦德司( Linus Benedict Torvalds 1969 - )也被選為這一類的世界重要人士。與托瓦德都是科技人的比爾蓋茲，則和美國總統布希、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共同歸類於「領袖與革命人物類」(Leaders & Revolutionaries)。在《時代》的定位上相當明確：因為當代思想家Habermas的學說理論，是要讓人們看清這個世界、以及我們自己(they have shaped how we see the world, and ourselves)。

 

  值得一提，Jürgen Habermas與Jean-François Lyotard兩大不同陣營哲學家之間的互動，這是一場發生在1980年代、定義了當代思想史的「現代性與後現代之爭」。這場「互動核心」在於兩位大師對「啟蒙計畫」與「知識合法性」的截然不同看法。

 

  此爭論的導火線是Jürgen Habermas在法蘭克福獲得阿多諾獎時發表的演說《現代性：一項未竟之業》（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他在文中批評當時流行的後現代主義（包括Lyotard、Jacques Derrida等人）是「新保守主義」，認為他們放棄了理性與啟蒙的進步成果，導致社會碎片化。而Lyotard在《後現代情境》（The Postmodern Condition）中反擊，定義後現代為「對宏大敘事的懷疑」。他認為Habermas追求的「普遍共識」不僅不切實際，更帶有一種「恐怖主義」色彩，因為它強迫多元的論述必須統一，會抹殺差異與歧異。

 

  Habermas主張透過「理想溝通情境」重建共識。Lyotard則強調「異質性」與「不可共量性」，主張保護不同論述間的競爭地位。兩大哲學家的論辯確立了學術界對「現代性」與「後現代」的二分框架；雖然兩大哲學家在理論上針鋒相對，但這場辯論促使後來的學者重新思考，在多元社會中如何既能保持對話，又不必犧牲個別的差異。

 

  Jürgen Habermas的教育哲學，是建立在「溝通行動理論」之上的深刻啟發。他最激勵人心之處，在於他將教育視為一場追求「相互理解」與「主體覺醒」的對話，而非單向的灌輸。

 

  Jürgen Habermas的真實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激勵人心的教育故事。他天生患有唇顎裂，童年時常因發音不清而感到溝通的困難與挫折。這段經歷深刻影響了他的哲學。他認為語言不只是傳遞訊息的工具，更是人類追求自由與共識的唯一途徑。在教育中，這意味著每個學生——無論天賦或生理條件——都擁有在「理想言說情境」中被聽見的權利。故在Jürgen Habermas的視角下，傳統教育往往像是一種「工具理性」的操弄（老師把學生當成達成考試目標的工具）。他主張轉向「溝通行動」，Jürgen Habermas的教育哲學告訴我們：教育不僅是學習知識，更是一場練習如何「成為真正的人」的集體對話，透過理性與溝通，我們能一起創造一個更正義、更民主的社會。

 

  而Jürgen Habermas更是積極參與公共議題辯論的公共性知識分子，Habermas不僅是象牙塔內的學者，他長期為歐洲一體化、德國民主政治發展、冷戰、伊拉克戰爭等議題發表深具批判性的評論，幾十年來，Habermas經常就政治和各種公共性議題發表意見。其著述頗豐，跨越了學術和哲學學科的界限，展現了他對現代社會和社會互動的深刻見解。

 

  Habermas曾言：「一種理論觀念的強大之處，在一旦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它的正確性，它就會頑強地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無論遇到的障礙有多大，它總有一天會變成現實。」，而知識分子不僅是真理的追求者，更是公共精神的捍衛者。他們必須在社會喪失自我批判能力時，站出來戳破體制的謊言，並維持公共論辯的品質。這也是為什麼Jürgen Habermas會積極參與政治和時事評論的重要原因，Habermas積極行動入世的榜樣，也值得台灣的知識份子們學習！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