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金改革原本被期待能提升制度公平與財務永續，卻在實務運作中，透過不同體系間的人力流動，逐步改變了高等教育的人力結構。改革改變了公立教師的退場誘因，使部分教師選擇提早退休以保留較有利的退休條件，並轉入私立大學任教。這類跨體系流動，重新分配了高教市場中的教職資源，也進一步擠壓原本已高度競爭的私校人力空間。
在少子化衝擊下，私立大學首當其衝。招生不足不再只是學校經營問題，而是被制度性地轉嫁到教師個人身上。許多私校的教師評鑑，已不再以教學品質或學術表現為核心，而是直接與選課人數與招生結果綁定。一旦課程招生不理想，教師即面臨續聘與工作穩定性的壓力。
在這樣的制度邏輯下，教師是否具備教育專業已非關鍵，能否在招生市場中「發揮功能」才是評估重點。評鑑制度因此從原本保障教學品質的機制，轉化為篩選可被留下來支撐學校營運的人力工具，教育專業被迫退居次要位置。
對年輕世代而言，處境尤為艱難。不少年輕助理教授在非續聘後被推向多校兼課體系，部分資深教師亦只能以鐘點費維生，缺乏長期聘任與退休保障。收入不穩、前景難以預期，使教學工作逐漸從可累積的專業職涯，退化為短期、可替代的勞動型態。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私校多採確定提撥制，退休給付高度依賴個人帳戶與市場表現，缺乏最低保障。退休往往意味著收入驟降，使部分資深私校教師即便負荷沉重，也不敢輕易退場；而學校在人力調整時，反而更傾向將壓力轉嫁至可替代性較高的年輕教師。
高教人力因此出現結構性斷裂：公立體系提早退場者湧入私校，私校內部卻因退場困難而難以進行世代交替。該退的退不了，能進的進不來，留下來的，往往不是最適合接續的人選，而是被制度勉強撐住的勞動力。
當教學日益仰賴低保障、短期聘任的教師支撐，高等教育的教學深度、師生關係穩定性與長期學術累積，勢必受到侵蝕。年金改革若僅著眼於單一體系的財務帳目，卻忽略其透過人力流動對高教結構造成的外溢後果，最終恐怕將反噬制度本身。
文／夏一新（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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