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成式 AI、深度偽造與跨國詐騙集團高度專業化的今天，資訊風險早已突破傳統資安的範疇，面對假冒政府機關、偽裝金融機構，以及各種能精準模仿親友語音與影像的詐騙手法，現下社會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安全」的網路，而是更「可信」的資訊環境。為此，全球最大反詐騙聯盟 GASA（Global Anti Scam Alliance）匯集全球超過百個政府機關、警察系統、科技平台與金融企業，透過跨國合作共享詐欺手法與偵測技術，並建構更具前瞻性的全球打詐網絡，並歡迎民間企業加入合作，而日本總務省也同步推動「DIGITAL POSITIVE ACTION」（DPA）官民協作計畫來共同防詐。DPA集結平台公司、電信業者、IT企業與民間組織，共同投入資訊素養教育、內容真偽辨識、假訊息回報機制與信任標章推動，其核心理念在於資訊的信任，也就是面對此等問題，政府不是單兵作戰，而是與民間並肩建立「安心且安全的數會社會」。
日本透過 GASA與DPA的雙軌並行，形成國際合作與國內治理同步強化的資訊信任架構，這揭示了在 AI 時代面對詐騙最有效的方法不是事後亡羊補牢，而是事前建構「信任治理」能力。反觀台灣，詐騙金額逐年攀升，假投資廣告與冒名網站在各大社群平台氾濫，然而現行防範制度主要聚焦在「系統安全」，較少涵蓋資訊真偽驗證、冒名偵測、平台責任、風險資訊共享等屬於「資訊信任治理」的核心機制。因此，台灣必須儘速推動資訊信任法制，包括政府機關資訊的可信來源標章、平台對偽造廣告與假冒帳號的強制下架義務、跨機關與跨平台的風險資料共享，以及要求高風險機關與企業設置「防詐營運中心（ASOC, Anti-Scam Operation Center）」。
日本透過 GASA與DPA的雙軌並行，形成國際合作與國內治理同步強化的資訊信任架構，這揭示了在 AI 時代面對詐騙最有效的方法不是事後亡羊補牢，而是事前建構「信任治理」能力。反觀台灣，詐騙金額逐年攀升，假投資廣告與冒名網站在各大社群平台氾濫，然而現行防範制度主要聚焦在「系統安全」，較少涵蓋資訊真偽驗證、冒名偵測、平台責任、風險資訊共享等屬於「資訊信任治理」的核心機制。因此，台灣必須儘速推動資訊信任法制，包括政府機關資訊的可信來源標章、平台對偽造廣告與假冒帳號的強制下架義務、跨機關與跨平台的風險資料共享，以及要求高風險機關與企業設置「防詐營運中心（ASOC, Anti-Scam Operation Center）」。
而其中，ASOC是台灣目前最急需補強的制度，因為它的功能不只是偵測假冒網站、Deepfake與假廣告，更必須能與社群平台建立通報與下架的即時合作，並直接與警政機關、金管會、電信業者交換風險資訊，成為數位防詐的前線雷達與反應中心。
AI 時代的資訊風險具備速度快、跨境性強、手法產業化三大特徵，若我們仍停留在傳統資安思維只會在偽冒浪潮中疲於奔命，因此台灣必須從日本的經驗深刻理解，打詐不是單純的警政工作，而是全國性的資訊信任工程，唯有加速建立官民協作的資訊信任體系，並以ASOC為核心基礎建設，才能打造讓人民安心、讓國家穩健的數位環境。
AI 時代的資訊風險具備速度快、跨境性強、手法產業化三大特徵，若我們仍停留在傳統資安思維只會在偽冒浪潮中疲於奔命，因此台灣必須從日本的經驗深刻理解，打詐不是單純的警政工作，而是全國性的資訊信任工程，唯有加速建立官民協作的資訊信任體系，並以ASOC為核心基礎建設，才能打造讓人民安心、讓國家穩健的數位環境。
文/鄭明政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