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就不該再借用《民報》的招牌。當一個曾經承載時代風骨與民主奮鬥的名稱，被挪用在今日的政治操作或媒體經營時，留給後人的印象不再是前輩的志業，而是模仿、消費與自我包裝。令人心痛的，這次對歷史品牌的再利用，非但沒有傳承價值，反而成為對過去的一種污名化。
「民報」在台灣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代表的是白色恐怖年代的勇氣與抗爭，是民主運動者以新聞為武器、挑戰威權的象徵。這樣的歷史記憶，理應被全體國民共同珍惜，成為全民的文化資產。然而，今日卻變成少數人用來標榜正當性、壯大品牌的商標。這不僅是對歷史的不敬，也是對前賢的背叛。
歷史的記憶需要尊嚴，而不是商業化的操作。就像《自由時報》當年誕生於解嚴年代，有其時代背景與精神象徵。如果未來有人刻意再造一個「自由日報」、「新自由報」，卻脫離原本的民主脈絡，僅僅作為政治派系的宣傳工具，那麼這樣的傳承只能是對歷史的消費。
文化資產的真正價值，在於啟發後人，而不是提供既有名號的光環。歷史人物的精神與業績，本來就應該留在歷史典籍與公共記憶中，讓人民緬懷、檢討與反思。把它當成商標，無異於把辛酸的抗爭經驗包裝成市場商品，行銷給今日的閱聽公眾。這樣的做法既膚淺，也是極其不堪。
筆者深知要為一個組織取名的艱難。但正因如此，我更明瞭，屬於一個世代的理念，必須由這個世代自己命名、自己建立。借用舊的名稱，或許能省去宣傳成本、蹭滿歷史光環，卻會失去最重要的創造力與誠意。換言之，如果我們放棄了獨立思考與命名的能力，未來的文化資產就會停滯在抄襲與複製之中，更是失去了這個世代的創造與意義。
台灣社會正處於文化積累的重要時刻。經歷數十年的民主轉型，我們應該鼓吹新世代用自己的語言、符號與組織，去表達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歷史上留下真正多元而有機的文化資產，而不是一再重複使用前人留下的名字，最後淪為蒼白的模仿與消費。
綜言之，歷史不應該成為某些人的品牌，而應該屬於全民的共同資產。任何招牌的再利用，都是對歷史的輕忽與怠慢。唯有尊重前賢貢獻、創造自我價值，台灣的文化資產才可能真正地向下扎根、不斷累積，進而能成為後世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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