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碩董事長童子賢近日於公開論壇直言「RE100不切實際」，並主張企業應以CFE(全時無碳能源)取代之，同時以Google、Microsoft等科技巨頭採購核電為例，說明國際企業已轉向更務實的能源策略。這番談話乍聽之下頗具現實感，也切中產業對「穩定供電」的焦慮，但若進一步檢視其論證邏輯，仍存在若干值得釐清甚至反駁之處。

首先，將RE100描述為「好高騖遠、不切實際」，本身即是一種過度簡化。RE100是由國際企業自發推動的承諾機制，其核心目的在於透過市場力量擴大再生能源投資與供給，而非單純解決每一小時的即時供電問題。它的政策功能，在於創造可預期需求、壓低再生能源成本、並推動電力市場改革。批評RE100未能處理「全時供電」，在技術上或許成立，但若因此否定其制度價值，等同混淆了「目標設定」與「系統調度工具」的不同層次。

近年企業開始談論CFE(尤其是24/7 CFE)，確實反映了更進階的能源治理需求：不僅要低碳，還要在時間上精準配對。然而，CFE並非RE100的替代品，而是建立在其成果之上的進化版本。若沒有前期大規模再生能源建設與電力市場透明化，CFE只會淪為少數資本雄厚企業的「精緻減碳選項」，而非可普及的公共政策工具。

其次，童子賢以Google、Microsoft採購核電作為論據，暗示核能是國際企業的共同選擇，進而成為台灣應仿效的方向。問題在於，這樣的類比忽略了結構性差異。這些科技公司多半在電力市場高度自由化、跨州或跨國調度的環境中運作，能透過長期購電協議(PPA)分散風險，甚至投資先進核能或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反觀台灣，電力市場仍高度集中，核電的建造、延役或重啟、核廢料處置、核安風險與社會信任問題，並非企業採購意願即可解決。以少數跨國企業的能源策略，直接推導為國內能源政策方向，顯然跳過了關鍵的能源治理前提。

第三，童子賢多次以瑞士作為「核綠共存」的成功案例，並指出其核電占比約三成。誠然，瑞士的核電比重在歐洲名列前茅，但其能源體系的核心其實是大型水力發電與長期累積的儲能調度能力。瑞士的地理條件、電網結構與政治共識，與台灣存在根本差異。更重要的是，瑞士在福島事故後亦做出逐步退出核電的政策選擇，只是在過渡期內維持既有機組運轉。若只擷取「核電占比高」這一結果，而忽略其制度背景與政策演進，便難以作為台灣的直接借鏡。

此外，童子賢認為人口成長趨緩將使台灣用電需求自然停滯，此一判斷同樣過於樂觀。當前推升用電成長的主因，早已不是人口，而是產業結構：半導體先進製程、AI資料中心與電氣化交通，皆屬高度耗電且難以外移的部門。若低估此一趨勢，反而可能導致供電規劃失準，將風險轉嫁給社會。

一個成熟的公共政策與企業策略應同時考量：再生能源擴充速度、電網彈性、儲能與需求管理、核能的長期安全與核廢治理、以及民主與社會接受度。

真正務實的能源政策，並非是單選題，而是建立清楚的分工與時程。短中期內，應持續擴大再生能源、儲能與需求管理，並補齊電網韌性與土地治理；同時，若社會選擇保留核能選項，也必須誠實面對其成本、風險與治理門檻，而非以企業個案或國外片段經驗作為「逃避責任」的捷徑。

能源轉型的困難，不在於缺乏「聰明的說法」，而在於是否願意承擔完整的制度責任。 核能的真正問題是治理成本、社會信任與不可逆風險，沒有完成核廢料最終處置方案前，任何「務實」的論述都站不住腳。RE100、CFE、核能與再生能源，都只是工具；真正的考驗，是台灣能否在民主與透明的前提下，做出不逃避代價與世代正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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