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NCC以打擊電信詐騙為名，推動新版《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服務風險管理機制指引》，並於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正式實施。該指引大幅提高換補 SIM 卡、eSIM 轉移及換號服務的門檻，據民意反應狀況，卻已引發「擾民、擾警、擾業者」的三重反彈，不僅未見政策精準性，反而暴露出台灣打詐治理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從政策設計邏輯來看，NCC 顯然採取了「高度管制、全面防堵」的思維，試圖以行政程序的層層加碼，降低 SIM 卡遭不法利用的風險。然而，詐騙問題的本質在於組織化犯罪與跨境金流、話務系統的結合，其關鍵環節並非一般民眾的正常換卡、換機行為。將防詐責任過度轉嫁至守法用戶，要求其負擔舉證、報案、往返奔波的成本，實際上是以最低風險族群，承擔最高的行政摩擦。

新制對基層警政體系所造成的外部成本，亦顯而易見。過去單純的遺失補卡程序，如今一律要求至派出所報案，形式上看似強化流程控管，實際上卻大量製造「非犯罪性報案」。這類報案對於犯罪偵防毫無助益，卻會稀釋警力、增加文書與受理負擔，進一步壓縮真正需要即時處理的治安案件。此舉不僅不利於警政效能，更可能侵蝕民眾對報案制度嚴肅性的信任。

另外在政策落地的第一線承擔者，反而是電信門市人員。規範由上而下強制執行，卻未同步建立合理的例外處理與彈性裁量空間，導致服務人員只能機械式執法，成為民怨的直接承受者。當民眾因手機遺失、緊急通訊需求而受阻，情緒自然轉向現場人員，形成「政策決策者隱身、基層被迫挨罵」的不對稱責任結構，長期而言不利於公共服務體系的穩定與士氣。

更值得反思的是，NCC 此次作為，顯示出現行打詐政策長期存在的「績效導向偏誤」。在高度政治與輿論壓力下，主管機關傾向以「看得見的管制強度」來證明有所作為，而非投入資源於跨機關情資整合、金流追蹤、話務平台治理，或國際合作等真正高風險、高技術門檻的領域。結果便是政策象徵性強，實質防詐效果卻有限。

打擊詐騙無疑是公共利益，但有效的公共治理，從來不等於不計成本的全面加嚴。合理的做法，應是風險分級管理，針對高風險用戶、異常使用行為與可疑交易進行精準控管，同時維持一般民眾基本通訊權益的便利性與可預期性。否則，當防詐政策演變為日常生活的制度性障礙，最終侵蝕的，將不只是民眾耐心，更是政府治理的正當性。

這套被形容為「史上最嚴格」的換補卡新制，真正考驗的不是民眾是否配合，而是主管機關是否願意承認政策失衡、即時修正。若 NCC 仍執意「硬幹」，忽視實務回饋與社會成本，恐怕只會讓打詐淪為形式工程，在民怨與行政內耗中，離真正的安全治理愈來愈遠!

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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