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灣防詐口號滿天飛，「全民打詐」幾乎成為政治人物的標準宣示。但在雷厲風行的打詐政策背後，卻潛藏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那些被詐騙集團利用的民眾，往往不僅失去財產，還被制度二次懲罰。
近期，一名男子疑因捲入投資詐騙，帳戶遭凍結、提款卡受警示，最終走上自殺一途。警方雖排除他殺，但其留下的紙條內容令人心碎：「錢被取走、卡不能用。」這不只是個人的絕望，更是制度失衡的警訊。當被害人被迫為制度的懶惰付出生命，我們必須質問：現行法律究竟在保護誰？
法律方便了誰？
現行防詐架構將「帳戶名義人」視為第一層可追責對象。對執法單位而言，這確實「最有效率」：追凍資金、封帳戶、標警示，一切有章可循。然而，法律的效率若以犧牲無辜者為代價，就變成制度的暴力。
許多所謂「人頭帳戶」並非惡意出租，而是遭詐團誆稱為「理財操作」「委託代收」而被誤導；也有民眾被盜取個資、遠端登入而不自知。這些人原本就是詐騙的受害者，卻在司法與金融系統中再次被標籤為「加害人」，甚至被迫賠償他人損失。這種邏輯方便了執法，卻踐踏了正義。
制度的盲點：把被害人當替罪羊
打詐政策過度聚焦在「追責」與「數字績效」，忽視了被害者修復。許多銀行為避免風險，寧可凍結帳戶、拒絕開戶，也不願建立被害鑑別機制。
結果是，真正的詐團逍遙海外，而國內被害者卻被制度困在經濟與信用的泥沼中，被凍結資金、被拒絕往來、被貼上「有問題的帳戶」標籤。這種「懲罰受害者」的政策邏輯，不僅違反比例原則，更暴露了國家治理的怠惰：不去追真兇，只懲罰最容易抓到的人。
當一個失去積蓄的被害者，還要為別人受騙的錢負責；當他被銀行拒絕開戶、生活陷入困境時，制度已經從防詐變成壓詐。
法制修正方向：讓制度回到人的尺度
一、建立被害人鑑定制度。
應由地檢署、金管會與銀行公會共同設立鑑定程序，明確區分「被利用受害者」與「惡意共犯」。被害者經認定後，應立即解除凍結、恢復信用，並免除民事連帶責任。
二、設立緊急生活救濟機制。
對帳戶遭凍結的被害人，應准許提領基本生活費，避免司法偵查期間家庭斷炊。制度不能讓「調查」比「人命」更重要。
三、修法納入誤信免責條款。
若民眾能舉證為被詐騙指示操作、非故意協助犯罪，法院應得免除刑事責任與民事賠償。這不只是法律技術問題，而是基本人權的保障。
四、建立詐騙被害人修復基金。
以沒收之詐騙不法所得成立基金，用於被害人財務重建與心理輔導。現行沒收金多流向國庫，卻鮮少回饋真正受創者，這是制度應徹底反省的道德黑洞。
重構打詐政策的價值觀
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傾向「責備受害者」，從「誰叫你貪心」到「上課要繳學費」，這種輿論態度與制度邏輯交互強化，讓被害者在經濟與心理上都被孤立。
真正有效的打詐，不只是科技破案與法條嚴刑，更應包括社會支持與心理復原。當政府誇耀破獲多少詐團、凍結多少帳戶時，也該問問，有多少無辜者被凍結了尊嚴？
防詐不能變成懲罰的循環。當制度無法區分罪與被害、冷漠取代了救助，國家就成了詐團之外的另一種暴力。
近期因詐騙而自殺的男子，是制度悲劇的具體化。打詐應該是保護人民，而不是壓垮人民的政策。若國家只在乎數據與宣傳，而忽視法律背後的人的苦難，那麼防詐政策將永遠停留在表面。
真正的正義，不在於誰被懲罰，而在於誰被理解與重新被接住。法律該伸出的，不是指責的手，而是救援的手。
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