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美國國會一直被批評助理流動率高，但原因從來不神祕：高工時、巨大壓力與偏低薪資。問題核心在於助理薪水並非獨立預算，而是被納入眾議員的「議員津貼」(MRA)之中。MRA用途繁雜，既要支付助理薪水，又要負擔辦公室運作、差旅、選區服務等大小開支；在每位議員平均僅約190萬美元的年度額度下，除非議員願意削減自身公務花費，否則助理薪資自然難與民間相比。

因此，美國國會歷年來雖多次改革MRA的計算公式與使用規範，使其更符合物價、地理距離與行政需求，但有一項原則從未改變：全面透明、逐筆核銷。不論是薪資、影印、郵件費、辦公用品、差旅，所有開支都必須留下「憑證」；剩餘款項更須全數返還。此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保護公帑不被濫用，確保議員對選民負責。

事實上，美國近年也有助理因竄改薪資遭判刑，就是因為MRA財務公開，使不法行為無所遁形。哈佛學者也強調，凡是涉及議員自身利益的立法，更必須強化監督機制，避免外界事後還得挖掘是否存在不當利益。

回看國內，當立委陳玉珍提出修法，主張將立委補助費改由議員「統籌運用」並「免檢據核銷」，其精神不僅與MRA背道而馳，更是直接抽掉民主政治的最低倫理要求：用公帑，必須留痕跡。

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制度可以放寬、流程可以簡化，但透明與問責永遠不能退縮。台灣納稅人同樣有權追問一句：立委補助費若免檢據，人民又要如何確信這筆錢沒有被用在不該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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