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時任第45任美國總統川普推動的「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是當代美國財政政策的轉捩點，為90年代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稅制改革。該法案大幅調降企業與個人稅率，將企業所得稅從35%降至21%，同時調整個人所得稅級距與扣除額，旨在激勵企業投資、吸引海外資本回流，並提振「美國製造」。當時政策效果獲得市場正面反應與選民普遍支持，初期視為成功稅改。
然而，實證資料顯示，雖然該法案初期確實帶來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與企業獲利提升，但其長期效果卻飽受爭議。因為多數企業在減稅後的資金多數未投入擴廠增資與雇用人力，而是將節稅後的資金用於股票回購與分紅，無助於勞動階層的薪資增長。更為關鍵的是，該稅改措施導致十年內聯邦稅收減少近兩兆美元，擴大美國財政赤字與債務負擔。此外，2017年美國所得稅減稅制度的稅制優惠大多傾向對富人有利，對高所得者與大型企業的減稅幅度遠高於中低收入階層，使得所得分配更加不均，進一步加劇美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原本應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稅制，反而助長財富集中，稅制不公平的問題也成為後續爭議。
如今，2025年川普重返白宮後，除自年初起發布一連串與各國的雙邊關稅政策以外，4月底亦與財政部長會談後透露，有意於2025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前推出新版的國內減稅法案政策。相較2017年版本，川普此次計劃更具體提議小費、社會安全金與加班費等免稅項目，以擴大基層選民的支持。然在財政支出與稅收矛盾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川普2025年新版減稅法案若未搭配有效且具體的財源，恐進一步惡化財政穩定性。
最直接造成的關鍵性連動因素，外界是擔憂所得稅收的財政缺口，會轉向由關稅收入來補足。川普擬實施所得稅的減稅政策，或可能讓美國GDP成長，並創造就業機會；但若加上全球高額關稅，則可能反向導致GDP下滑，同時也是減少就業機會。此「一正一負」的政策組合對整體經濟的淨效益仍具高度不確定性。除了恐引爆新一波關稅報復的貿易衝突，加劇全球經濟不穩，可能重演全球經濟蕭條的金融動盪外，關稅將推高進口商品成本，轉嫁至終端消費者，直接壓縮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費能力，並可能引發通膨壓力。因此川普若將稅收政策與關稅財源掛鉤，關稅恐將成為「變相的消費稅」，由一般消費者承擔的經濟代價可能大於其財政效益。
在過去的中美貿易戰期間，台灣曾一度受惠於轉單效應，但若川普推動全球高額關稅、且未與台灣協商建立例外協議，則我國對美出口亦將面臨成本上升與競爭力下滑的雙重壓力。特別是台商在中國的生產基地，若遭視為「中製商品」，其產品將面臨極高的關稅衝擊。川普擬行的新減稅政策與高關稅的經濟戰略，無疑將帶來多重挑戰與不確定性。台灣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電子、半導體、機械與汽車零組件等關鍵產業供應鏈。一旦美國重啟貿易保護主義，全球供應鏈將再次重組，台灣企業須迅速調整產地布局與客戶結構。
時值全球貿易混亂之際，山雨欲來風滿樓，在此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經貿環境中，與其試圖預測單一結果，不如提前針對各種情境制定彈性策略。如同我們在討論量子力學理論，【光】是「波」還是「粒子」？你是認同薛丁格的貓既生且死？還是贊同愛因斯坦的上帝不擲骰子的確定論？
對台灣而言，面對未來潛在的美國稅改與貿易政策變化，應積極推動產業升級、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拓展多元市場，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同時，亦應強化與美方的經貿對話與合作，爭取在未來關稅政策中取得有利位置。台灣位在全球產業鏈與地緣政治的交會點，應盡速洞察美國政經政策轉向的深層邏輯，並從制度設計、產業轉型與國際佈局多方面做好準備。不論【光】是「 波」還是「粒子」，抑或是兩者兼具，我們都應具備如蘇軾《春江晚景》所形容的「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敏銳洞察力，從容面對變局。
(文/ 傅馨儀，執業律師，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經濟法博士後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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