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約十多年前,葉浩博士有到新北投泡溫泉,然後一個人孤獨在MOS閱讀寫東西。

 

建議MOS可和哲學家結盟  出一款哲學家咖啡 增加品牌深度系列,當你在24小時營業的MOS的二樓,半夜看到一個人在閱讀寫東西 ,不用懷疑他可能是哲學家。

 

  而政治哲學的發展已有數千年歷史,政治哲學起源於古代文明,尤其是在古希臘時期由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哲學家奠定了基礎。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由孤獨中成長的靈魂,羅素的跨領域卓著貢獻包括1.當代分析哲學、2.倫理學、3.政治、4.教育理論、5.觀念史 6.宗教研究。而《西方哲學史》是英國哲學家羅素根據其在美國講學時的講稿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也是1950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因素之一,並在獲獎演說中兩次提及該書。

 

    哲學是社會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哲學家的學說不是個人孤立思考的結果。因此試圖把每一個哲學家顯示為他的環境的產物,以籠統而廣泛的形式,具體地並集中地表現了以他作為其中一個成員的社會所共有的思想與感情的人。

 

   孤獨的哲學家羅素,反而運用孤獨的力量堅守理性主義、自由精神與人道主義,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包括投入教育工作、主張裁減核武、宣揚反戰理念、鼓吹和平主義。

 

  專長政治哲學的葉浩博士教授已展現孤獨哲學家的圖像。

 

  故我在此文特別簡介一下什麼是政治哲學。希冀台灣立法委員、議員好好學習政治哲學數千年歷史功力,為台灣人民問政提供實在基礎

 

  在西方的語言中是直指這個命題的本質、目的。我們跟政治哲學格外的遙遠。台灣這個國家整個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並未深耕政治哲學這塊。政治哲學要分析實際的政治現象,必要的時候還要掌握新的概念去描述分析當前統治的正當性的預設。比如立法權應該和行政分開嗎?誰才能取得政治權力?我們必須先能描繪,才能提出疑問,進行這些價值判斷後,還會去批評、指出不足,以及創造新的概念來討論。這些是現今台灣政治哲學發展最核心的東西。

 

  大部分威權體制的國家是不會教你政治哲學,但會強制洗腦你習近平思想,在極權國家人民就是「聽黨話跟黨走」最後走向一個名叫人間地獄的地方,現在香港發生死傷嚴重的火災,但極權中共急著恐嚇「以災亂港」消滅社會不同的聲音,相信聽話就好。

 

  而台灣這個民主國家走過威權的階段,但目前台灣人民沒有足夠的這個思辨的能力和文化,那意味著我們的民主不是用論辯、用思辨得來的,而是跟著「凍蒜」(台語)憑著自己一時的喜好去投票。這是很典型台灣民主,我們沒有完全培力出適合民主制的公民的能力。

 

  台灣民主發展的成就已是華人前三名,但完全民主化也需要長時間培力過程,政治哲學是培養這種思辨的能力。 2025年聯合國要推動哲學普及,是要因應現在變動的世界。民主社會仰賴的是大家都爭吵,但是,是理性的討論和爭吵後再來投票,而非用自己好惡或以人數對決。我們要透過討論的過程來更加理解為什麼我們自己有這些想法,以及自己是否仍繼續堅持這些想法。在絕對二元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控制下,讓我們帶著各種意見去討論國家公共議題,並且謙卑聽取別人意見。當彼此無法說服對方時,就要進入協商妥協。我要說的是,理性的人不見得就能取得共識。我們需要做很多溝通之後再來做最後的妥協,並選取我們認可的方案,但並不代表另一個方案是錯的,或是不應該存在。真正實際的政治是應該鼓勵不同人知道該如何發言、論述。我們先去釐清自己的價值排序,再去對話。

 

   政治哲學教我們的,是要提升我們對話的哲學思辨能力。

 

   政治哲學從柏拉圖到二十世紀,偉大的哲學家習慣提出一套最好的國家的模樣,羅爾斯(John Rawls)的政治哲學,是一個人的獨白。政治如果是關乎眾人之事,那應該是所有人互相說服,互相妥協。

 

  哲學家拉莫爾認為這種做法把政治哲學當成應用倫理學,好像找到個人意義上應該追求怎樣的人生,然後以此倫理去勾勒整個社會。但他也認為,政治上的相對主義也沒有理性溝通的可能性,大家都認為自己有道理,就無法轉換成一套論述,最後還是在比人數。這是徹底放棄政治哲學,放棄在公共領域溝通,也放棄了大部分政治領域上把想法轉換成論述的可能性。這樣簡單接受多元,接近虛無主義。

