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曾有矇矓之美，號稱霧都。其實倫敦霧主要來自燃煤的汚染。當時英國的國會議員人手一張手帕摀着鼻子疾走進入國會議事，習以為常；窗外橋下灌飽工業廢水的泰晤士河野生鮭魚和河鰻即將絕迹。今天的事後諸葛亮仍很難想像許多那個時代的英國人並未察覺自己生活在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浪潮裡，遑論具備環保和生態平衡的基本知識。既無知也無辜。

即使目光如炬、備受尊崇的《國富論》作者、產商學政交遊廣濶的 Adam Smith 至死都未嘗意識到自己活在工業革命的黎明。大約十年前有誰察覺到石油時代即將被半導體取代 一一 當時油價高企，媒體紛紛援引專家學者探討全球石油儲量告竭的時程。

環保意識在西方社會的普遍覺醒大約始於 1960 年前後，主要的關注與推動力量來自民間。經過漫長的投入，倫敦不再矇矓，鮭魚和河鳗也重現泰晤士河。台灣随後的經濟起飛造成的工業污染也催生一些環保意識。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戒嚴時代依法不許民間集會結社，自行組織環團當然冒犯政治忌諱。既無環團的壓力，黨國壟斷體制的政府自然不把環保當一回事。何況環保意識和知識普遍欠缺、不受重視，成本考量第一的工商界亦不樂見，人人只關心股市翻紅、日進斗金，其他事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

民主化以後環團在台灣才開始壯大，其發展過程類似西方國家。理論上，環團比任何其他民間組織更容易佔據道德制高點，說服力更強，轉型成政黨的選票基礎理應最廣佈。但成就卻不如工運。

早在環保運動出現之前，西歐的工運多已成功轉型為足以執政的主要政黨。讀過狄更斯的小說便不難想像當年勞工的處境；如果沒有工運，人類大概不成其為人類了。不幸，儘管工運已經成熟到能獨當一面執政，立意良善的工會組織發展過程仍一波三折；畢竟抑強扶弱、削富濟貧的道德正義招牌，誰不想要？嚴重的狀況下有些工會竟遭黑道或假公濟私的工運人士挾持綁架，用來自我漂白、敲詐資方或突出自我作為從政的跳板，甚至直接干政。而護航的左派秀才往往理論基礎紮實，頭頭是道、言之鑿鑿。於是被垢病為 British Disease （英國病），還傳染到澳洲工會。

迄今，能長期與主要政黨分庭抗禮、參與執政的環團應屬德國綠黨最成熟。其他國家的環團大多除了自限於 one issue party 以外，環團内部的路線/權力之爭以及借題發揮，或唱高調無限上綱、或雞毛當令箭小題大做，自以為是而自我折損了說服力和公共信譽。結果大多自我鎖定在因題設案、巨嬰式的抗爭，提不出高瞻遠矚、具可行性的替代方案；儘管立意良善，看在執政黨和許多選民眼裡卻活像麻煩製造者，來鬧的。看在反對黨眼裡則渾似有用的白痴，送槍來的聖誕老人。

這次藻礁之爭國民黨還是把選民當傻瓜，又幸災樂禍自以為撿到槍。更犯傻的是自作聰明又從故紙堆裡抄出「以核養綠」，彷彿當年推動總統直選時馬先生一廂情願想瞞人耳目的「委任直選」。

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證明環保課題很大程度與能源及資源的規劃管理、制度系統以及 business practice 分不開，事實上它是整個國家資源規劃的一部份。可惜大多數政府和環團往往都把環保課題孤立對待，導致本來就是相輔相成、完全可以客觀的科學專業去合作處理的環保課題搞到政治化對立；於是看在環團眼裡，不負責任的執政黨是混蛋，負責任的執政黨則可以軟土深挖。

同樣是建設性的社會運動，政府的角色在環保與工運方面有本質上的不同。勞資糾紛宜由工會代表勞方與資方談判協調解決，政府最多只做公親不宜介入。環保課題則政府是職責所在的唯一事主，必須從全局考量的角度主動進行結構性的超前佈署，不宜當做一時的政治危機處理。否則環保糾紛層出不窮，永遠搞不完。

台灣選民對環保和生態環境尤其居住環境品質的要求只會越高，對任何政黨都是建設性的鞭策。不能自我調整的政黨當然經不起考驗。環團如果能長大成熟發揮襄助、合作、監督、互補的功能，甚至能說服選民授權參與執政、負起責任，而不只是高唱反調，則台灣可以比瑞士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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