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立委於質詢時指出移工的人頭帳戶成為詐騙的溫床，目前移工有70幾萬就有8萬個移工逃逸，平均每個移工有3本帳戶，一本帳戶可以賣到30萬到40萬。台灣高等檢察署日前親自出面，會同金管會、勞動部、內政部舉行跨部會會議，由移民署提供移工出入境的資料給聯徵中心，讓銀行能進行批次查詢，以有效鎖定相關帳戶，一旦查出金流異常，即可予以凍結。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詐騙集團為保護其不法利益，可能採取更加極端的反制措施。這些措施不僅包括對金融系統的操縱，更嚴重的是，對人頭帳戶持有者進行更嚴格甚至殘忍的控制。這種趨勢不僅嚴重侵害個體的自由和人權，也將詐騙犯罪推向更加隱蔽和專業化的境地，大幅增加了打擊工作的難度和複雜性。這一變化反映了一種深刻的負面邊際效用，即在強化法律監管以保護人民生命和身體安全的初衷中，反而可能加劇了犯罪行為的嚴重性和隱蔽性。

       詐騙集團為逃避政府的打擊，可能會採取更為隱蔽的犯罪手法，包括但不限於對移工或其他弱勢群體進行身份盜用、強迫或誘騙其成為人頭帳戶的持有者。一旦這些帳戶被用於非法活動，詐騙集團便可能對這些無辜的帳戶持有者施加威脅或暴力，以確保其沉默或繼續合作。這種對個人的控制和剝削，不僅侵犯了他們的基本人權，還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全感和不公平。

       更加令人擔憂的是，隨著詐騙手法的專業化和國際化，打擊這些犯罪活動的難度進一步加大。詐騙集團可能利用高度專業的技術手段和國際犯罪網絡，使得追踪和打擊變得更加困難。他們可能在全球範圍內利用虛擬貨幣去中心化特性操縱不法資金，或利用跨國的法律和監管差異來進行活動，從而使單一國家的打擊行動受限。

       台灣近二十年的詐欺犯罪發展史清楚展現了一個趨勢：在受害源不斷擴大且成本與風險相對未增的情況下，犯罪活動供給應運而生，從中獲取暴利。正如俗語所言，「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無人做」，這種犯罪活動之所以蓬勃發展，是因為它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政府雖然積極致力於應對這一挑戰，但其努力主要集中於戰術層面，專注於打擊犯罪的供給面。然而，在金融及電信制度逐步開放以迎合經濟發展自由化的大背景下，犯罪供給得以利用這些外部環境的優勢，形成了專業分工的犯罪生態系統，而這一發展暴露了政府在打擊詐欺犯罪策略上的局限性，我們需要更全面和跳脫既有思維框架來解決問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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