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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謊言的二部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人類透過科技開始開善生活,當時人們對未來有些期待,但是戰爭讓人意識到原來之前的樂觀只是天真。戰爭慘痛讓很多人思考該如何打造「烏托邦」,不同的極權也開始浮現。

 

阿道斯·雷歐那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在1931年寫了《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描述社會如何透過給予人民感觀上的享受,享樂痲痹了判斷力,最終放棄自主權,讓國家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在二戰結束後,看見共產主義仍在發展,在1948年寫下了《1984》描述了一個高度監控的體制,透過操弄訊息讓人無法判斷,痛苦恐懼迫使不同想法的人屈服,極權抹煞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選擇愛誰都不行,最終只能「愛」體制的領導。

 

乍看之下兩本書似乎不同,前者用享樂痲痹自主權,後者用靠恐懼壓迫人民,這兩個對於極權的「預言」有截然不同的警示。不過,仔細來比較,阿道斯似乎描述是極權開始發展的狀況,而喬治描述著極權已經掌權的狀況。若把兩本小說一起來看,似乎描述極權取得與維持政權的先後順序。阿道斯就是描述「極權」如何用利益詐騙人民放棄自主權,而喬治描述極權如何扭曲人性,讓人失去盼望來維持政權。

 

若是以這兩本書來觀察中共政權對外的與內的態度不難看出中共慣用的伎倆。對於還沒有掌控就端出很多紅利,中共不斷利誘至於是否會實踐就不一定了。在臺灣,經濟已經高度依賴中國,仍有許多人說要更加依賴中國才能賺大錢,目標就是要透過賺錢讓臺灣放棄主權,只要接受中共版的一個中國才能拼經濟發大財,就是阿道斯所描述的《美麗新世界》,似乎臺灣有些人或許已經嚐到甜頭了。然而,了解新疆狀況就看見小說《1984》直接呈現在我們眼前,人可以沒有理由的被消失,任何基本的人權都變成奢侈。

 

香港回歸後慢慢的往《1984》發展,而「送中」就是馬上讓香港變成《1984》,稍有判斷力的都應「反送中」,然而在中共體制下所有得利的人都不能表達自主意見,所以有人「按讚」就被抵制,梁家輝表示「做為一個電影代表,我沒有資格講這些」,本名陳港生的成龍曾直言臺灣民主選舉是笑話,但對「反送中」一問三不知,臺灣也常有人需「認主歸宗」。很多人不論是為了利益、保護自己或是保護同事,已經失去表達的自主的「資格」。

 

所有極權制度中可能又以共產政權最為邪惡,因為極權打壓人權,共產主義還破壞人與人的關係,在共產政權中,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只有鬥爭,沒有道義只有權力。實際上,不論是死傷慘重的程度或是之後否認的態樣都讓人嘆為觀止。當中共宣稱50年不變,卻很早就一點一點的改變香港。反對改變兩岸現狀,卻不斷打壓臺灣國際空間,因為對中共來說,信任本來就不存在。一但了解共產主義就是視權力及壓迫為真理的體制,自然就對善意不抱持希望,所以當中共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稍微從歷史判斷就知道不可信。

 

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尊從共產主義並為蘇聯從軍,最後卻因被俘擄過而被送至古拉格集中營。面對共產主義的背叛,他不怨天尤人,選擇反省自己如何走進謊言,而寫了《古拉格集中營》紀錄集中營的故事。蘇聯最終無法隱藏事實,這本書問世後讓更多明白共產政權邪惡的本質,也讓西方政府更積極對抗蘇聯。面對邪惡政權,亞歷山大說 :「當有一個人不再活在謊言中就可以擊潰暴政」(one man stopped lying could bring down tyranny)。被甜頭痲痹的人要先清醒,跟被壓迫的人ㄧ起發聲。臺灣或許沒有強大到可以影響中共,但當世界各國開始協助香港與中國人民時,我們如何用選票督促政治人物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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