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蔣萬安赴上海參加雙城論壇,卻因台北發生隨機殺人事件而縮短行程,表面看來是單純的行政應變,但放在兩岸脈絡下,這樣的安排很難只被當作「巧合」。一場原本主打城市治理與交流的論壇,最終卻被治安事件重新定義焦點,反而讓人感受到台灣內部議題如何被外部敘事迅速接手與再包裝。

 

學生不認為市長留守處理重大治安事件有錯;相反地,這本來就是地方首長應盡的責任。但問題在於,當相關報導刻意強調「行程縮水」、「僅出席主論壇」,卻對論壇內容與制度層面的交流輕描淡寫時,讀者自然會被引導去聯想:是不是台灣的治理不穩,連基本安全都成問題?

 

這樣的敘事其實很熟悉。每當台灣內部出現社會事件,總會被放大為「整體失序」的象徵,彷彿單一事件就足以否定整個制度。久而久之,討論不再聚焦如何改善治安或制度修補,而是變成對台灣治理能力的全面質疑。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論壇縮短了幾天,而是我們是否已習慣讓外界用片段事件定義台灣。城市交流本應是務實的,治安問題也該被嚴肅處理,但兩者不該被混為一談。否則,受傷的不只是城市形象,而是我們對自己社會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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