 

  所以政治哲學第一件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在整個爭吵的現代民主社會中去和大部分的人去對話溝通,把這些不同論述梳理好,呈現給公民,讓不同族群有溝通的可能。

 

  而拉莫爾假設有一方是亞里斯多德道德化政治,預設我們如果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意義,那我們就會知道一群人生命意義,另一方是霍布斯,霍布斯是現實主義,政治的一切只關乎比權謀和政治實力。政治和政治現實的距離不能太遙遠,要了解現況然後去進行台灣政治改革。

 

  西方的政治哲學始於柏拉圖遭遇民主創傷的傳統。哲學家很囉唆一直問問題,但社會大眾很討厭你問問題,尤其是問對問題大家都很尷尬,在政治菁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我們怎麼把國家重要的事交給漠不關心,甚至好吃懶做,整天唱《大展鴻圖》貪求財色權的社會大眾?民主的實踐處死了蘇格拉底,從此西方人不斷尋找如何讓民主更好運作的方法,比如公民哲學教育。

 

  柏拉圖開啟了一個很奇特的書寫傳統,他從頭到尾都在寫別人,就有人認為柏拉圖意識到政治哲學是菁英高人的詰屈聱牙式哲學,是危險的,真正的政治哲學只有少數人能懂,一般人只能看表面的意義。拉莫爾很討厭這類的政治哲學,當代的羅爾斯也是這類型的,好像政治哲學是一種密宗的哲學。

 

  台灣社會大眾對哲學家有很多不同的想像:當君王、當國師、當內閣、當幕僚、當批判社會的人。接下來可能就要成為文青。在這過程中,促成了一件事,拿破崙引進高中哲學。提升所有人的教育水準,讓每個人都會政治哲學,這樣我們就不需要君王了。這就是當前聯合國的做法。

 

但拉莫爾認為應該要做的政治哲學都不是以上的做法,政治哲學家應該要當的就是一個好公民,幫社會整理不同差異論述,站在這塊土地上了解各種爭議。

 

在政治哲學學院中有三種不同類型的學者:

  第一種,政治思想史,只去讀別人如何回應他們的時代,而不關心自己的時代。

  第二種,純抽象的政治哲學,例如羅爾斯。

  第三種,在英國稱為「政治理論」,也是哲學與公共政策的交集。

 

  對拉莫爾來說,真正的哲學是中程理論的思維,從實際政治現實去萃取。當前社會結構一定有支撐此結構的想法,要從實然到應然,要從理解現狀開始做起。

    Thomas Piketty認為,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是一個穩固的社會,且能看到貧富差距的存在,那一定有一套論述去解釋這種狀態為什麼是合理的。每個不平等的社會,一定有一個把不平等合理化的論述。我們要先掌握這個論述,才能瓦解它。並非每個社會對「正當性」的理解都是正當的。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看到有一個人失敗,那我們會說,他很可能懶惰。但如果這個人不懶惰,那我們就會說,那可能他沒天份、運氣不好、上輩子沒燒香……這些說法都是針對「不平等」的解釋。當我們認為窮人不關我們的事,認為努力就會有所得,這其實是把焦點放在個人。

 

  政治不是道德的應用,政治也不是為了立法。法律本身就會消除掉很多討論爭議的可能性。拉莫爾主張這三者要分得很清楚。很多人把這混為一談,對他來說這是很危險的。

 

  我們也要考量柏拉圖的擔憂:年輕人缺乏社會經驗,就直接讀哲學是危險的。在沒有適當的帶領下,就會阻斷了真正對話要退後、反思的可能性。如果我們在教育上從小就開始教這些東西,那在投票時就很有可能可以提出論述。政治哲學家必須做這些,才會有「政治」,也才會有「政治哲學」。

 

  約漢・彌爾(John Stuart Mill)區分活的真理和死的教條。如果我們不知道民主怎麼來的,以及要維護它多困難,那它充其量就是死的教條,我們就無法捍衛它。拉莫爾要的是用哲學讓民主成為活的真理。

 

  藉由本文我倡議台灣這個國家的立法委員、議員能有哲學家的思考素養和思辨能力,特別是在各大政策議題問政,政治哲學有數千年歷史的功力,可做為民主代議士問政基礎,當普羅台灣社會大眾看到電視新聞上立委、議員有政治政治哲學力量的問政,也會學習到這樣的思考和行為模式,為台灣這個國家和世界的人民做出實質貢獻。

文.張天泰

                      (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