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總統川普4月2日實施對等關稅政策以來，儘管引發諸多國家不滿，相關國家仍陸續進行談判，意圖爭取關稅減免。若從貨幣政策與國際金融結構的角度觀察，美國此舉背後實非單一貿易利益訴求，而可能蘊含更深層的戰略思維，意在利用關稅作為談判槓桿，以促成他國貨幣政策上的讓步。本文擬從「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出發，探討川普關稅政策背後之經濟邏輯與其對全球貨幣體系的潛在影響。
特里芬困境，源自於經濟學者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於1960年代的論述，指當某一國家的貨幣擔任全球儲備貨幣時，勢必需長期對外輸出資本，維持國際流動性。對美國而言，為確保美元的全球通用地位，需不斷透過進口商品、對外投資、購買外國資產等方式向全球提供美元，長期造成貿易逆差與財政赤字，進而削弱其出口競爭力與製造業發展。
我認為川普政府推行高關稅政策，表面上主張建立「公平且對等的貿易體系」，實則可能意圖透過施壓貿易夥伴，在維持美國資本輸出的同時，爭取外國貨幣升值，進而促使美元貶值。若能達成此目標，將有助於縮減美國貿易赤字、提升出口競爭力，並吸引國際資本回流，緩解特里芬困境所造成的內外失衡。
根據數據，截至政策實施初期（至當年四月），日圓、韓元與新台幣等亞幣已出現明顯升值趨勢，分別上漲約10%、3.61%、與2.39%。然而，這種以關稅換取貨幣升值的策略亦潛藏高度風險。一方面，過高的關稅可能最終轉嫁至美國消費者與企業，造成物價上漲與生產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各國實施報復性關稅，引發全球供應鏈動盪，企業因應成本波動而遷移生產基地，加劇全球經濟的不穩定性。美國短期內雖可能取得策略性成果，然長遠而言，恐面臨全球經濟秩序重組與制度失衡的代價。
台灣作為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體，其脆弱性於此國際趨勢下尤為明顯。以科技製造與半導體產業為經濟命脈，台灣在幣值升值情況下，出口動能將遭受抑制。此外，2022年台灣因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且經常帳盈餘占GDP比重超過2%，遭美國列為「匯率操縱國」觀察對象，導致台灣貨幣政策空間受限，國際金融操作愈加受制於大國角力。
綜合觀之，川普關稅政策應被視為調整全球金融與貿易權力結構的戰略行動，其目的在於重構美元地位下的國際平衡、緩解特里芬困境，而非單純經濟保護主義操作。然而，此種以單邊關稅手段推動全球貨幣調整之作法，不僅對美國內部經濟結構形成挑戰，更對全球經濟合作秩序構成威脅。未來國際社會如何回應此類貨幣與貿易交織的新型經濟政策，並探索多邊機制下更穩定的貨幣協調架構，將是各國決策者與學界值得深思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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