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說：「被殺的不是我的家人，所以我可以說出這些話。」

但正是因為被殺的不是我的家人，我更必須維持一定的理性。法理雖無情，但人終為感情，所以公平與公正，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所得到的平等。  

前些日子鐵路警察李承翰被刺死案，二審台南高分院日前改判鄭姓凶嫌17年，服刑期滿再強制監護5年。凶嫌一審精神鑑定醫師沈正哲不認同判決，臉書發文表示不再接鑑定工作。

我知道社會大眾對於「殺人」這件事情都非常的畏懼，甚至還有那麼些的恐慌，殺人償命似乎也是天經地義，但是為什麼台灣過去判案中跟精神疾病扯上關係就減刑或無罪。

這必須說到我國刑法第19條之規定：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前兩項規定，在故意或過失自行招治者，不適用之。  

 因此行為能力當下的狀態非常重要，相信大家都有看過《我們與惡的距離》， 也都知道「鄭捷案」，警察李承翰一案跟鄭捷的相似與不同之處又在哪？

相同處犯人皆有罹患精神疾病，李承翰被刺死案中被告「鄭再由」於99年診斷罹有思覺失調症，而鄭捷則是有B型人格障礙，導致判決結果在於各別行為當下的精神狀態，鄭再由在犯案後表示：是因有人要惡意謀害他，從而詐領保險金，故前往台北進行報案，而購買水果刀也只是為了防身使用，沒想到在搭乘火車途中遇見警察李承翰，並在當下認定是派來謀殺他的從而用水果刀刺向李承翰。  

 而鄭捷則是在犯前就已經先至超市購買刀械後，從江子翠站出發搭乘至國父紀念館站後，在返乘回龍山寺時犯案，而鄭捷在當時是以「預謀犯案」，在案前就已經估算好站與站之間的最長距離，並挑選該路段行兇。因此符合刑法第19條第三項，判處死刑。

雖同樣皆為殺人罪，但其行為能力當下為主要重點，試想今天你無法控制自身行為時，眾人為何又因判罪於你？在過程中你是否也是位被害人。 

換位思考以本人在高中期間罹患非特定的情緒障礙症為例：

當時因之導致我社交萎縮，甚至對於人群會有恐慌，縱使我知道只是普通的談話音量，但在我耳裡卻又莫名的被無限放大，為了不跟同學發生衝突，我所做的就是遠離人群，我明明知道同學沒幹嘛，但就是覺得可怕、覺得畏懼，甚至覺得所有的談話都是在攻擊我，但是我能控制嗎？我想⋯⋯但是我做不到。

雖然當下社會對於此類重大案件過於感情用事，容易將問題上升到情緒層面。但是，我希望大家對於進行審案的審判長、檢察官、律師、鑑定醫生能給予最大的尊重，我相信會做這些吃力不討好工作的司法人員，心中也是為了天秤的平衡而存在的，你口中的恐龍很多時候只是因為你太過於用感性是看待事情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