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柯文哲，常見的爭論多半聚焦於政治立場的轉變、政策搖擺或選舉策略。然而，若僅停留在路線分析，往往無法解釋其行為長期呈現的高度一致性。從政治心理學與權力人格的角度來看，柯文哲的問題，並非「後來變質」，而是其性格結構在取得權力後被充分放大。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關鍵概念：權力並不必然腐化人，但會放大原本的人格特質。一個高度自戀、低共感、工具化他人的人格，在權力尚未到手前，或許仍能被制度與專業倫理約束；一旦站上權力舞台，這些特質便會迅速成為其決策核心。

回顧柯文哲早年的公共言論，許多被支持者稱為「直白」、「真性情」的表現，實際上符合典型的低共感溝通模式：對女性的貶抑、對弱勢的嘲諷、以羞辱作為幽默。這類語言並非偶發失言，而是反映其內在價值排序—他人尊嚴並非優先考量，自我表現與控制感才是。

2014年後，太陽花運動所創造的政治真空，讓柯文哲快速獲得權力位置。此時，他展現的並非政治新手的學習曲線，而是一種高度工具理性的行為模式：盟友被視為資源，制度被視為可操控的工具，道德則是可以被延後處理的成本。

這種人格特質，在其對待幕僚與部屬的方式中表露無遺。簡余晏、蘇麗瓊等人離任時，柯文哲所使用的語言，不僅缺乏基本尊重，更透露出一種投射心理：他無法理解「為理念承擔責任」的行為，因此只能將對方動機解釋為失利、逐利或逃避。這正是低信任人格的典型表現—因為自身只以利益為行動依據，便假定他人亦然。

然而，真正能作為人格分析關鍵案例的，是愛滋器捐事件。此案並非單一疏失，而是高度符合「權威型管理人格」的組織失靈模式：極端追求效率與成本壓縮、權責不對等的制度設計、將風險外包給位階最低且最無防禦能力的角色。當危機發生，領導者選擇切割責任、保全自我敘事，而非承擔制度後果。

從組織心理學角度看，這是一種典型的「向下歸責、向上邀功」結構，其前提正是領導者將他人視為可替換耗材，而非具有專業尊嚴的行動主體。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行為模式在其後政治生涯中反覆出現：從政策失誤到財務爭議，責任總是「下面的人處理不當」，而非決策結構本身出了問題。這種高度一致性，恰恰證明問題並非偶發失誤，而是人格結構的穩定展現。

因此，討論柯文哲，與其爭論他是否「背叛」了某種政治期待，不如正視一個更根本的事實：當一個低共感、強自我中心的人獲得制度縫隙中的權力，他所展現的，正是其一貫的樣貌。

政治的危險，從來不只是錯誤的政策，而是錯置的人格。當社會將羞辱包裝成直率，將冷酷誤認為務實，最終付出的代價，往往遠超過一次選舉的輸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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